佳士得珠宝部国际主管Rahul Kadakia表示：“这是一段鲜活的历史，触手可及”。此珍藏可以追溯到近500年前于印度次大陆建立政权的莫卧儿王朝（Mughal，1526-1857）。
这一堪称毕生难得一见的珍藏包括近400件奇珍异宝，汇聚了钻石、蓝宝石、祖母绿、红宝石以及拍卖史上最为精致典雅的珠宝饰物、剑与匕首，这些珠宝和器物中的大多数都曾被印度贵族和王室使用过。
印度的珠宝文化之所以如此丰富且历史悠久，一定程度上是自然环境影响的结果。戈尔康达矿区（Golconda）出产最高等级的钻石；喀什米尔（Kashmir）出产最为珍罕精美的蓝宝石；而最佳品质的祖母绿则从哥伦比亚经由葡萄牙统治下的果阿港口，通过商贸交流来到印度。
在莫卧儿王朝的传统中，珠宝是阐明自身权威不可或缺的重要物件，众多来自莫卧儿王朝的历史证言都可以表明统治者对于宝石稀有性、物理属性和出处的格外重视。
帝国珠宝和珠宝饰物的时尚潮流受到本地、地区和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这一点在珐琅工艺的运用上得到了明显体现。该工艺很可能是由西方使节们赠送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珠宝传入印度宫廷的。从欧洲珠宝商引进的宝石切割和金属加工技术中，西方技艺对印度王室珠宝的影响也可见一斑。欧洲珠宝商们受到了皇室的欢迎，随后他们也在一些王室的珠宝工坊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十九世纪后半期，他们还参与到珠宝设计之中。
印度王室珍宝
在众多印度王室珍藏宝物中，一枚镶嵌钻石的白金jigha（头巾装饰）格外引人瞩目，它可能曾被一位地位崇高的大君在正式场合穿戴过。
曾几何时，印度国库中最精美的宝石都被镶嵌于令人惊叹的珠宝作品中，供统治者佩戴。下图中的项链（kanthu）镶嵌有七颗贴金箔祖母绿，搭配金质镶座，宝石之间被一簇簇钻石分割开来。
这条项链诞生于十九世纪中后期，反映了这一时期印度亲王之间的社交互动和关系，而对于珍奇珠宝的所有权则在这些关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珠宝饰物
短片中出现了一个金质笔盒和墨水瓶（1575年-1600），其上镶嵌有钻石、红宝石和祖母绿。墨水瓶对于中世纪的伊斯兰国家具有礼仪性质上十分重要的象征意义，是王室和政府地位的标志。
由于《古兰经》书面文字所具备的重要性，墨水瓶和笔盒在穆斯林文化中有很大的象征意义。笔盒是苏丹及其首席部长们才能拥有的珍贵物品，而王室使用的笔盒则代表着不断学习和巩固权威的实践。
在莫卧儿王朝时期，帝王们将珠宝笔盒和墨水瓶套装视为至高荣誉的标志。
嵌祖母绿、红宝石和钻石的金质笔盒和墨水瓶（Davat-I Dawlat），墨水瓶下方刻有一只神鸟（hamsa）。德干，印度中部，16世纪后期
此珍藏中有不计其数的亮点，例如一把来自坦加布尔（Tanjore）或迈索尔（Mysore）的匕首，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790年至1810年之间。这把匕首的金质手柄呈现精致的yali（印度神话生物）造型，这是一头狮首神兽，常见于印度南部的建筑设计中，并采用kundan工艺镶嵌精美贴箔盘形切割钻石、凸圆形红宝石和凸圆形祖母绿。
Kundan是一种印度独有的金匠工艺，珠宝工匠可以通过这项技艺在金属、硬石和其他材料上为宝石打造复杂精妙的镶座。当黄金的纯度接近100％后，先被锤锻为极为纤薄的片状，然后被切割成条状，用铁笔将其压入到设计好的位置。极高的纯度使得条状黄金在室温下进行分子键合，由此精致的镶座得以在宝石表面完成，即使是高温下容易遭到破坏的材料也可运用在珠宝设计中。
钻石
此珍藏中还包括一些瑰丽华美的钻石，例如被誉为“天堂之镜”（Mirror of Paradise）的钻石（左下方）和“Arcot II”钻石（右下方），这两枚钻石均来自全世界已知最早的钻石矿区戈尔康达矿。
重达17.21克拉的Arcot钻石为明亮式梨形切割D色钻石，是当时阿科特（Arcot）的地方长官送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King George III）之妻夏洛特王后（Queen Charlotte，1744-1818）的两颗水滴形耳环钻石中的一颗。这些钻石后来被威斯敏斯特侯爵（Marquess of Westminster）在拍卖会上拍得，随后被镶嵌在威斯敏斯特王冠（Westminster Tiara）上，女王伊丽莎白二世（Queen Elizabeth II）在其加冕典礼上佩戴过这个王冠。
上图所示的海德拉巴尼扎姆项链（Nizam of Hyderabad Necklace ，十九世纪中后期）采用黄金材质，镶嵌7个大尺寸三角形贴箔钻石，每颗钻石都内置于kundan工艺打造的钻石叶子镂空嵌镶板上。正面中央为一颗三角形钻石吊坠，周围由12片钻石叶片围绕，镶嵌在饰以瓜形切割祖母绿圆珠的内缘上。
