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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專文
十五世紀琺花五爪龍紋罐
蘇玫瑰
獨立學者
此罐品相奇佳，洵為明瓷中的珍罕之作，它採用的是「琺花」工藝，並飾以皇家御苑的五爪龍紋。「琺花」一名盛行於1920年代收藏界，[1] 意指「帶輪廓的紋飾」。這種工藝是用瓷漿在陶瓷器表堆出細線，以凸線勾勒輪廓並區隔諸彩，進而填施用較低窯溫燒造的鹼性色釉。以本罐為例，有些作品的若干紋飾細節 (如龍鱗、翎毛、葉脈等) 須在施釉前直接刻劃於胎體之上。鑑於琺花工藝與掐絲琺瑯金屬器之間頗有呼應，所以也有人稱之為「掐絲工藝」。
在陶瓷紋飾中用凸線勾勒輪廓的手法，似乎始於元代 (甚或宋代) 山西磚瓦窯燒製的陶器，其後景德鎮官窯加以改良並運用於製瓷。這種工藝與十五世紀末及十六世紀初瓷器的關係尤為密切，其中又以弘治 (公元1487至1505年) 與正德 (公元1505至1521年) 二朝最為突出。但當前的考古調研顯示，其實早於宣德 (公元1426至1435年) 與成化 (公元1465至1487年) 年間，景德鎮御窯已在少量製品中結合了琺花工藝。1988年，景德鎮珠山官窯宣德堆積層曾出土一件外飾黃地綠彩雲龍紋的瓷盤，圖見鴻禧美術館出版的《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頁78編號73 (臺北：1998)。更重要的是，官窯成化中期堆積層亦曾出土一件大同小異的黃地綠彩龍紋琺花盤，圖見《The Emperor’s broken china – Reconstructing Chenghua porcelain》頁104編號142 (倫敦：1995)。觀乎官窯成化中期堆積層出土的黃地綠彩盤，其龍紋的大小比例和造型均與本拍品相若，據此看來，本罐大有可能燒造於成化年間。
如今，聖路易藝術館藏一例Samuel Craft Davis (1871至1940年) 饋贈之琺花罐，其大小、形狀和紋飾俱與本品一般無二。該罐曾亮相於1970年10月29日至1971年1月31日華美協進社舉辦的《Ming Porcelains – A Retrospective》展覽，詳見圖錄頁 50展品編號 22。據圖錄作者Suzanne Valenstein分析，此物燒造於十五世紀末，並指出器身五龍近似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弘治青花盌的九龍紋，以此作為十五世紀末的斷代依據，該盌可參見《故宮藏瓷》系列《明青花瓷之四：弘治》圖版5、5A-5-E (香港：1965)。但該圖錄面世以來，官窯遺址的考古發掘提供了大量有關成化瓷的新資訊，像上文提到的出土琺花盤便是一例。若將本拍品的龍紋樣式，較諸一例景德鎮成化初年堆積層出土盤的釉下青花龍紋，比對結果同樣引人入勝，該盤圖見《成窯遺珍：景德鎮珠山出土成化官窯瓷器》頁100-101編號A6 (香港：徐氏藝術館，1993)。
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本品豐肩、腹下微斂、外型扁圓的樣式，在成化朝風行一時。御窯成化末年堆積層出土了大量同一形制的鬥彩罐。這批出土罐中，不少器底書釉下青花「天」字，詳見《景德鎮出土元明官窯瓷器》頁304-7編號322-7 (北京：1999)，但一如所料，這些鬥彩罐的器型俱小於本季呈獻的琺花罐。
本罐結合了湛藍、松石綠和瑩白色釉，此乃十五世紀末及十六世紀初琺花瓷最流行的顏色組合，其間常綴以小塊黃色及／或茄紫。以本拍品為例，十五世紀的琺花器泰半以鈷藍為地。但其中也有松石綠地之作，惟數量較少，而上文提到的御窯出土年號款瓷盤則是黃地。本品器內薄施松石綠釉，這一手法亦見於許多閉合式的琺花器。或須一提的是，鈷藍與松石綠的搭配亦見於景德鎮御窯宣德與成化堆積層出土的瓷器。該批出土盌盤俱飾以釉下青花魚藻紋，其上罩施松石綠釉，相關的宣德實例可參見前述著作《景德鎮出土元明官瓷器》頁268-9編號272-3，成化實例則可參照《Emperor’s broken china – Reconstructing Chenghua porcelain》頁104編號145。由此可見，這類顏色組合在成化年間儼然已成定式。由於景德鎮琺花器為素燒而成，塗飾諸彩後方施以透明釉，所以必須通體 (包括地子) 掛施鹼性色釉。燒造之後，其湛藍呈色濃艷，堪與絲繡媲美。
