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栗夜宴圖

當代中國的「夜宴」 在整個九十年代，中國的藝術家單靠堆疊對比、二元、隱喻等手法，去表現他們複雜、矛盾、諷刺及憤世嫉俗的世界觀。他們多描繪其社交圈子中的人物和形象，包括自己的自畫像，然而，這並不意味他們缺乏西方肖像畫那種對英雄式個人主義的渴求，又或是心理的觀眾和探索。相反，他們所畫的正正代表著當時的社會秩序、價值觀和人文精神。因此，我們明白到，肖像畫之所以與物質世界構成一種和諧（若套用在岳敏君的作品上，則構成了不和諧），是為了辨識和代表中國文化的古老特質。這一類畫作故意顯得別扭，過份激情，甚至扭曲成暗晦的借喻和象徵，卻為歷史悠久的油畫傳統指出新方向，同時振興和革新了中國的偉大的審美傳統。 這些審美概念最初應用在油畫上，後來卻延伸到其他媒體。王慶松是中國一位數一數二的概念攝影師，也利用自我形象，透過剽竊、隱喻和幽默等技巧，道出中國不斷變更的社會秩序。作為一位年輕的畫家，王慶松深受政治波普和玩世現實主義畫家的影響，而他本人更是隸屬於其支派——豔俗藝術。 《老栗夜宴圖》(Lot 1037)畫於2000年，是王慶松其中一幅野心勃勃而又概念嚴謹的作品，證明了畫者除了從早期不認真的自畫像中再作推展外，還開始運用他現在非常聞名的大規模場景。最初，中國急速轉向消費文化，當中所附帶的價值觀，正是王慶松的靈感來源。九十年代末，王慶松的概念照片主要取材自流行和民俗文化，例如捲心菜、可口可樂，摺疊手機，和其他在中國當代社會無處不在的物品，以此在現實生活中創造出一個神話形象。相較之下，《請佛 No.1》(圖1)只是畫者再早一年的作品，他卻化身成一個觀音般的人物，從背後伸出多雙手臂。按照慣例，「千手觀音」所執的多項物品，象徵著無限條的啟蒙之路(圖2)。然而，在這畫中，王慶松只穿著一條拳擊手的短褲，繫上領結，呈坐蓮姿態，而他手持的則是萬寶路香煙、手機、現金和燕京啤酒等物品，藉此揭示出中國消費文化蓬勃興起下的新價值觀。 《老栗夜宴圖》標誌著王慶松不論在作畫規模、概念嚴緊程度和野心方面，都有明顯的改變。作品由畫題到形式，均參考了南唐時期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圖3)，該畫描繪的主角韓熙載本為朝庭大臣，但因他對朝庭深感失望，便拒絕為官，歸隱田園，過著頹廢放蕩的生活。當時的皇帝，不知是對韓熙載的行為感到好奇還是覺得事有蹺蹊，使派了間諜監察他的一舉一動，並要找出他退隱的原因。透過間諜的轉述，畫者描繪了韓熙載與客人在黃昏宴會中，迎賓、彈奏琵琶、觀賞舞蹈、休息和送客五個不同的階段。這畫涉及了一個認識論的問題，到底韓熙載真的因為對朝庭失望而放縱玩樂，還是他根本沉醉於私人享樂，而非受人影響？這個問題，不單是留給觀眾，同時也留待歷史定奪。 王慶松亦建立了一個類似的二分法，將選材分為他的「演員」和他想像的「夜宴」場景兩類。這畫作代表了他對畫技和戲劇性的超凡掌握，王慶松將原本的水墨畫卷，搖身一變成一幅大型的攝影作品：闊30英尺，上面畫有將近12對男女，作品分割成五個不同的場景，但在水平滾動攝影格式下卻又顯得天衣無縫，只靠實質場景、家具設置、間隔留白和其他安排去表現時間的推移。 除此之外，王慶松亦重新設計了故事的角色，以描繪出他所身處的當代社會。韓熙載的角色由北京的策展人和批評家栗憲庭取代，他可說是中國前衛派藝術元老級的推動者和支持者，然而，他最後卻被一本極具影響力的官方藝術雜誌革除並編輯職務。而他的客人亦統統變成外貌平庸的男子，剪了個小平頭，穿著淨色休閒褲和深色襯衫，還穿著雙居家拖鞋在閑逛。這些中年男子，都是在中國新型企業社會中，尋找自己的定位。而宴會上提供娛樂的舞姬，則變成了現今的「妓女」，她們身穿螢光色的貼身衣，看上去又薄又廉價，頭髮上夾上羽毛裝飾，過濃的煙燻妝使她們的臉上都像鑲著對「熊貓眼」一樣。至於那朝廷派來的間諜，則化身成王慶松，他出現在每個場景的邊緣，或從屏風後窺看，或在窗簾下，或在喝茶，或在打電話報告他所見的情景。與此同時，栗憲庭則在招呼客人、播歌奏樂和欣賞舞蹈，而當他的客人在按摩喝酒、觀看表演時，他就在享受足浴。與原畫一樣，《老栗夜宴圖》在放蕩的表現上仍流於矯飾，演員的衣服明亮俗氣，卻不合身得像小孩穿衣一樣，十分荒謬。而宴會的餐點竟是新鮮水果、可樂雪碧，只有少許烈酒，是多麼寒酸奇怪。事實上，栗憲庭在他的評論家生涯，曾寫下支持艷俗文學，以及艷俗文學對當代社會的見解等文章。1998年，在一篇論述政治波著、玩世現實主義以及其影響的文章，他指：「艷俗文學是由農民般一夜致富的想法所推動，我認為，每一種文化都是基於社會既有的標準和價值觀而形成的，然而，在過去的百多年，中國打破了傳統文化，接受西方文化的衝擊，但卻沒有真正接受西方文化最根本的價值觀。」 因此，栗憲庭在畫中的形象可能只是故是的其中一個版本，但這並不是王慶松想要表達的重點。雖然，栗憲庭被革職是不爭的事實，但畫作的主題，並非他的生活到底有多頹廢，而是王慶松與場景之間的關係。他突顯了資產階級的享樂生活，容易使人忘記了對理想生命的追尋，以及對公眾義務的承擔。可是，畫中人物沉醉在庸俗輕佻的享樂中，糜爛地迴避了這個核心問題，他們甚至沉迷得連宴會的過程也漠不關心，於是，又再引伸出另一個問題：到底真的值得開心嗎？到底在這環境下，誰能真的感到快樂？在這裡，王慶松並不是由國家或朝庭派來的間諜，我們可以當他是一個文化間諜，在這個奇怪的人造世界中，他像是一個好奇而困惑的局外人，透過用典、剽竊和借喻的手法，他描繪出的並不只是栗憲庭的個人生活，而是當代社會正在變遷的價值觀。為了突顯畫中人物的可悲和笨拙，王慶松參考了岳敏君的風格，繪畫出一個瘋狂世界。沉悶而空洞的表演竟帶來了莫名的歡樂，這使畫家和評論家都非常疑惑和關注。有別於之前的作品，王松慶在這畫作中，有意突出畫家和社會之間的關係，畫者既是參加者，也是觀察員，他們雖屬於這一代，社會的一份子，卻感到異常的疏離，由於對社會感到失望，他們脫離了傳統和當代的審美價值，在揭示新世界的變更和隱憂之餘，也為當代藝術開拓出一個又一個前所未見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