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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專文
旋汲澄泉滿膽瓶，一枝斜插置幽亭
秦大樹
香港佳士得拍賣行將於2017 年秋季拍賣一件鈞窯天青釉紅彩玉壺春瓶。此瓶小侈口，長細頸稍敞，水滴形或曰膽形垂腹，直圈足稍高。胎呈褐色，細而堅致。通體施淡雅的略泛灰色的天青色釉，施釉至足底，足最底部刮釉，足心亦施釉，稱為「裹足刮釉」裝燒方法，露胎部施有一層較薄的棕褐色護胎釉。器物表面有多片大塊的、邊界不規則，宛如流霞一般的紅彩。
2001 年，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組隊，對禹州市西南鄉的神垕鎮鈞窯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通過對發掘資料的整理研究，將鈞窯的發展歷史分為了三期五段，證明鈞釉瓷器始燒於第一期前段，即北宋末期的徽宗、欽宗朝。總結這時期的特點是：胎色呈褐色、灰褐色或淺褐色，胎質細膩堅致，表現出備料、選料上的精工；器物的釉層較薄，流動性不強，釉色溫潤，淡雅勻淨（圖一），金代以後的釉色就變得強豔、光亮，缺少了含蓄溫婉的韻味。器物上表現出釉色的差異，口部和器物轉折部等釉薄處常常呈赭綠色，在器物釉稍薄處則呈現出淡淡的粉紅色，總體上顯得十分雅致（圖二）。這時期鈞釉器上帶紅彩的極少見，少數器物上有大片的紅彩，紅彩沒有規律性的形狀，紅色較淡，而且與天青釉極好地交融，流動自然，有如天空中的流霞。代表性的器物有英國大維德中國藝術基金會收藏的鈞窯玉壺春瓶及折沿盤。這時期帶紅彩的器物極少見，不僅地層中出土的很少，傳世的也不多見。早年收藏界所說的「鈞窯帶紅，價值連城」主要就指的這類紅彩器物。這種紅彩到金代就變成了有意施加，斑塊較小並較規整的紅斑了。另一個早期鈞瓷的重要特徵就是器物在足底、口等少量未施釉的部位，加施一層醬褐色的護胎釉（圖一），十分精美，這是精工製作器物的標誌；金代後期以後就基本不見這種施護胎釉的現象了，直到元末明初，特別是明早期，鈞窯的產品品質再次達到高峰，才再次普遍使用護胎釉。裝燒工藝也以北宋末期為最精，大部分碗、盤類產品均施釉至足底，並在足心內施釉，成為北宋末期的一個重要特徵。部分器物採用裹足刮釉方法，還有部分產品採用了裹足支燒的方法，底部留下了支釘痕跡，不過支釘痕較粗大，不如汝窯同期產品精美（圖二）。以上總結的北宋末期鈞窯的諸特點，大體都與這件玉壺春瓶相符。
