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FINE AND HIGHLY IMPORTANT FALANGCAI RUBY-GROUND ‘PRUNUS’ C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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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 FROM AN IMPORTANT ASIAN PRIVATE COLLECTION
清雍正 琺瑯彩胭脂紅地梅竹紋酒圓 藍料四字宋體字款

YONGZHENG FOUR-CHARACTER MARK IN BLUE ENAMEL AND OF THE PERIOD (1723-1735)

細節
清雍正 琺瑯彩胭脂紅地梅竹紋酒圓 藍料四字宋體字款
敞口,深腹,圈足內收。外壁施琺瑯彩料,胭脂紅為地,近圈足處畫梅枝一株,隨盃形而生,上繪兩隻小蜜蜂嗡嗡飛舞,枝頭梅花或含苞待放,或綻瓣盛開,枝底生矮竹幾叢。內壁平素無紋,底書藍料「雍正年製」宋體字款。
2 ½ in. (6.3 cm.) diam.
來源
暫得樓珍藏
出版
敏求精舍,《歷代文物萃珍:敏求精舍三十週年紀念展》,香港,1990 年,354 至355 頁,編號162
展覽
敏求精舍,《敏求精舍三十週年紀念展》,香港藝術館,1990 年11 月30 日至 1991 年2 月10 日

拍品專文

更點胭脂染透酥:清雍正琺瑯彩胭脂紅地梅竹紋酒圓

蘇玫瑰- 國際亞洲藝術部學術總監

這件琺瑯彩小盃造型秀麗、紋飾精美,洵為難得一見的珍品。從形制來看,它應是雍正初年的作品,因為該款深腹無足、缸形直口的樣式,正是康熙瓷盃的常見特徵。北京故宮珍藏一例器形、大小均與本拍品近似的康熙盃,底書胭脂彩康熙款,飾紅地白色如意形開光,圖見《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琺瑯彩.粉彩》,第39 冊,香港,1999 年,11頁,圖版9 號(圖一)。此外,尚有兩件相同大小和形狀的小盃,其蛋黃地花卉紋如出一轍,一例書藍料康熙款,另一例書藍料雍正款,分別為練松柏先生與大維德爵士珍藏,圖見蘇玫瑰所撰《形秀色麗四代珍》,倫敦,1992 年,119 頁,編號129 及130。這兩件黃地小盃的形制和紋飾均十分接近,看來雍正盃應是雍正繼承康熙之位後不久的作品。雖然缸形的雍正小盃大多盃腹略淺,但深腹的樣式在乾隆年間又再度風行。

在器腹較深的雍正琺瑯彩盃之中,北京故宮藏兩件近似例,二者雖器型略小,但均飾以胭脂紅地梅花紋。惟二盃嚴重破損,故已納入研究類藏品,圖見故宮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出版的《故宮博物院藏:古陶瓷資料選萃》,第二冊,北京,2005 年,圖版134-35 號(134,圖二);相關的探討和圖例亦可參見王建華在《故宮博物院八十華誕:古陶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84-85 頁發表的〈故宮博物院古陶瓷資料研究〉,北京,2007 年。莊紹綏先生珍藏一對盃腹較淺的雍正琺瑯彩盃,其紋飾與本拍品幾乎一模一樣,圖見《中國瓷器:莊紹綏收藏》,香港,2009 年,278-281 頁,編號116。本拍品還加插了一個紋飾題材,即盃身一方下側的翠竹。梅花象徵美麗皎潔、傳春報喜,且梅開五瓣,故又喻「五福」,即長壽、康寧、富貴、好德、善終;竹代表剛正不阿,常被視為潔身自愛的文人化身。本拍品還有一個未見於莊氏小盃的巧思,即在一面盃身的花卉之上繪兩隻惟妙惟肖的蜜蜂(圖三)。蜜蜂或胡蜂音諧「封」,暗含封侯或封賜之意,此外亦諧「豐」,帶出了「五穀豐登」的古老祝願。本拍品盃腹略深,故有額外的空間添加細節,此乃盃腹較淺者所不及。

