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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專文
南宋 官窯葵瓣洗
蘇玫瑰
亞洲藝術部資深學術顧問
是次拍賣的官窯洗精美絕倫，充份體現了南宋御瓷的輝煌成就。此外，這批特為南宋宮廷燒造的官窯佳瓷，亦承襲了北宋宮廷的審美趣味。它們深受歷代藏家推崇，對後世的御瓷燒造影響深遠，時至清代仍方興未艾。
在陶瓷史上，只要論及北宋美學，影響力之大首推宋徽宗(1100-1126年在位)。誠然，徽宗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並非其為君之道，反而是他的收藏、藝術和美學造詣。他曾命人為其古董珍藏刊印圖錄，更諭令製成各式宮室廟宇用器，凡此種種，堪稱中國藝術史上的豐功偉績。若要探討官窯瓷器，徽宗與南宋宮廷藝術之間的淵源亦不容勿視，因為徽宗朝中用器的典雅風格 (例如為其燒造的汝窯御瓷)，正是南宋官窯御瓷的主要參照對象。
由於金軍大舉進犯，徽宗於公元1126年1月遜位，其子趙桓登基為欽宗。欽宗於1127年1月向女真求和，同年3月被廢。1127年5月，徽欽二宗被擄至東北金都。此時華北雖然失守，但宋代仍氣數未盡。1126年，徽宗第九子趙構曾出使華北金營議和，途中經朝臣多番勸諫，終起兵抗金。他避過金軍的重重追捕，亦逃脫了其父兄及數千宗室及官兵被押解至北方的命運。欽宗於1127年3月被廢，其弟趙構於同年6月在河南應天府 (今商丘) 稱帝，是為宋高宗。
由於金國節節進逼，宋高宗退守浙江東南的臨安 (今杭州)，並於1129年在當地設置「行宮」。是次南遷美其名曰「渡江」，後世學者則視之為北宋與南宋的分水嶺。紹興八年 (1138年)，宋高宗定都臨安，稱之為「行都」，可見宋室仍懷着有朝一日光復華北、重回開封舊都的願望。臨安皇城建於鳳凰山北麓山腳處。
宋室南渡之後偏安杭州，此時北方窯口的製品不再唾手可得，而他們南下時亦無法攜帶太多器物。此外，金軍1127年北歸途中，亦掠走了不計其數的宮廷奇珍。早年為宋徽宗燒造的汝窯名瓷雖馳名海內，但在南宋宮廷定然供不應求。更重要的是，陶瓷器物雖然不是北宋宮廷禮器的主流，但由於青銅器不敷應用，這意味着南宋朝廷可能要用陶瓷禮器取而代之。為此，朝廷亟待物色新的窯口，燒造宮中祭祀和常用精瓷。尤須一提的是，官窯遺址的出土文物中也有陶瓷禮器。這固然可歸功於徽宗好古博雅的遺風，以及他為青銅文物珍藏(大多數被金軍在開封洗劫一空並帶回北方) 所出版的圖譜，但部份精製瓷觚、瓷罍及瓷簋，很可能是南宋宮室為替代青銅祭器而燒造的代用品。
起初，南宋朝廷應屬意越窯燒製官瓷，這是因為浙江越窯歷史悠久，北宋初年其製成品在宮中風行一時，所以此舉堪稱意料中事。奈何最後的成果未如理想，故杭州官窯終於在1144年正式成立。史籍曾提及兩個官窯，一處為郊壇下官窯，考古學家早於1930年代已確定其窯址位於杭州市郊烏龜山。其後，該址曾多次進行發掘工作，其中又以1980年代的檢測和發掘最曠日持久、鉅細無遺。但除此之外，文獻中還提到一個年代更早的窯口，即修內司官窯，但其窯址要到1996年始有定論。雖然如此，大家一直視之為極品官瓷的出處。關於修內司窯，最膾炙人口的記述來自陶宗儀 (1316-1403年)的兩本著作，但二者內容大同小異：其一是陶氏編修及身後出版的《說郛》，書中引述了南宋作家顧文薦《負暄雜錄》的記載；其二是《輟耕錄》，其引文來自南宋葉寘著作《坦齋筆衡》：「中興渡江，有邵成章提舉後苑，號邵局，襲故京遺制，置窯於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窯，澄泥為花，極其精製，釉色瑩澈，為世所珍，後郊壇下別立新窯，比舊窯大不侔矣。」中國的考古學家現已在老虎洞找到了修內司窯遺址，該處距鳳凰山南宋皇城北面城墻不足一百米。上述關於修內司窯成立的記載，後世文獻多有提及，但據現