與這件玉壺春瓶造型相同的考古例證是北京海澱金山金墓出土的鈞窯瓶（圖三）。金山金墓是一座土坑石槨墓，這種墓主要是女真貴族使用，墓葬的時代是大定元年（1160 年）以前的金代早期，因此筆者考證這件鈞窯玉壺春瓶應是墓主人在宋金戰爭中掠自河南開封到鄭州一帶，是北宋末期的產品。金山金墓，大維德基金會和這件瓶代表的北宋末期玉壺春瓶的造型特點，產品直敞口較小，口徑約為腹徑的1/3 左右；長頸細長，頸部最細處位於全器正中，腹部呈優美的垂膽形。金代前期，玉壺春瓶的造型小有變化，金代中後期到元代前期，器型口徑變大，外敞明顯，頸部變短，不足全器之半。甘肅華池縣窖藏出土的耀州窯青瓷刻花瓶（圖四），代表了耀州窯金代後期的瓶式特徵。蒙古時期和元前期的器型變化，以大同元至元二年（1265 年）馮道真墓出土的鈞窯玉壺春瓶為代表（圖五）。綜合來看，北宋時期的玉壺春瓶從修長挺拔的造型，溫潤典雅的釉色，自然流暢的紅彩，堪與晉祠聖母祠中典雅端莊的侍女塑像相媲美，充滿了優雅的氣質。
北宋末期，鈞窯創燒。從創燒伊始，鈞窯就具有很高的燒製水準，燒成了淡雅勻淨，典雅美觀的天青釉鈞瓷，青瓷的燒造水準也極高，釉色姣妍肥厚，澄澈明麗。然而，這時鈞窯的燒造規模卻很小，真正的宋鈞寥若晨星，更顯珍貴。
鈞窯，作為宋元時期的名瓷，花器是鈞窯最富特色的產品。自宋訖明，相沿不斷；花器的流行可追溯到宋代士大夫階層所追求的嫻雅生活和清雅藝術風尚，北宋時文人中盛行的「四般閒事」：茗茶、品香、掛畫，插花，正是這種風尚的體現。而玉壺春瓶，正是宋代鈞窯的典型花器。玉壺春瓶在宋代主要稱為「膽瓶」。膽瓶插梅，在詩詞文學中被反復吟詠。小瓶、檀梅、暗香、月影共同構築的風雅意境，自宋元文人筆端流瀉而出。《梅花三首》頌：「膽瓶誰汲寒溪水，帶月和煙篸一枝。」又黃庚之詩言：「一枝寒玉倚橫塘，和雪攀來袖亦香。插向膽瓶籠紙帳，長教夢繞月昏黃。」品讀這些清雋的文句，不覺浮現小瓶貯芳姿、花落硯池香之景。樣制小巧的膽樣花瓶插放梅枝，與書卷、文房、茶具相映成趣，為士人書齋又添一縷清香。玉壺春瓶恰是宋人倍加喜愛的膽瓶之一種，其造型始見於南北朝，唐代多為寺院中淨水瓶，定型於北宋，基本形制為直口或侈口，細頸，垂腹，圈足。玉壺春瓶在宋元時期主要有兩種功用，北宋時期主要用作花瓶，為宋人詩詞中反復吟詠出現的膽瓶中的一種。馮子振《梅花百詠·浸梅》一首雲：「旋汲澄泉滿膽瓶，一枝斜插置幽亭。」明本同題和詩雲：「插花貯水養天真，瀟灑風標席上珍。清曉呼童換新汲，只愁凍合玉壺春。」馮詩唱雲「膽瓶」，和詩喚作「玉壺春」，可見二者意指呼應一致，應為同一瓶類。北宋曹組《臨江仙》中有「數枝梅浸玉壺春」，直指玉壺春瓶用於插梅。用作花瓶的玉壺春瓶在當時備受文人的珍重和讚賞。
玉壺春之後，花瓶的樣式出現了專用的花瓶——花口長頸瓶，玉壺春瓶的使用功能隨之出現了重大的轉變，從金元時期的考古材料看，玉壺春瓶成為了當時流行的斟酒器，造型典雅，曲線優美。山西陵川縣附城鎮玉泉村金大定九年（1169 年）墓《侍酒圖》壁畫中，即可見玉壺春瓶用作酒器的生動場景（圖六）。至金代，玉壺春瓶生產區域變得至為廣闊，定窯、汝窯、耀州窯、鈞窯、龍泉窯、吉州窯、景德鎮窯均有燒造，並主要用作酒具。相應的，玉壺春瓶製作的精緻程度也開始有所下降，珍惜程度也就大不如北宋時期了。
北宋的鈞窯就十分稀少珍貴，而作為花器的鈞窯在製作中比其他器物著力倍之，因此北宋時期的花瓶，在當時就被文人珍之重之，蘊含了具象的美和厚重的歷史文化內涵。今天也當被人更加珍惜。
