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IMPERIAL RUSSET JADE ‘DRAGON’ S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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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慶 玉「虛明境」璽

印文:虛明境

細節
清嘉慶 玉「虛明境」璽
印文:虛明境
本拍品印文著錄於:郭福祥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帝后寶璽印譜.嘉慶卷二》,第九冊,北京,2005年,頁193
2 in. (5.1 cm.) high, box
來源
台灣私人舊藏,入藏於1990年代(傳)

榮譽呈獻

Marco Almeida (安偉達)
Marco Almeida (安偉達) SVP, Senior International Specialist, Head of Department & Head of Private Sales

拍品專文

關於嘉慶皇帝漢玉「虛明境」璽
郭福祥

宮殿璽是清代皇帝寶璽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或完整地記錄宮殿的名稱,或暗示宮殿的功用,或闡釋殿名的含義,絕大部分都源自於已經完成了的宮殿園林建築,可以使我們獲得相關宮殿建築的更多資訊。佳士得拍賣公司最近徵集到的「虛明境」璽就是一方清代嘉慶皇帝的宮殿璽。此璽青玉質,雲龍鈕,印面縱4.2釐米,寬2.2釐米,通高5.1釐米,印文為陽文「虛明境」三字。此璽在北京故宮現藏《嘉慶寶藪》中有明確著錄。該璽所選玉材青白中伴有淺褐,符合清宮「漢玉」之標準,也與《寶藪》中標注的「漢玉」記錄相符。印鈕和印文的雕琢精細熟練,顯示出雕琢者較高的技藝水準。筆者認為無論是質地、體量大小,還是篆法佈局都與《寶藪》中的記載相合,可以判斷此璽應該為嘉慶皇帝的御用寶璽。

根據《嘉慶寶藪》,此璽為三方組璽中的一方,在組璽中作為引首章使用,與之相配的另外兩方璽分別為「樂出虛」璽和「公生明」璽,在組璽中作為壓角章使用。這裡將此璽的相關資料稍作整理,以便更好地認識其價值。

此璽的所有者嘉慶皇帝名顒琰,為清朝入關後的第五代皇帝。在他統治清朝的二十五年之中,既秉承了康乾盛世之遺緒,又處於清王朝由盛及衰的重要轉折時期,因此在各方面都呈現出似乎難以言說的複雜情狀。在清代,嘉慶皇帝是擁有寶璽數量比較多的一位皇帝,如同他所處的那個時代一樣,他的寶璽也同樣體現出巔峰與沒落交錯的特點。眾所周知,嘉慶皇帝繼位時已經三十六歲,與其他皇帝不同的是,嘉慶繼位後並不能乾綱獨斷,當了太上皇帝的乾隆仍掌握著最高決策權。這種特殊的經歷,使得嘉慶帝很難擺脫乾隆時期形成的某些定式。乾隆時期的一切似乎都以其慣性在嘉慶朝向前滾動,這種慣性在嘉慶的寶璽中也有不折不扣的表現,一個例子是組璽的刻製。乾隆時製作了相當數量的由一方引首章和兩方壓角章組成的三方一組的組璽,這種組璽又可分為兩種情況:一是引首為宮殿璽,兩方壓角為詩文警句璽,用以說明殿名璽中殿名的含義及來歷,可以稱之為宮殿組璽;一是引首和壓角都是成語璽,在內容上可以相互注解,可以稱之為成語組璽。嘉慶帝亦步乾隆之後塵,刻製了不下七十組這樣的組璽。[1] 而此方「虛明境」所在的組璽就屬於前一種情況。嘉慶帝這種製作組璽的行為與乾隆如出一轍,使我們明顯地感覺到嘉慶帝在具體行為上對乾隆的刻意模仿。這恐怕是由上述嘉慶皇帝當時所處的社會的、家庭的特殊環境決定的。

如果說上述在寶璽製作方面嘉慶帝對乾隆的刻意模仿反映出嘉慶帝與乾隆帝之間的延續和繼承關係的話,那麼,對此方寶璽內容的解讀似乎更能折射出身處由盛轉衰過程之中的嘉慶帝自己的思想和意識。前面已經講過,「虛明境」璽是嘉慶帝諸多三方一組宮殿組璽中的一方,而這種宮殿組璽中的三方印文在內容上又關聯甚密,兩方壓角章表明了印主對宮殿名稱的理解和詮釋。因此,筆者認為,對於這樣的組璽,要理解組璽中的任何一方,都必須將三方組璽放在一起進行解讀。同樣,要很好地理解此方「虛明境」璽,就要將它和與它同組的另外兩璽「樂出虛」璽和「公生明」璽放在一起,並將其與印主嘉慶皇帝的歷史境遇結合起來加以考察。

