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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色那斯珍藏: 溫潤殷實 白玉臥牛
蘇玫瑰 – 國際亞洲藝術部門學術總監
此件精緻傳神的白玉雕臥牛, 為著名的荷蘭工業鉅子及收藏家雨果.圖恬.諾色那斯 (1863-1944) 的舊藏。雨果原是化學科班出身, 之後投身工業市場, 在1898 至1920 年間成為卡維 – 代爾夫特食用油公司的總監。雨果本身興趣廣泛, 除了喜愛溜冰以及享受開車的快感外, 對藝術有著極大的熱誠。多才多藝的他不但身兼業餘攝影師、陶藝家以及繪玻璃師, 更是藝術贊助者以及二十世紀早期荷蘭重要的收藏家。
雨果•圖恬•諾色那斯成長在藝術氣息濃厚的家庭, 他的銀行家父親對藝術極有興趣, 因此他從小也就耳濡目染。雨果在1880年代於代爾夫特理工學校進修時, 應有參與由當時著名的前衛陶藝教授Adolf le Comte所講授的裝飾藝術課程, 之後他甚至在家中還有一個專門的燒窰爐, 以供自己和他的侄子Harm Kamerlingh Onnes 一同創作帶亞洲藝術風格的陶瓷。
他寓作上於藝術, 1894年 諾色那斯委託著名的新藝術運動畫家揚•托羅普(Jan Toorop, 1858-1928) 設計代爾夫特沙拉油廣告海報, 此張海報設計隨後以多色印製, 成為荷蘭新藝術運動最廣為人知的代表作之一。在代爾夫特當地, 雨果也向約翰•松佩克 (Johan Thorn-Prikker, 1868-1932) 訂製彩色玻璃藝術作品,以及他自己和兄妹們的肖像。除了特別委託訂作的工藝精品外, 他也收藏包括本件白玉臥牛等的中國藝術品, 以及其他荷蘭畫家如Harm Kamerlingh Onnes (1893-1985), Isaac Israëls (1865-1935)及12幅梵谷 (Vincent Van Gough, 1853-1890) 的畫作。現在收藏於華盛頓國家藝廊,著名的梵谷1889自畫像,就曾屬於諾色那斯。他不但收藏眼光及品味皆精良, 同時也請當代最著名的藝術家、收藏家兼二十世紀早期最重要的荷蘭藝術評鑑家亨瑞克斯•班姆爾Hendricus Petrus Bremmer (1871-1956)為顧問。雨果的妹妹茱莉( Julie)就曾出席班姆爾在海亞的一些講課。在1924–25 年間, 班姆爾因為非常重視諾色那斯的收藏, 甚至還特別根據這批藏品開辦一系列的專題講座。
雨果•圖恬•諾色那斯也是個大方的收藏家, 經常借出自己的藏品予公眾展覽。本件白玉臥牛就曾在1919年於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館展出 (展品12號)。2008年, 代爾夫特舉辦了一場特展: 雨果•圖恬•諾色那斯-代爾夫特藝術收藏家的真面目《Hugo Tutein Nolthenius. Portret van een Delftsch kunstverzamelaar 》(Hugo Tutein Nolthenius. Portrait of a Delft art collector) 來紀念讚揚他的成就及出眾的藏品。
此件白玉臥牛曾出版於1920年T. B. Roorda 編著的 Keur van werken van Oost-Aziatische Kunst in Nederlandsch Bezit, 's-Gravenhage/La Haye, Nijhoff, 圖 IV. 。 H.F.E. Visser亦收錄此件白玉牛於1948年 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亞洲藝術《Asiatic Art》一書, 第267頁, 圖例93, 編號 179, 當時的藏家是W. R. Tutein Nolthenius。荷蘭國家博物館1954年策劃的Oosterse Schatten- 4000 Jaar Aziatische Kunst展覽中, 也展出過此件白玉牛, 展品86 號。 雨果•圖恬•諾色那斯於1944年逝世之時, 本件白玉水牛的價格評估為2500荷蘭幣。結果雨果的侄子威廉Willem以4000荷蘭幣買下之後, 流傳於家族後人收藏至今。
本件白玉臥牛不但雕工流暢, 用料大器, 選用白玉更是難得一見。雖然有其他的青玉水牛傳世, 但是白玉質的大件水牛擺件, 卻是十分罕見。水牛鼻子上的牽繩由嘴旁掛至背上, 水牛底部還雕有其他的細節處理, 令它格外特殊。牛腹上除了雕有一捆細繩, 還有一張帶濃密的流蘇的三角形串飾編織的毯子, 這張毯子極有可能是祭祀禮儀所用的披飾物; 編織結繩處看似已從水牛頸部或腹部鬆綁, 因而垂散下來。從雕飾手法看來, 編織物與喇嘛高僧所穿著之慶典飾服十分相似, 而且置於腹下部位則如同水牛臥於帶著厚實多層流蘇的編織物上。由此些裝飾配備推測這頭水牛也許剛參與了一場重要或是皇室的祭祀大典。在明清兩朝的宮廷記載中, 不乏牛類牲畜出現於祭典活動。其中如農曆三月在北京先農壇所舉行的『一畝三分地』皇帝親耕禮。祭祀先農耕犁儀式,始於十五世紀明朝, 是一項極其隆重的活動, 以此勸民重農務農並求豐年。赫爾曼 Isidore Stanislas Helman 曾在1780年代鏨刻銅版畫《中國皇帝耕犁儀式圖》, 著錄於1997年香港藝術館編印的《從北京到凡爾賽:中法美術交流》目錄第248-249頁, 圖中可見皇帝身著農服, 右手扶犁,左手執鞭,前面有二人牽牛,而牛背上就繫有一方三角巾。由於與皇室祭典的關聯性, 益發凸顯此件白玉臥牛的重要性。