秦大樹
香港佳士得拍賣行將於2017 年秋季拍賣一件鈞窯天青釉紅彩玉壺春瓶。此瓶小侈口，長細頸稍敞，水滴形或曰膽形垂腹，直圈足稍高。胎呈褐色，細而堅致。通體施淡雅的略泛灰色的天青色釉，施釉至足底，足最底部刮釉，足心亦施釉，稱為「裹足刮釉」裝燒方法，露胎部施有一層較薄的棕褐色護胎釉。器物表面有多片大塊的、邊界不規則，宛如流霞一般的紅彩。
2001 年，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組隊，對禹州市西南鄉的神垕鎮鈞窯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通過對發掘資料的整理研究，將鈞窯的發展歷史分為了三期五段，證明鈞釉瓷器始燒於第一期前段，即北宋末期的徽宗、欽宗朝。總結這時期的特點是：胎色呈褐色、灰褐色或淺褐色，胎質細膩堅致，表現出備料、選料上的精工；器物的釉層較薄，流動性不強，釉色溫潤，淡雅勻淨（圖一），金代以後的釉色就變得強豔、光亮，缺少了含蓄溫婉的韻味。器物上表現出釉色的差異，口部和器物轉折部等釉薄處常常呈赭綠色，在器物釉稍薄處則呈現出淡淡的粉紅色，總體上顯得十分雅致（圖二）。這時期鈞釉器上帶紅彩的極少見，少數器物上有大片的紅彩，紅彩沒有規律性的形狀，紅色較淡，而且與天青釉極好地交融，流動自然，有如天空中的流霞。代表性的器物有英國大維德中國藝術基金會收藏的鈞窯玉壺春瓶及折沿盤。這時期帶紅彩的器物極少見，不僅地層中出土的很少，傳世的也不多見。早年收藏界所說的「鈞窯帶紅，價值連城」主要就指的這類紅彩器物。這種紅彩到金代就變成了有意施加，斑塊較小並較規整的紅斑了。另一個早期鈞瓷的重要特徵就是器物在足底、口等少量未施釉的部位，加施一層醬褐色的護胎釉（圖一），十分精美，這是精工製作器物的標誌；金代後期以後就基本不見這種施護胎釉的現象了，直到元末明初，特別是明早期，鈞窯的產品品質再次達到高峰，才再次普遍使用護胎釉。裝燒工藝也以北宋末期為最精，大部分碗、盤類產品均施釉至足底，並在足心內施釉，成為北宋末期的一個重要特徵。部分器物採用裹足刮釉方法，還有部分產品採用了裹足支燒的方法，底部留下了支釘痕跡，不過支釘痕較粗大，不如汝窯同期產品精美（圖二）。以上總結的北宋末期鈞窯的諸特點，大體都與這件玉壺春瓶相符。
與這件玉壺春瓶造型相同的考古例證是北京海澱金山金墓出土的鈞窯瓶（圖三）。金山金墓是一座土坑石槨墓，這種墓主要是女真貴族使用，墓葬的時代是大定元年（1160 年）以前的金代早期，因此筆者考證這件鈞窯玉壺春瓶應是墓主人在宋金戰爭中掠自河南開封到鄭州一帶，是北宋末期的產品。金山金墓，大維德基金會和這件瓶代表的北宋末期玉壺春瓶的造型特點，產品直敞口較小，口徑約為腹徑的1/3 左右；長頸細長，頸部最細處位於全器正中，腹部呈優美的垂膽形。金代前期，玉壺春瓶的造型小有變化，金代中後期到元代前期，器型口徑變大，外敞明顯，頸部變短，不足全器之半。甘肅華池縣窖藏出土的耀州窯青瓷刻花瓶（圖四），代表了耀州窯金代後期的瓶式特徵。蒙古時期和元前期的器型變化，以大同元至元二年（1265 年）馮道真墓出土的鈞窯玉壺春瓶為代表（圖五）。綜合來看，北宋時期的玉壺春瓶從修長挺拔的造型，溫潤典雅的釉色，自然流暢的紅彩，堪與晉祠聖母祠中典雅端莊的侍女塑像相媲美，充滿了優雅的氣質。