代學者沙孟海考證，內侍邵成章雖於徽宗 (1101-25年) 朝中任官，但被罷免後流放至南雄州，自此不曾還朝，詳見沙孟海於《考古與文物》1985年6號刊發表的<南宋官窯修內司窯址問題的商榷>。由此推論，邵成章不可能是開辦南宋官窯的功臣。但一直以來，學者皆假定修內司窯的成立早於郊壇下窯，而且其作品確實勝於後者。我們若比較一下館藏文物，以及老虎洞與郊壇下窯的出土標本，似乎亦與此說相符。潛說友曾奉南宋度宗 (1265-74年) 之命編撰《咸淳臨安志》，書中載有一幅杭州鳳凰山南宋皇城圖。圖中近宮墻東北面，有兩處書「修內司營」四字，修內司以「營」為編制，亦軍亦工。圖中所示方位，亦與老虎洞位置及文獻中記述的修內司窯址大致脗合。1996至2002年期間，老虎洞出土了五個地層，最上層為近代遺存，第二層為元代遺存，第三及第四層的斷代為南宋，第五層為北宋。至於兩個南宋地層的出土陶瓷，皆符合文獻中關於修內司官窯器物的描述。
顧文薦在《負暄雜錄》中指出，出自修內司窯的官瓷除了做工精妙，部份還有「蟹爪紋」和「紫口鐵足」。就立燒而成的器物，窯燒前必須擦掉器足的釉料，以致含鐵豐富的深色胎土外露，此乃「鐵足」；另外，口沿因流釉而釉層偏薄，胎土隱約外露，故名「紫口」。《負暄雜錄》還提到，修內司窯的精製陶瓷與汝瓷如出一轍，詳見顧文薦《負暄雜錄》卷十八 (涵芬樓本)。曹昭1388年著成《格古要論》，書中對官窯瓷器亦持相同的看法：「宋修內司燒者，土脈細潤，色青帶粉紅，濃淡不一，有蟹爪紋，紫口鐵足，色好者類汝窯。」就此，可參閱大維德爵士譯註本《Chinese Connoisseurship: The Ko Ku Yao Lun, The Essential Criteria of Antiquities》，書內附中文摹本 (倫敦：1971)。上述特徵 (包括北宋汝瓷的傳承)，既見諸於老虎洞窯址南宋地層出土的陶瓷，亦適用於是次拍賣的官窯洗。
南宋和元代官窯似乎曾燒造多款近似本拍品的棱口洗，它們或開六棱或八棱，或像本拍品呈十棱，多者甚至有十二棱。這類作品的器底均施滿釉，並用支釘燒造。老虎洞修內司窯曾出土數件近似例，其中一例為八棱洗，圖見《杭州老虎洞窯址瓷器精選》編號123 (北京：2002)。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兩例十棱官窯洗，發表於《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33：兩宋瓷器 (下)》頁22編號17 (圖一) 及頁25編號20 (圖二) (香港：1996)。巴婁爵士伉儷亦珍藏一例十棱官窯洗，現已納入牛津大學艾希莫林博物館，它曾於1952年倫敦【Ju and Kuan Wares】展覽中亮相，圖見《東方陶瓷學會會刊》1951-1952年、1952-1953年27號刊圖版4編號72 (倫敦：1954)。另有一例十棱官窯洗為米禮肯伉儷舊藏，現為克里夫蘭美術館珍藏。這批十棱官窯洗俱用五根支釘窯燒而成，故足底釉面有五個相應的支釘痕。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亦珍藏一例十棱官窯洗，其底部有六個支釘痕，與本拍品如出一轍，圖見《故宮藏瓷：南宋官窯 (一)》下冊編號41 (香港：1962)。北京故宮珍藏一例近似六棱洗，圖見前述著作《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33：兩宋瓷器 (下)》頁24編號19。此外，大維德爵士曾珍藏三件八棱官窯洗，其登錄號為PDF 30、A53及A54。其中一例(PDF A53) 圖見《Song Ceramics – Objects of Admiration》頁96-7 (倫敦：2003)。此洗與PDF A54器底均有六個支釘痕，而較小的一例 (PDF 30) 則有五個支釘痕，圖見《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Ru, Guan, Jun, Guangdong and Yixing Wares in 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修訂本)頁29及頁60 (倫敦：1999)。傳世品中尚有二例八棱官窯洗，兩者器底均有六個支釘痕，圖見前述著作《故宮藏瓷：南宋官窯(一)》下冊編號39及40。巴婁爵士亦珍藏一例器型較小的十二棱瓷洗，現外借予牛津大學艾希莫林博物館展出。此洗是用五根支釘支燒而成。