既然該「虛明境」璽所在的組璽是宮殿組璽,就不能不考察印主嘉慶皇帝與該宮殿的關係。西元1805年,也就是嘉慶十年的盛夏,經過幾年的建設,毗鄰圓明園的新園區綺春園已經初具規模,嘉慶皇帝遊覽了整個園區,並效仿乾隆皇帝詠圓明園四十景之例,作《綺春園三十景》詩。其中第二十三首即為「虛明境」,這也是「虛明境」宮殿首次見諸文獻記載。此後的十幾年,嘉慶皇帝多次到此,寫下了十幾首關於「虛明境」詩作。通過這些詩作,我們可以瞭解到嘉慶皇帝命名此處宮殿名稱的初衷,以及他在這裡的所思所想。嘉慶皇帝給自己的定位就是守成之君,在綺春園工程全部完成時,特做《綺春園記》表明了這一思想:「人君御極,撫綏區夏,養心圖治,無欲為本。遠屏聲色貨利之邪徑,絕無好大喜功之妄念。鄙求仙之荒誕,斥長生之瞽說。惟一念守成,兢兢業業,不敢暇逸。強勉敬勤庶幾,臻于小康之治。」因此,綺春園的修建絕不僅僅是為了燕游林泉佳境,而是敷育萬民的實際舉措,「予修葺斯園,皆因地建造,物給價,工給值,窮黎賴以謀食,所費皆出內帑,毫不取諸外庫,誠一舉而兩得矣。」[2] 正因為此,嘉慶皇帝在為綺春園各殿命名時是有過通盤考慮的。僅就「虛明境」而言,他在後來的多首相關御製詩中都有過不斷深入的闡發,使我們能夠通過這些詩作瞭解其「虛明境」命名的真實意圖。

通觀嘉慶皇帝的這些虛明境詩作,其中的論述基本上都是圍繞著人的道德修養和治國理政之間的密切關係展開。首先,嘉慶皇帝在詩中闡釋了虛和明的具體含義:「應機理事,本于一心。欲求措正施行,非虛明不可。蓋虛者,虛此心以受善。明者,明其徳以日新。固非若莊、老、佛氏之崇尚虛無,空言明覺也。是虛明之極致,曾不出大學聖經之旨。所謂明徳致知,由定而後能靜,為性功之始基。予以為中無憧擾,則靜生。中無隔閡,則明至。所以自勉者如此。」[3] 虛此心以受善、明其德以日新,這是中國儒家經典《大學》開篇所講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的基本意涵,更是嘉慶皇帝認為的遵循儒家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德養成路徑的基礎。其次,嘉慶皇帝在詩中更近一步論述了虛和實,晦和明關係,如「集虛斯得實,處晦始觀明」[4]、「集虛觀妙得大成,養晦涵明察眾理」[5]、「養心務集虛,靜觀明眾理。處晦洞群情,去私誰譽毀」[6]、「養心在集虛,洞明應萬事」[7],只有培養本心,靜無雜念,才能明辨是非,領悟天下大道,完善自己的品性。不但如此,嘉慶皇帝還借助虛和明的關係,論述了如何正確處理公與私、國家與個人的關係,提倡「因公本正論,為己皆邪說」[8]、「偏則昏沉正則明,大公無我育群生」[9]。要以國家、蒼生為念,克己存誠,知人安民,這是修身養性的根本目的。再次,嘉慶皇帝通過對虛明境的闡釋,表明了自己的為政思想,以及自己在治理國家過程中所希望達到的虛明境界。

通過這些詩作,我們就可以比較容易地理解嘉慶皇帝為什麼刻製「虛明境」組璽,並將「樂出虛」、「公生明」選為組璽壓角章印文的原因。按「樂出虛」典出《莊子》「齊物論」篇「夫簫管內虛,故能出於雅樂」,講的是簫管等樂器內部空虛,所以能發出雅樂之聲。由此延伸到人只有保持內心的靜明澄澈,才能夠養成令人敬仰的良好品德。「公生明」典出《荀子》「不苟」篇「公生明,偏生暗」,意思是公正才能明察事理,偏私便會斷事昏庸。明清時期「公生明」演化成為流行的官場箴規,在衙署堂前常立「公生明」石碑,以警戒官吏。兩方印文各有側重,前者是講自身道德修養的重要性,後者是講在施政過程中的具體措施。如果我們翻檢嘉慶帝的言論,考察他的施政,就會發現上述璽文所蘊涵的意義與嘉慶皇帝一貫的思想主張和行為是非常契合的。在嘉慶皇帝看來,作為君臨天下的治國者,皇帝必須具備令百姓欽服的高尚品德。而高尚品德的修成要通過內心澄靜,虛懷若谷來實現,猶如樂出虛的道理一樣。而強調修己是治人的前提,修己的目的是為了治國平天下,治理國家要在大公無我。他的「養虛得實誠則明,事幾澄澈消障隔。集虛至要先去私,公斯生明始有獲」[10] 詩句正和「樂出虛」、「公生明」印文相對應,非常準確地詮釋了「虛明境」的基本意涵。可以說,「虛明境」三方組璽的印文表達的實際上就是嘉慶帝所認為的人君道德修養和為政實踐的重要內容,也是嘉慶皇帝對自己臨民聽政的勉勵和鞭策。

皇帝御用寶璽的製作是極為嚴肅的事情,印文的選取並不是隨意而為之的,而是皇帝本人心態和思想意識的直接反映。這從對嘉慶帝的此方「虛明境」璽及其相關組璽的解讀中也可以深切地體會到。

[1] 郭福祥:《明清帝后璽印》頁169。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3年。
[2] 顒琰:《清仁宗御製文二集》卷四,“綺春園記”。
[3] 顒琰:《清仁宗御製詩二集》卷四十二,“虛明境”。
[4] 顒琰:《清仁宗御製詩二集》卷三十八,“虛明境”。
[5] 顒琰:《清仁宗御製詩二集》卷二十,“虛明境有會”。
[6] 顒琰:《清仁宗御製詩二集》卷二十九,“虛明境”。
[7] 顒琰:《清仁宗御製詩二集》卷三十四,“虛明境”。
[8] 顒琰:《清仁宗御製詩二集》卷五十二,“虛明境”。
[9] 顒琰:《清仁宗御製詩二集》卷二十八,“虛明境二首”。
[10] 顒琰:《清仁宗御製詩二集》卷四十二,“虛明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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