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NGZHENG FOUR-CHARACTER YUZHI MARK AND OF THE PERIOD (1723-1735)

雍正御製粉彩福祿壽圖盌
蘇玫瑰
獨立學者暨故宮陶瓷研究所客座研究員

此盌工精藝絕且紋飾禎祥，兼之畫工細膩嫻熟，器底所署青花「雍正御製」四字楷書款更是珍罕之極。「御製」款肇始於康熙 (公元1662至1722年在位) 末年皇家特製的畫琺瑯瓷器。「康熙御製」四字楷書款以釉上藍彩或粉紅彩署於色地瓷器底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二例黃地瓷盌可資參照，圖見《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39：琺瑯彩、粉彩》頁6-7編號4及5 (香港：1999)。署御製年款者以盃盌類居多，間或亦見於印泥盒和瓷瓶，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代畫琺瑯特展目錄》(台北：1979) 中各收錄一例，詳見編號17及1。署青花四字楷書御製款的康熙琺瑯彩瓷益發稀少，其中一例是上海博物館珍藏的珊瑚紅地花卉紋盌，圖見《上海博物館藏康熙瓷圖錄》(香港：1998) 頁140-1編號95，另有數例散見於北京故宮與台北故宮珍藏。

特製御瓷署四字楷書御製款之慣例，一直延續至雍正年間，但綜觀現存實例，此類年款出現的次數應不及康熙一朝。根據台北故宮2013年推出的雍正畫琺瑯瓷器展，大多數雍正御製款瓷器的色地裝飾手法似乎近似康熙瓷，詳見《金成旭映：清雍正琺瑯彩瓷》(台北：2013) 頁50-5及58-63編號16-20及22-4，該等作品俱署青花四字楷書御製年款。北京故宮亦珍藏一件四字楷書御製款雍正瓷盃，圖見前述著作《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39：琺瑯彩、粉彩》頁93編號81。至於像本拍品般地子光素的雍正御製款佳瓷，更是少如鳳毛麟角。然則，台北故宮亦珍藏一例署青花「雍正御製」款小盌，其白地之上精繪琺瑯彩玫瑰翠竹圖，圖見前述著作《清代畫琺瑯特展目錄》編號43。

就本拍品而言，它與康熙一朝密切相關且很可能燒造於雍正初年之證據，並非僅限於青花御製年款。就此而言，另一佐證關乎其畫琺瑯風格與紋飾題材。單以畫風而言，本拍品與康熙較後期的五彩畫琺瑯佳瓷淵源甚深，其中最突出者莫如人物的礬紅輪廓線和面部細節 (惟此盌以若有若無的礬紅彩渲染人物臉部的手法，的確有別於康熙瓷器的人物畫法)，再者其琺瑯彩 (如黃、綠及明澈的茄皮紫彩) 靈動透亮，
與康熙時期的風格息息相關，而壽老袍沿的霽藍彩亦然。這一色調的藍彩更接近康熙較後期研製創燒的藍彩，詳見拙作《十八世紀釉上琺瑯彩：畫風的技術沿革所衍生的影響 (18th century overglaze enamels: the influence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on painting style)》，全文載於《Style in the East Asian Tradition – Colloquies on Art & Archaeology in Asia No. 14》頁152-4 (倫敦：1987)。此處的藍彩，以及侍從腰繫獸皮在清淺明亮的紫彩之下所繪的黑彩斑紋，也使人聯想起康熙五彩畫琺瑯瓷器的風格。這種呈現獸皮的手法，與大維德爵士珍藏康熙五彩盌遙相呼應，圖見拙著《Imperial Taste - Chinese Ceramics from 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洛杉磯與三藩市：1989) 頁78編號47 (館藏號PDF859)。若詳加比對大維德盌上的仙女與本拍品的待從，便會發現兩者確有若干相似之處。

值得一提的是，傳世品中也有單以五彩為飾的雍正御瓷，惟其數量寥若晨星。就此可參考大維德爵士珍藏雍正五彩瓶，圖見拙著《For the Imperial Court – Qing Porcelain from 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紐約、新加坡及倫敦：1997) 頁120-1編號46 (館藏號PDF 823)。另有三例僅飾五彩的雍正盌，圖見《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38：五彩、鬥彩》頁168-70編號154-6 (香港：1999)。然而，前述三盌和大維德瓶俱署青花六字楷書「年製」款，而非像本拍品般採用較為罕見的四字楷書御製款。

本拍品的琺瑯彩有三者運用得出神入化，這不僅將此器與僅繪五彩之作區分開來，更肇始了日後與雍正釉上琺瑯彩成熟風格密不可分的各色粉彩。其一是壽老衣袍的失透白彩，桃實與侍者褲子的底色亦然；其二是桃實上半部的粉紅彩；其三是侍者褲子的失透白彩之上的鮮紫色。這些琺瑯彩很可能皆創燒並完善於1720年代。有意思的是，清代造辦處活計檔曾提到，雍正六年 [即公元1728年]七月，怡賢親王 (公元1686至1730年，康熙帝十三子，雍正同父異母之弟，封和碩怡親王，總理戶部) 進呈新燒的改良琺瑯料，其後收貯於造辦處，以交由年希堯 (公元1671至1738年) 燒造御瓷。諸色新彩之中，也有失透白彩與葡萄紫的芳踨，詳見前述著作《金成旭映：清雍正琺瑯彩瓷》頁8。

此盌內底所繪的壽老在雍正御瓷中較為罕見。這一題材雖是康熙佳瓷的常見主題，但卻鮮見於雍正器物，而一小批繪松下壽老的上乘鬥彩盤可謂箇中特例，就此可參照前述著作《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38：五彩、鬥彩》頁239編號219所示瓷盤。這一實例、北京故宮珍藏的近似瓷盤 (其中一對曾亮相於香港東方陶瓷學會1977年在香港舉行的《Ch'ing Polychrome Porcelain》，詳見展覽圖錄編號63) 及其他近似例，內底俱飾畫琺瑯仙鶴與團花桃紋，而且泰半斷代為康熙末年或雍正初年。本拍品的壽老以其常見配搭梅花鹿為坐騎，壽老又名壽星，乃長壽之神，而仙鹿、蟠桃均屬福壽之徵。再者，盌壁內外的紅蝠亦意趣盎然。盌外五隻紅蝠喻「五福」，即康寧、富貴、長壽、好德、善終。盌內壽老上方有一紅蝠翱翔，如意吉祥的寓意更呼之欲出。這一構圖也意味着此盌應燒造於雍正初年，因為以雍正一朝較後期的盌盤而言，其內外紋飾大多為「渾然一體」型，以著名的粉彩桃紋盤為例，其五隻紅蝠便是以外二內三的方式呈現，拙作《形秀色麗四代珍》(新加坡及倫敦：1992) 頁139編號158收錄的大維德爵士珍藏桃紋盤便是一例。相較之下，本拍品的內外構圖在象徵意義上可謂各成一體。綜上所述，可見這例佳妙瓷器應是雍正初年御瓷中的罕貴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