此例琺花罐的龍紋自驚濤駭浪中騰飛而起，呈現的很可能是蛟龍於春分登天施雲佈雨、滋養萬物之傳說。這款帶白色浪尖的波濤紋，與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安宅舊藏中著名的十五世紀末琺花罐遙相呼應，圖見藤岡了一及長穀部樂爾合編的《世界陶瓷全集》卷十四之「明」頁134編號135 (東京：1976)，或屬於同類題材之中略早的呈現方式。尚有一例十六世紀琺花松石綠地海水龍紋瓶，它呈現的是同類題材的另一款變奏，此器為布萊爾珍藏 (Burrell Collection)，圖見拙作<The Unexpected Chinese Ceramic Collection of Sir William Burrell (1861-1958)>，全文發表於《東方陶瓷學會會刊》2021年刊號85頁160圖16。
如前所述，飾龍紋的琺花器甚罕，但1977年夏／秋《紐瓦克博物館季刊》(The Newark Museum Quarterly) 曾發表一例四龍紋琺花罐，圖見<2000 Years of Chinese Ceramics>圖32；1990年11月，香港蘇富比亦曾拍出一例據稱為1500年的琺花龍紋罐 (拍品編號155)，此罐於2005年再度易手 (拍品編號295)。2022年9月，紐約佳士得亦拍出一例松石綠地四龍紋琺花罐 (拍品編號968)。跟前述實例相比，本拍品的造型不落窠臼，且紋飾別出心裁，如器肩雍容飽滿的蓮瓣紋，益顯彌足珍貴。
上海鑑藏界巨擘暫得樓主胡惠春先生 (1911至1995年) 曾向上海博物館饋贈一批陶瓷，當中有一件形制、大小與本品相若的白牡丹鳳紋琺花罐。根據館方的斷代，此乃明成化瓷器。為誌慶展出胡氏伉儷饋贈藝術品，上博於1989年出版了《胡惠春先生、王華雲女士捐贈瓷器精品選》，前述琺花罐圖見頁 50-1編號18。即便胡氏藏品外飾鈷藍、松石綠和白色，內飾綠彩，但罐外的鳳紋亦結合了黃紫二色。但有意思的是，故氏舊藏似乎未有刻花，而本拍品的龍紋則通體細劃鱗甲。同樣值得一提的是，較諸胡氏罐脛部的蓮瓣，本罐器肩的蓮瓣樣式更為細膩工巧。
長久以來，本拍品的形制與紋飾，包括五爪龍紋， 均屬於十五世紀下半葉的斷代特徵，再輔之以近年的考古發掘和研究成果，看來此作極有可能為成化年間的稀世之作。
[1] 詳見周志文 (音譯) 等合著的<An Analysis of the Origin of Fahua na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Trends and the Implicit Egocentric Effect>，全文發表於《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y Research》2020年刊號9 第9期頁9-11。
蘇玫瑰
獨立學者
此罐品相奇佳，洵為明瓷中的珍罕之作，它採用的是「琺花」工藝，並飾以皇家御苑的五爪龍紋。「琺花」一名盛行於1920年代收藏界，[1] 意指「帶輪廓的紋飾」。這種工藝是用瓷漿在陶瓷器表堆出細線，以凸線勾勒輪廓並區隔諸彩，進而填施用較低窯溫燒造的鹼性色釉。以本罐為例，有些作品的若干紋飾細節 (如龍鱗、翎毛、葉脈等) 須在施釉前直接刻劃於胎體之上。鑑於琺花工藝與掐絲琺瑯金屬器之間頗有呼應，所以也有人稱之為「掐絲工藝」。
在陶瓷紋飾中用凸線勾勒輪廓的手法，似乎始於元代 (甚或宋代) 山西磚瓦窯燒製的陶器，其後景德鎮官窯加以改良並運用於製瓷。這種工藝與十五世紀末及十六世紀初瓷器的關係尤為密切，其中又以弘治 (公元1487至1505年) 與正德 (公元1505至1521年) 二朝最為突出。但當前的考古調研顯示，其實早於宣德 (公元1426至1435年) 與成化 (公元1465至1487年) 年間，景德鎮御窯已在少量製品中結合了琺花工藝。1988年，景德鎮珠山官窯宣德堆積層曾出土一件外飾黃地綠彩雲龍紋的瓷盤，圖見鴻禧美術館出版的《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頁78編號73 (臺北：1998)。更重要的是，官窯成化中期堆積層亦曾出土一件大同小異的黃地綠彩龍紋琺花盤，圖見《The Emperor’s broken china – Reconstructing Chenghua porcelain》頁104編號142 (倫敦：1995)。觀乎官窯成化中期堆積層出土的黃地綠彩盤，其龍紋的大小比例和造型均與本拍品相若，據此看來，本罐大有可能燒造於成化年間。
如今，聖路易藝術館藏一例Samuel Craft Davis (1871至1940年) 饋贈之琺花罐，其大小、形狀和紋飾俱與本品一般無二。該罐曾亮相於1970年10月29日至1971年1月31日華美協進社舉辦的《Ming Porcelains – A Retrospective》展覽，詳見圖錄頁 50展品編號 22。據圖錄作者Suzanne Valenstein分析，此物燒造於十五世紀末，並指出器身五龍近似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弘治青花盌的九龍紋，以此作為十五世紀末的斷代依據，該盌可參見《故宮藏瓷》系列《明青花瓷之四：弘治》圖版5、5A-5-E (香港：1965)。但該圖錄面世以來，官窯遺址的考古發掘提供了大量有關成化瓷的新資訊，像上文提到的出土琺花盤便是一例。若將本拍品的龍紋樣式，較諸一例景德鎮成化初年堆積層出土盤的釉下青花龍紋，比對結果同樣引人入勝，該盤圖見《成窯遺珍：景德鎮珠山出土成化官窯瓷器》頁100-101編號A6 (香港：徐氏藝術館，1993)。