北宋末期，鈞窯創燒。從創燒伊始，鈞窯就具有很高的燒製水準，燒成了淡雅勻淨，典雅美觀的天青釉鈞瓷，青瓷的燒造水準也極高，釉色姣妍肥厚，澄澈明麗。然而，這時鈞窯的燒造規模卻很小，真正的宋鈞寥若晨星，更顯珍貴。
鈞窯，作為宋元時期的名瓷，花器是鈞窯最富特色的產品。自宋訖明，相沿不斷；花器的流行可追溯到宋代士大夫階層所追求的嫻雅生活和清雅藝術風尚，北宋時文人中盛行的「四般閒事」：茗茶、品香、掛畫，插花，正是這種風尚的體現。而玉壺春瓶，正是宋代鈞窯的典型花器。玉壺春瓶在宋代主要稱為「膽瓶」。膽瓶插梅，在詩詞文學中被反復吟詠。小瓶、檀梅、暗香、月影共同構築的風雅意境，自宋元文人筆端流瀉而出。《梅花三首》頌：「膽瓶誰汲寒溪水，帶月和煙篸一枝。」又黃庚之詩言：「一枝寒玉倚橫塘，和雪攀來袖亦香。插向膽瓶籠紙帳，長教夢繞月昏黃。」品讀這些清雋的文句，不覺浮現小瓶貯芳姿、花落硯池香之景。樣制小巧的膽樣花瓶插放梅枝，與書卷、文房、茶具相映成趣，為士人書齋又添一縷清香。玉壺春瓶恰是宋人倍加喜愛的膽瓶之一種，其造型始見於南北朝，唐代多為寺院中淨水瓶，定型於北宋，基本形制為直口或侈口，細頸，垂腹，圈足。玉壺春瓶在宋元時期主要有兩種功用，北宋時期主要用作花瓶，為宋人詩詞中反復吟詠出現的膽瓶中的一種。馮子振《梅花百詠·浸梅》一首雲：「旋汲澄泉滿膽瓶，一枝斜插置幽亭。」明本同題和詩雲：「插花貯水養天真，瀟灑風標席上珍。清曉呼童換新汲，只愁凍合玉壺春。」馮詩唱雲「膽瓶」，和詩喚作「玉壺春」，可見二者意指呼應一致，應為同一瓶類。北宋曹組《臨江仙》中有「數枝梅浸玉壺春」，直指玉壺春瓶用於插梅。用作花瓶的玉壺春瓶在當時備受文人的珍重和讚賞。
玉壺春之後，花瓶的樣式出現了專用的花瓶——花口長頸瓶，玉壺春瓶的使用功能隨之出現了重大的轉變，從金元時期的考古材料看，玉壺春瓶成為了當時流行的斟酒器，造型典雅，曲線優美。山西陵川縣附城鎮玉泉村金大定九年（1169 年）墓《侍酒圖》壁畫中，即可見玉壺春瓶用作酒器的生動場景（圖六）。至金代，玉壺春瓶生產區域變得至為廣闊，定窯、汝窯、耀州窯、鈞窯、龍泉窯、吉州窯、景德鎮窯均有燒造，並主要用作酒具。相應的，玉壺春瓶製作的精緻程度也開始有所下降，珍惜程度也就大不如北宋時期了。
北宋的鈞窯就十分稀少珍貴，而作為花器的鈞窯在製作中比其他器物著力倍之，因此北宋時期的花瓶，在當時就被文人珍之重之，蘊含了具象的美和厚重的歷史文化內涵。今天也當被人更加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