本拍品及莊氏二盃的畫工新穎別緻、細膩典雅,施琺瑯彩的技術亦妙至毫巔。每朵花均用極細的深色線勾勒輪廓,既層次分明,又無損花瓣之嬌美。花瓣本身的顏色青中泛黃,向花芯處的漸變深淺有致,纖細的花蕊用蛋黃琺瑯彩厚塗而成,甚具立體效果。頗堪玩味的是,所有紋飾俱是在胭脂紅地留白處的透明釉上作畫,惟一的例外是梅枝上的青苔。無論是本拍品或莊氏珍藏雙盃,其青苔均是直接在胭脂紅地上畫成,看來更為逼真寫實。

這些外壁施胭脂紅地的小盃,呈色質感酥潤,工匠可能是將竹管蒙上細紗,再將粉紅色琺瑯彩吹至器表。「灑藍釉」採用的正是這種工藝,但吹製粉紅彩的難度相對較大。北京故宮珍藏一例雍正四字楷書款瓷盌,其胭脂紅地的色調和質感均與本拍品相若,詳見前述著作《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琺瑯彩.粉彩》,24-25 頁,圖版21 號(圖四)。該盌以胭脂紅為地,飾三面白色圓形開光及釉上琺瑯彩,開光之間和四周繪各色朵花。

康熙末年已出現胭脂紅地梅花紋器物,但與本拍品和莊氏雙盃相比,其梅花通常較大。波士頓美術館現有一例白納德伉儷(Paul and Helen Bernat)舊藏粉紅彩四字康熙款琺瑯彩盃,其盃身亦飾胭脂紅地梅花紋,圖見《The World’s Great Collections, Oriental Ceramics》第十冊之《波士頓美術館》,東京,1980 年,圖版90 號。大英博物館藏一例康熙胭脂紅地琺瑯彩梅紋金屬盌,圖見《By Imperial Command: An Introduction to Ch’ing Painted Enamels》香港,1976 年,圖版10 號。

在已知作品中,飾胭脂紅地梅紋的雍正盌盤數量甚少。台北故宮博物院藏一例署四字藍彩楷書款的雍正琺瑯彩盌,圖見《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台北,2009 年,196 頁,圖版11-24 號(圖五)。弗利爾美術館藏一例較小但紋飾類似的雍正盌,圖見前述著作《By Imperial Command: An Introduction to Ch’ing Painted Enamels》,圖版56 號。已發表作品中,尚有二例胭脂紅地梅紋雍正盤。就比例而言,這些盌盤的花卉均大於本拍品。至於二盤之中的較大者,可參見《Special Exhibition of Ch’ing Dynasty Enamelled Porcelains of the Imperial Ateliers》,台北,1991 年,178-79 頁,編號88。較小的雍正盤載於《清代畫琺瑯特展目錄》,台北,1984 年,編號57,而較大者的黑白圖片可參見書中圖版編號56。北京故宮亦珍藏一例雍正御製銅胎畫琺瑯胭脂紅地梅紋鼻煙壺,圖見《盛世華章》,倫敦,2005 年,204頁,編號101 頁。無疑,白地或色地梅花紋的樣式在雍正年間曾於宮中大行其道,就此可證諸台北故宮珍藏多件瓷盤,圖見前述著作《清宮中琺瑯彩瓷特展》,編號79,160-61 頁(白地)、編號87,176-77 頁(黃地)及編號97,195 頁(藍地)。

本拍品來自二十世紀中國私人收藏界泰斗 —— 上海暫得樓主胡惠春先生(1911 至1995 年)的舊藏。「暫得」典出書聖王羲之於公元353年的名篇《蘭亭序》:「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胡氏深明文物珍藏的教化之功,故將其收藏的一批陶瓷重器贈予上海博物館,並大力襄助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等機構,此外還是香港敏求精舍的創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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