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本品豐肩、腹下微斂、外型扁圓的樣式，在成化朝風行一時。御窯成化末年堆積層出土了大量同一形制的鬥彩罐。這批出土罐中，不少器底書釉下青花「天」字，詳見《景德鎮出土元明官窯瓷器》頁304-7編號322-7 (北京：1999)，但一如所料，這些鬥彩罐的器型俱小於本季呈獻的琺花罐。
本罐結合了湛藍、松石綠和瑩白色釉，此乃十五世紀末及十六世紀初琺花瓷最流行的顏色組合，其間常綴以小塊黃色及／或茄紫。以本拍品為例，十五世紀的琺花器泰半以鈷藍為地。但其中也有松石綠地之作，惟數量較少，而上文提到的御窯出土年號款瓷盤則是黃地。本品器內薄施松石綠釉，這一手法亦見於許多閉合式的琺花器。或須一提的是，鈷藍與松石綠的搭配亦見於景德鎮御窯宣德與成化堆積層出土的瓷器。該批出土盌盤俱飾以釉下青花魚藻紋，其上罩施松石綠釉，相關的宣德實例可參見前述著作《景德鎮出土元明官瓷器》頁268-9編號272-3，成化實例則可參照《Emperor’s broken china – Reconstructing Chenghua porcelain》頁104編號145。由此可見，這類顏色組合在成化年間儼然已成定式。由於景德鎮琺花器為素燒而成，塗飾諸彩後方施以透明釉，所以必須通體 (包括地子) 掛施鹼性色釉。燒造之後，其湛藍呈色濃艷，堪與絲繡媲美。
此例琺花罐的龍紋自驚濤駭浪中騰飛而起，呈現的很可能是蛟龍於春分登天施雲佈雨、滋養萬物之傳說。這款帶白色浪尖的波濤紋，與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安宅舊藏中著名的十五世紀末琺花罐遙相呼應，圖見藤岡了一及長穀部樂爾合編的《世界陶瓷全集》卷十四之「明」頁134編號135 (東京：1976)，或屬於同類題材之中略早的呈現方式。尚有一例十六世紀琺花松石綠地海水龍紋瓶，它呈現的是同類題材的另一款變奏，此器為布萊爾珍藏 (Burrell Collection)，圖見拙作<The Unexpected Chinese Ceramic Collection of Sir William Burrell (1861-1958)>，全文發表於《東方陶瓷學會會刊》2021年刊號85頁160圖16。
如前所述，飾龍紋的琺花器甚罕，但1977年夏／秋《紐瓦克博物館季刊》(The Newark Museum Quarterly) 曾發表一例四龍紋琺花罐，圖見<2000 Years of Chinese Ceramics>圖32；1990年11月，香港蘇富比亦曾拍出一例據稱為1500年的琺花龍紋罐 (拍品編號155)，此罐於2005年再度易手 (拍品編號295)。2022年9月，紐約佳士得亦拍出一例松石綠地四龍紋琺花罐 (拍品編號968)。跟前述實例相比，本拍品的造型不落窠臼，且紋飾別出心裁，如器肩雍容飽滿的蓮瓣紋，益顯彌足珍貴。
上海鑑藏界巨擘暫得樓主胡惠春先生 (1911至1995年) 曾向上海博物館饋贈一批陶瓷，當中有一件形制、大小與本品相若的白牡丹鳳紋琺花罐。根據館方的斷代，此乃明成化瓷器。為誌慶展出胡氏伉儷饋贈藝術品，上博於1989年出版了《胡惠春先生、王華雲女士捐贈瓷器精品選》，前述琺花罐圖見頁 50-1編號18。即便胡氏藏品外飾鈷藍、松石綠和白色，內飾綠彩，但罐外的鳳紋亦結合了黃紫二色。但有意思的是，故氏舊藏似乎未有刻花，而本拍品的龍紋則通體細劃鱗甲。同樣值得一提的是，較諸胡氏罐脛部的蓮瓣，本罐器肩的蓮瓣樣式更為細膩工巧。
長久以來，本拍品的形制與紋飾，包括五爪龍紋， 均屬於十五世紀下半葉的斷代特徵，再輔之以近年的考古發掘和研究成果，看來此作極有可能為成化年間的稀世之作。
[1] 詳見周志文 (音譯) 等合著的<An Analysis of the Origin of Fahua na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Trends and the Implicit Egocentric Effect>，全文發表於《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y Research》2020年刊號9 第9期頁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