瑰丽华美的项链成为十九世纪后期印度王室装扮的潮流，这件海德拉巴尼扎姆项链则堪称印度王室珠宝的典范之作。
卡地亚珠宝
纵观所有顶级珠宝品牌，与印度建立了最为长远、最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的当属卡地亚（Cartier），这一跨文化的强强联合在卡地亚许多瑰丽珠宝作品中都可见一斑。Rahul Kadakia将雅克·卡地亚（Jacques Cartier）对印度的热爱描述为珠宝史上“文化意义深远的重要篇章”。
二十世纪初期，雅克·卡地亚在欧洲与一些印度亲王建立了密切联系，卡达基亚将这些联系比喻为“一次伟大的思想邂逅”。这位珠宝商经常访问印度，定期与王室成员会面，并与其建立了密切关系。
许多这一时期打造的卡地亚精品珠宝都从印度建筑、宝石和珠宝中汲取了灵感。例证之一便是一件1922年问世、令人叹为观止的铂金腰带胸针，上面镶嵌了钻石、祖母绿和蓝宝石（如上图）。小型角切割蓝宝石镶边搭配钻石装饰细节，让人联想起莫卧儿王朝宫殿和王室居所的华丽拱门。
这件为人惊叹的珍藏曾属于查姆利侯爵夫人（Marchioness of Cholmondeley）西比尔·沙逊（Sybil Sassoon），她是爱德华·沙逊爵士（Sir Edward Sassoon）和艾琳·罗斯柴尔德男爵夫人（Baroness Aline de Rothschild）的爱女。在1937年乔治六世（King George VI）和1953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典礼上，她都选择了这件珍宝，搭配其他她最重要的珠宝一起佩戴。
佳士得珠宝部国际主管Kadakia认为最能体现“东西方融合”设计理念的典范之作就是帕提亚拉（Patiala）红宝石短项链。这款项链于1931年制造，采用292颗总重达356.56克拉的红宝石圆珠串成，点缀着132颗螺纹珍珠，两侧铂金底座上镶嵌着120颗钻石和红宝石，每个项链扣镶嵌六颗凸圆形爪镶红宝石组合。 这款短项链是一件较大尺寸的围兜风格项链的重要部分，由卡地亚最重要客户之一、帕提亚拉邦巴平德·辛格大君主（Maharaja Bhupinder Singh）委托制造。
此珍藏中的亮点之作还包括泰姬陵祖母绿（The Taj Mahal Emerald）。这是一块瑰丽非凡的大号雕刻宝石，因采用同泰姬陵中彩色镶嵌宝石类似的花卉雕刻图案而得名。卡地亚最具标志性的作品Bérénice项链就曾使用这块祖母绿——这件可以作为项链或肩饰的作品，曾于1925年在巴黎艺术装饰与现代工业博览会（Exposition des Arts Décoratifs et Industriels Modernes）上展出。
“devant-de-corsage”胸针（上图），是美好年代佳作中的卓越典范，集优质钻石、精致设计、顶级制造商和著名出处于一身。
这件胸针于1912年为所罗门·巴纳托·乔尔（Solomon Barnato Joel）订购，他因经营南非钻石矿区的生意而发家致富。作为巴纳托兄弟公司（Barnato Brothers）和De Beers联合矿藏有限公司（De Beers Consolidated Diamonds Mines）的董事，乔尔对二十世纪初钻石和黄金行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对钻石的痴迷和热情始终如一。为打造这枚胸针，乔尔为卡地亚提供了自己所有的最优质的四颗钻石。
雅克·卡地亚常常前往印度和中东地区购买天然珍珠。有专家表示，上图中卡地亚天然珍珠项链上的珍珠具备“令人难以置信的渐变尺寸”。
怀表
此珍藏还包括一组怀表作品，怀表上都饰有定制这些作品的大君的手绘肖像。下图为帕提亚拉邦巴平德·辛格大君主的一幅标志性的饰有珠宝的画像。
鸟类
鸟类，特别是猎鹰，与莫卧儿王朝和继承国的君主身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猎鹰运动是最受亲王欢迎的娱乐活动，经常出现在莫卧儿时代的绘画作品中。
仔细观察以猎鹰为主题的微绘画作，它们身上的装饰，包括缚住它们的脚镯，做工都十分精美。上图展示的这对玉石猎鹰脚镯可以追溯到约1800年，脚镯环上使用kundan工艺镶座的五颗叶形红宝石，配有金色围边。
这类宝石鸟类作品和装饰猎鹰的器具在帝国统治下达到生产与发展的顶峰，宝石镶嵌的金鸟被视为重要的王室礼物。
这一来自海德拉巴的金质鹦鹉可以追溯到1775年至1825年，采用绿色内填珐琅装饰，饰以kundan工艺镶嵌的钻石、红宝石和祖母绿。眼睛由带状玛瑙精心制成。在穆斯林宫廷文化影响下，鸟类是为数不多的可以表达印度对于雕塑热爱的主题之一。
精选拍品将先后于伦敦（4月24日至5月1日）、上海（5月25至28日）、日内瓦（5月10至14日）、纽约（5月10至14日）及香港（ 5月24至27日）进行巡展。整个珍藏系列将于6月14至18日在纽约举行最后一站的预展，紧接其后即为万众期待的拍卖，谨订于6月19日隆重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