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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專文
康熙朝在工藝美術各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而此時期的織毯更以其色彩和尺寸上的調和及比例聞名。清代織毯係為王公貴族所作，通常有其固定使用的場合或功能。根據大小來看，本拍品應該是覆在榻上的毯子，僅在貴賓光臨時使用。
此毯之所以顯得高雅，係因於平均且對稱分佈的五個圓形裝飾，而這樣的形式並非主流；此時期較常見的形式是正中間一個大圓裝飾圖案，兩邊有四枚類似但稍小的圓飾，四角還有紋飾。（參照M・S・狄曼德與尚・麥利，《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東方織毯》，紐約，1973年，316頁，圖版編號284，編號206。）這裡每個六瓣的圓飾都由一個風格化的Ｔ字或雲帶裝飾環饒一朵綻放的蓮花組成，襯著鋪地盛開的牡丹和長長的葉子。主要的邊框中還有連續的面對面、背對背古龍紋，兩兩中間夾著壽字，讓人想起中國古青銅器上的「葉龍紋」，以其與藤蔓枝葉相仿的造型而名。（費德利西・斯卜勒，《提森－波那米薩美術館珍藏：織毯與織品》，倫敦，1998年，220頁。）
一件和本拍品尺寸、顏色皆類似、牡丹底紋幾乎相同的織毯，現藏於聖路易美術館拜拉德珍藏。（莫里斯・狄曼德，《拜拉德珍藏之東方織毯》，聖路易，1935年，圖版編號68；沃特・丹尼，《織毯與其行家》，聖路易，2016年，230頁。）拜拉德織毯同樣也有五個大小一致的圓飾，不過正中的圓飾的中心圖案和其餘四角圓飾的不一樣。另外一件同樣有牡丹鋪地和五個大小相等的圓飾的織毯，於倫敦佳士得拍出，2013年10月8日，拍品55號。拜拉德織毯圓飾內反覆的龍紋，和本拍品邊綴的龍紋近似。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的普萊特榻墊（狄曼德與麥利，見前揭書，325頁，圖版編號301），和郭路畢歐織毯有許多雷同的特徵，包括類似的龍紋，尤其是四角上裝飾的龍，以及牡丹與葉構成的格紋底。邁克・法蘭西斯認為兩者間的相似度之高，顯示可能出自同一間工坊之手。
維克多・郭路畢歐（1878至1945年）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鍾情於織毯的藝文人士之一。作為一個東方學者及教授，專門在東南亞從事考古發掘工作，郭氏不僅收藏中國工藝品，同時也喜歡西藏、柬埔寨、寮國的物件。
有意思的是，邁克・法蘭西斯指出，1909至1920年間，約有1650 件「古董」中國織毯於紐約透過各種拍賣出售，大部分都保存良好，幾近完美。（《獅子古董一百選：古典中國織毯第一集》，倫敦，2000年，頁14。）今天，大部分被認為來自康熙年間的織毯大半有毀損或破碎，因此能找到一件完好且仍可供使用的織毯實屬難能可貴。
此毯之所以顯得高雅，係因於平均且對稱分佈的五個圓形裝飾，而這樣的形式並非主流；此時期較常見的形式是正中間一個大圓裝飾圖案，兩邊有四枚類似但稍小的圓飾，四角還有紋飾。（參照M・S・狄曼德與尚・麥利，《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東方織毯》，紐約，1973年，316頁，圖版編號284，編號206。）這裡每個六瓣的圓飾都由一個風格化的Ｔ字或雲帶裝飾環饒一朵綻放的蓮花組成，襯著鋪地盛開的牡丹和長長的葉子。主要的邊框中還有連續的面對面、背對背古龍紋，兩兩中間夾著壽字，讓人想起中國古青銅器上的「葉龍紋」，以其與藤蔓枝葉相仿的造型而名。（費德利西・斯卜勒，《提森－波那米薩美術館珍藏：織毯與織品》，倫敦，1998年，220頁。）
一件和本拍品尺寸、顏色皆類似、牡丹底紋幾乎相同的織毯，現藏於聖路易美術館拜拉德珍藏。（莫里斯・狄曼德，《拜拉德珍藏之東方織毯》，聖路易，1935年，圖版編號68；沃特・丹尼，《織毯與其行家》，聖路易，2016年，230頁。）拜拉德織毯同樣也有五個大小一致的圓飾，不過正中的圓飾的中心圖案和其餘四角圓飾的不一樣。另外一件同樣有牡丹鋪地和五個大小相等的圓飾的織毯，於倫敦佳士得拍出，2013年10月8日，拍品55號。拜拉德織毯圓飾內反覆的龍紋，和本拍品邊綴的龍紋近似。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的普萊特榻墊（狄曼德與麥利，見前揭書，325頁，圖版編號301），和郭路畢歐織毯有許多雷同的特徵，包括類似的龍紋，尤其是四角上裝飾的龍，以及牡丹與葉構成的格紋底。邁克・法蘭西斯認為兩者間的相似度之高，顯示可能出自同一間工坊之手。
維克多・郭路畢歐（1878至1945年）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鍾情於織毯的藝文人士之一。作為一個東方學者及教授，專門在東南亞從事考古發掘工作，郭氏不僅收藏中國工藝品，同時也喜歡西藏、柬埔寨、寮國的物件。
有意思的是，邁克・法蘭西斯指出，1909至1920年間，約有1650 件「古董」中國織毯於紐約透過各種拍賣出售，大部分都保存良好，幾近完美。（《獅子古董一百選：古典中國織毯第一集》，倫敦，2000年，頁14。）今天，大部分被認為來自康熙年間的織毯大半有毀損或破碎，因此能找到一件完好且仍可供使用的織毯實屬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