玉牛在中國一向十分廣受喜愛。在亞洲,牛也稱水牛,在十二生肖中是對應十二地支的「丑」。中國人對牛的認知一向是盡忠職守,勤奮努力,堅毅而不屈, 有力但祥和溫順,其中多少與其助耕生產農作物的角色有關係。倫敦佳士得曾在2003年拍賣過一件玉牛擺件, 上面刻有乾隆皇帝受到先農壇的啟發而在丙寅年 (1746)所作的詩『丑之精, 食之本 。樂彼萬民, 歲賴以稔。』 內文對牛的美德讚譽有加, 亦是對此形象有推波助瀾,廣植人心的效果。
宋朝畫家李唐的作品《乳牛圖》,現藏於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 見2002年夏威夷大學出版,Ann Barrott Wicks 編著《Children in Chinese Art》54頁,圖例2.6, 畫中繪有一位牧童趴伏在母牛背上,小牛緊隨在後,引頸低呼,母牛搖尾相應,二牛形體神韻描繪俱佳,親子間孺慕之情,表露無遺。田野的竹叢以及蘆葦,亦敷色清雅,層次分明,為一件很好的農村景致畫。而許多小件的玉雕也可見牧童與水牛的擺件, 寓意生子與豐收。
在著名的《耕織圖》中, 牛更是不可或缺的要角之一。《耕織圖》是南宋紹興年間畫家樓璹所作,反映了當時耕織生產的過程, 受到歷代帝王的推崇和嘉許。清朝康熙皇帝於1696年傳命朱圭重新複製木刻版,計有耕圖和織圖各23幅,並每幅製詩一章,為《御製耕織圖》(又名《佩文齋耕織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雍正皇帝命令宮廷畫工(極有可能是陳枚)精心繪製絹本設色摹繪本《雍正像耕織圖冊》一套。畫冊用筆精工,刻畫雍正帝親身投入耕織生產,人物形象生動逼真,細緻傳神。見1999年澳門藝術博物館出版的《盛世風華》目錄,圖16中便可見雍正像圖冊中有一水牛勤奮工作於田裡。
在禪宗以及道教的觀念裡,也對牛有特殊的親近與好感,令人聯想到寧靜的田園生活,遠離世俗塵囂及煩瑣之公務。其中最好的例子,莫過於宋朝文人蘇軾某日為放牧圖所引發的靈感,進而提筆作《書晁說之「考牧圖」後》,文中提及: 「我昔在田間,晊知羊與牛。川平牛背穩,如駕百觔舟。 舟行無人岸自移,我臥讀書牛不知。」
道教始祖老子,其肖像亦常扮隨牛隻出現於畫中。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幅畫為明代張路的真蹟,收錄於2000年芝加哥藝術學院出版,S. Little著有關道教與中國藝術一書《Taoism and the Arts of China 》第 117頁,圖名『老子騎牛』。畫家精準地捕捉物象的形體和神態,運用微妙的墨色變化,讓作品的質感更為豐富,描繪的牛隻正是耳廓較短小,頭額部狹長,背部向後下方傾斜,雙角細長內彎的亞洲牛。
與牛相關的故事,甚至可以追溯早至夏朝,傳說中大禹整治黃河水患時,曾鑄造一頭鐵牛鎮洪,其後禹治水有功,舜禪讓繼帝位,禹王登基,以夏為號建立夏朝。數千年之後,清朝乾隆皇帝仿傚前朝聖主,在1755年下令御製一頭銅牛置於清漪園(後改名頤和園)的昆明湖畔。牛背上鏨有80字篆文歌頌讚揚大禹鑄鐵牛以治洪之功。除了沒有牽繩以及慶典披飾,乾隆的銅牛像與本件白玉臥牛的姿態形式皆十分相似。
牛的親民吉祥形象同時具有神話故事背景,令它們很早就出現在早期的動物擺件。在1984年出版的《考古》第十卷, 發表「河南偃師杏園村的兩座唐墓」一文中,第911頁圖例 9:4 及9:5,就提及在定代公元845年的唐墓中出土了一件滑石雕小臥牛。雖然相較之下,也許沒有其他動物如馬匹等數量眾多, 但是明末清初這一段時間, 還是可以看到為數不算少且雕工精良的玉牛擺件。這些玉牛, 連同一些玉馬, 從雕刻的工藝水平及用料大器, 便可分辨出與其他體型較小且品質普通的動物小擺件是不可同日而語。
從記錄顯示, 皇室十分喜愛大型的玉牛擺件, 光是圓明園就流散出數件此類珍品。何鴻卿爵士的藏品中, 就收有一件灰玉牛, 早先為Arthur Jebb上校自中國返英之戰船上購得, 之後屬於The Rt. Hon. Lord Gladwyn舊藏, 見1995年大英博物館出版, Jessica Rawson著《Chinese Jade from the Neolithic to the Qing》第375頁, 圖例
出版
T.B. Roorda (ed.), Keur van werken van Oost-Aziatische Kunst in Nederlandsch Bezit, 's-Gravenhage/La Haye, Nijhoff, 1920, pl. IV
H.F.E. Visser, Asiatic Art, De Spieghel Publishing co., Holland, 1947, pl. 93, no. 179
Oosterse Schatten - 4000 Jaar Aziatische Kunst, Amsterdam, 1954, 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