是次拍賣的官窯洗佳妙無比，其釉色格外出眾，且紋片縱橫交織。它源自賈納爵士伉儷舊藏，曾亮相於東方陶瓷學會1952年舉辦的【Ju and Kuan Wares】展覽，圖見前述著作《東方陶瓷學會會刊》1951-1952年、1952-1953年27號刊編號67 (倫敦)。早於1954年，威尼斯為慶祝馬可．波羅七百年誕辰，曾舉行著名的【Mostra d’arte Cinese】展覽，本拍品也是展品之一，圖見展覽圖錄頁131編號460 (圖三)。
Harry Garner爵士(1891-1977)為傑出數學家、科學家、東洋藝術品收藏家及學者。生於英國，Garner爵士畢業於劍橋大學， 1916年加入皇家空軍，其後有份參與設計新型戰鬥機，並成為軍需部首席科學家。除了超然的科學成就，Garner爵士對東洋藝術品的研究亦作出重大貢獻。他的著作包括1954年出版的《Oriental Blue and White》、1962年出版的《Chinese and Japanese Cloisonné Enamels》及1979年出版的《Chinese Lacquer》，均是研究東洋藝術史的莘莘學子之啟蒙讀本。他同時建立其藝術品收藏，網羅瓷器、漆器及掐絲琺瑯等，大部分捐予大英博物館及維多利亞及阿伯特博物館，其餘則在其辭世後透過Bluett’s賣出。行內流傳Garner爵士曾以低至2.10英鎊的金額買得兩件汝窯盃托，並分別捐贈大英博物館及維多利亞及阿伯特博物館。
蘇玫瑰
亞洲藝術部資深學術顧問
是次拍賣的官窯洗精美絕倫，充份體現了南宋御瓷的輝煌成就。此外，這批特為南宋宮廷燒造的官窯佳瓷，亦承襲了北宋宮廷的審美趣味。它們深受歷代藏家推崇，對後世的御瓷燒造影響深遠，時至清代仍方興未艾。
在陶瓷史上，只要論及北宋美學，影響力之大首推宋徽宗(1100-1126年在位)。誠然，徽宗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並非其為君之道，反而是他的收藏、藝術和美學造詣。他曾命人為其古董珍藏刊印圖錄，更諭令製成各式宮室廟宇用器，凡此種種，堪稱中國藝術史上的豐功偉績。若要探討官窯瓷器，徽宗與南宋宮廷藝術之間的淵源亦不容勿視，因為徽宗朝中用器的典雅風格 (例如為其燒造的汝窯御瓷)，正是南宋官窯御瓷的主要參照對象。
由於金軍大舉進犯，徽宗於公元1126年1月遜位，其子趙桓登基為欽宗。欽宗於1127年1月向女真求和，同年3月被廢。1127年5月，徽欽二宗被擄至東北金都。此時華北雖然失守，但宋代仍氣數未盡。1126年，徽宗第九子趙構曾出使華北金營議和，途中經朝臣多番勸諫，終起兵抗金。他避過金軍的重重追捕，亦逃脫了其父兄及數千宗室及官兵被押解至北方的命運。欽宗於1127年3月被廢，其弟趙構於同年6月在河南應天府 (今商丘) 稱帝，是為宋高宗。
由於金國節節進逼，宋高宗退守浙江東南的臨安 (今杭州)，並於1129年在當地設置「行宮」。是次南遷美其名曰「渡江」，後世學者則視之為北宋與南宋的分水嶺。紹興八年 (1138年)，宋高宗定都臨安，稱之為「行都」，可見宋室仍懷着有朝一日光復華北、重回開封舊都的願望。臨安皇城建於鳳凰山北麓山腳處。
宋室南渡之後偏安杭州，此時北方窯口的製品不再唾手可得，而他們南下時亦無法攜帶太多器物。此外，金軍1127年北歸途中，亦掠走了不計其數的宮廷奇珍。早年為宋徽宗燒造的汝窯名瓷雖馳名海內，但在南宋宮廷定然供不應求。更重要的是，陶瓷器物雖然不是北宋宮廷禮器的主流，但由於青銅器不敷應用，這意味着南宋朝廷可能要用陶瓷禮器取而代之。為此，朝廷亟待物色新的窯口，燒造宮中祭祀和常用精瓷。尤須一提的是，官窯遺址的出土文物中也有陶瓷禮器。這固然可歸功於徽宗好古博雅的遺風，以及他為青銅文物珍藏(大多數被金軍在開封洗劫一空並帶回北方) 所出版的圖譜，但部份精製瓷觚、瓷罍及瓷簋，很可能是南宋宮室為替代青銅祭器而燒造的代用品。
起初，南宋朝廷應屬意越窯燒製官瓷，這是因為浙江越窯歷史悠久，北宋初年其製成品在宮中風行一時，所以此舉堪稱意料中事。奈何最後的成果未如理想，故杭州官窯終於在1144年正式成立。史籍曾提及兩個官窯，一處為郊壇下官窯，考古學家早於1930年代已確定其窯址位於杭州市郊烏龜山。其後，該址曾多次進行發掘工作，其中又以1980年代的檢測和發掘最曠日持久、鉅細無遺。但除此之外，文獻中還提到一個年代更早的窯口，即修內司官窯，但其窯址要到1996年始有定論。雖然如此，大家一直視之為極品官瓷的出處。關於修內司窯，最膾炙人口的記述來自陶宗儀 (1316-1403年)的兩本著作，但二者內容大同小異：其一是陶氏編修及身後出版的《說郛》，書中引述了南宋作家顧文薦《負暄雜錄》的記載；其二是《輟耕錄》，其引文來自南宋葉寘著作《坦齋筆衡》：「中興渡江，有邵成章提舉後苑，號邵局，襲故京遺制，置窯於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窯，澄泥為花，極其精製，釉色瑩澈，為世所珍，後郊壇下別立新窯，比舊窯大不侔矣。」中國的考古學家現已在老虎洞找到了修內司窯遺址，該處距鳳凰山南宋皇城北面城墻不足一百米。上述關於修內司窯成立的記載，後世文獻多有提及，但據現
代學者沙孟海考證，內侍邵成章雖於徽宗 (1101-25年) 朝中任官，但被罷免後流放至南雄州，自此不曾還朝，詳見沙孟海於《考古與文物》1985年6號刊發表的<南宋官窯修內司窯址問題的商榷>。由此推論，邵成章不可能是開辦南宋官窯的功臣。但一直以來，學者皆假定修內司窯的成立早於郊壇下窯，而且其作品確實勝於後者。我們若比較一下館藏文物，以及老虎洞與郊壇下窯的出土標本，似乎亦與此說相符。潛說友曾奉南宋度宗 (1265-74年) 之命編撰《咸淳臨安志》，書中載有一幅杭州鳳凰山南宋皇城圖。圖中近宮墻東北面，有兩處書「修內司營」四字，修內司以「營」為編制，亦軍亦工。圖中所示方位，亦與老虎洞位置及文獻中記述的修內司窯址大致脗合。1996至2002年期間，老虎洞出土了五個地層，最上層為近代遺存，第二層為元代遺存，第三及第四層的斷代為南宋，第五層為北宋。至於兩個南宋地層的出土陶瓷，皆符合文獻中關於修內司官窯器物的描述。
顧文薦在《負暄雜錄》中指出，出自修內司窯的官瓷除了做工精妙，部份還有「蟹爪紋」和「紫口鐵足」。就立燒而成的器物，窯燒前必須擦掉器足的釉料，以致含鐵豐富的深色胎土外露，此乃「鐵足」；另外，口沿因流釉而釉層偏薄，胎土隱約外露，故名「紫口」。《負暄雜錄》還提到，修內司窯的精製陶瓷與汝瓷如出一轍，詳見顧文薦《負暄雜錄》卷十八 (涵芬樓本)。曹昭1388年著成《格古要論》，書中對官窯瓷器亦持相同的看法：「宋修內司燒者，土脈細潤，色青帶粉紅，濃淡不一，有蟹爪紋，紫口鐵足，色好者類汝窯。」就此，可參閱大維德爵士譯註本《Chinese Connoisseurship: The Ko Ku Yao Lun, The Essential Criteria of Antiquities》，書內附中文摹本 (倫敦：1971)。上述特徵 (包括北宋汝瓷的傳承)，既見諸於老虎洞窯址南宋地層出土的陶瓷，亦適用於是次拍賣的官窯洗。
南宋和元代官窯似乎曾燒造多款近似本拍品的棱口洗，它們或開六棱或八棱，或像本拍品呈十棱，多者甚至有十二棱。這類作品的器底均施滿釉，並用支釘燒造。老虎洞修內司窯曾出土數件近似例，其中一例為八棱洗，圖見《杭州老虎洞窯址瓷器精選》編號123 (北京：2002)。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兩例十棱官窯洗，發表於《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33：兩宋瓷器 (下)》頁22編號17 (圖一) 及頁25編號20 (圖二) (香港：1996)。巴婁爵士伉儷亦珍藏一例十棱官窯洗，現已納入牛津大學艾希莫林博物館，它曾於1952年倫敦【Ju and Kuan Wares】展覽中亮相，圖見《東方陶瓷學會會刊》1951-1952年、1952-1953年27號刊圖版4編號72 (倫敦：1954)。另有一例十棱官窯洗為米禮肯伉儷舊藏，現為克里夫蘭美術館珍藏。這批十棱官窯洗俱用五根支釘窯燒而成，故足底釉面有五個相應的支釘痕。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亦珍藏一例十棱官窯洗，其底部有六個支釘痕，與本拍品如出一轍，圖見《故宮藏瓷：南宋官窯 (一)》下冊編號41 (香港：1962)。北京故宮珍藏一例近似六棱洗，圖見前述著作《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33：兩宋瓷器 (下)》頁24編號19。此外，大維德爵士曾珍藏三件八棱官窯洗，其登錄號為PDF 30、A53及A54。其中一例(PDF A53) 圖見《Song Ceramics – Objects of Admiration》頁96-7 (倫敦：2003)。此洗與PDF A54器底均有六個支釘痕，而較小的一例 (PDF 30) 則有五個支釘痕，圖見《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Ru, Guan, Jun, Guangdong and Yixing Wares in 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修訂本)頁29及頁60 (倫敦：1999)。傳世品中尚有二例八棱官窯洗，兩者器底均有六個支釘痕，圖見前述著作《故宮藏瓷：南宋官窯(一)》下冊編號39及40。巴婁爵士亦珍藏一例器型較小的十二棱瓷洗，現外借予牛津大學艾希莫林博物館展出。此洗是用五根支釘支燒而成。
是次拍賣的官窯洗佳妙無比，其釉色格外出眾，且紋片縱橫交織。它源自賈納爵士伉儷舊藏，曾亮相於東方陶瓷學會1952年舉辦的【Ju and Kuan Wares】展覽，圖見前述著作《東方陶瓷學會會刊》1951-1952年、1952-1953年27號刊編號67 (倫敦)。早於1954年，威尼斯為慶祝馬可．波羅七百年誕辰，曾舉行著名的【Mostra d’arte Cinese】展覽，本拍品也是展品之一，圖見展覽圖錄頁131編號460 (圖三)。
Harry Garner爵士(1891-1977)為傑出數學家、科學家、東洋藝術品收藏家及學者。生於英國，Garner爵士畢業於劍橋大學， 1916年加入皇家空軍，其後有份參與設計新型戰鬥機，並成為軍需部首席科學家。除了超然的科學成就，Garner爵士對東洋藝術品的研究亦作出重大貢獻。他的著作包括1954年出版的《Oriental Blue and White》、1962年出版的《Chinese and Japanese Cloisonné Enamels》及1979年出版的《Chinese Lacquer》，均是研究東洋藝術史的莘莘學子之啟蒙讀本。他同時建立其藝術品收藏，網羅瓷器、漆器及掐絲琺瑯等，大部分捐予大英博物館及維多利亞及阿伯特博物館，其餘則在其辭世後透過Bluett’s賣出。行內流傳Garner爵士曾以低至2.10英鎊的金額買得兩件汝窯盃托，並分別捐贈大英博物館及維多利亞及阿伯特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