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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專文
清乾隆 澄泥虎伏硯
嵇若昕 前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處長
宋代以來，文人總以擁有嘉研(硯)為榮，乾隆皇帝更不在話下。他自登基後，承繼了紫禁城內數百年的宮廷文物，其中不乏各式古名硯。除了玩賞舊藏古硯，乾隆皇帝也帶領臣工創制新研，其中以澄泥硯的研製，最為耗神。
澄泥硯乃陶硯之屬，深為唐宋兩朝士子熟識，明代盛行端硯，讀書人對於澄泥硯材漸感陌生。乾隆初期，皇帝也不熟悉這類硯材，雖然在乾隆十六年(1751)曾題詠一方〈宋宣和澄泥硯〉，但只是玩賞而已，未曾研墨；即使在乾隆二十年(1755)的活計檔中記載著內廷交出一方澄泥玉兔朝元硯，隨附一紫檀木盒，皇帝亦僅傳旨要求將木盒不平處「收什」，將裂縫處「走作」，但未見使用紀錄。
乾隆四十年(1775)夏天，皇帝命人將謄錄完善的北宋初年張洎(934-997)所記《賈氏譚錄》一書進呈御覽，書中詳錄當時在山西絳縣沉絹囊取澄泥的細節。遂在皇帝的指揮下，大學士如于敏中(1714-1779)、山西巡撫、蘇州織造等中央與地方大小官員開始了乾隆朝澄泥硯的研製工程。
雖然得知從山西絳縣沉囊取泥的方法，乾隆皇帝仍缺乏使用澄泥硯磨墨的經驗，遂命人取來一方澄泥古硯試用，一試之下，大感滿意，認為「比玉受墨，較石宜筆」。這時已是乾隆四十年（農曆)）孟秋七月了。
當時內廷庋藏的澄泥古研，包含了「澄泥虎符硯」，《西清硯譜》中即載錄了四方，其中三方現存「台北故宮」(故文549、故文1649、故文1656)。因為以為這類硯式的原形是古代發兵用的銅兵符，故名之為「虎符硯」，今已知這類作伏臥虎形的硯式乃倣自漢硯中的異獸銅硯盒外形。乾隆皇帝帶領臣工研製澄泥硯時，多仿造內廷古硯形制，故也包含臥虎形澄泥硯，因是新做的澄泥虎形硯，不宜名為「虎符硯」，依其外型改稱「虎扶硯(研)」。在當時活計檔的載錄中，初期不論是舊硯或新做，多僅稱作「澄泥虎硯」，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六月下旬已以「澄泥虎伏硯」指稱新做澄泥虎硯了。
其實當時從絳縣取得的澄泥「性硬」，需摻合三成江南澄泥，或加入碎瓷末，方始合用。至於硯盒，雖然在乾隆四十一年五月中旬內廷已規劃為澄泥虎伏硯配製紫檀「包袱式花紋樣」的「規矩式盒」；同年十月間也傳旨為懋勤殿庫貯舊藏「澄泥虎硯」照樣配製紫檀包袱式盒。然不久皇帝即改變心意，傳旨為新做的兩方澄泥虎伏硯改配紫檀雕龍紋硯盒。
聖意改變迅速，卻未遠傳蘇州方面理解，乾隆四十二年(1777)九月二十二日蘇州送到一方澄泥虎伏硯，仍附隨一件紫檀包袱式盒；皇帝不但未曾怪罪，還甚欣賞蘇州匠役為這方硯的器表模仿古銅器綠繡顏色作舊。於是傳旨將造辦處新做的澄泥菱花式八方硯、澄泥龍紋硯和黃石硯一併送到蘇州裝飾如澄泥虎伏硯般的青綠鏽色。此外，澄泥石渠硯也須發往蘇州仿製青綠鏽色，但仍有新做澄泥硯需保留本色，不必上綠色的紀錄。
除了青綠鏽色多由蘇州匠役完成，其款識或硯銘由懋勤殿文臣負責擬文、刻寫，再交蘇州覓匠刻字，後來蘇州送到的澄泥硯照例先完成文字雕刻。如此經過十餘年，蘇州織造總不時送到各式新做澄泥硯，或仿古瓦，或作石渠硯式，或作玉兔朝元紋飾，或逕作臥虎形，而且原將新做的澄泥虎硯稱作「澄泥虎伏硯」的情形似乎也在積非成是的原因下，檔案總記為「澄泥虎符硯」，不見稱作「虎伏硯」。到了乾隆五十四年(1789)新春正月二十七日內廷執事人員將蘇州織造送到的各式物件恭呈御覽，其中有澄泥玉兔朝元硯和澄泥虎伏硯各二方，奉旨：將兩方虎伏硯帶出紫禁城，一方帶往京郊盤山行宮陳設，一方遠送熱河行宮貯存，並且傳旨給蘇州織造「『虎符硯』嗣後不必成做」。第二年(乾隆五十五年，1790)春末，留存在蘇州的絳州澄泥硯材用罄，皇帝遂傳旨停止蘇州織造十餘年來成做澄泥硯的任務。
總之，乾隆四十年代初始，皇帝帶領大臣與匠役專志研製澄泥硯，除了關心硯材的取得，也注意燒製的細節；隨附的硯盒選用昂貴的紫檀木雕製，硯與盒的形制、紋飾與文字，皆用心設計。款識、銘誌文字，需出自懋勤殿文臣之手，或在紫禁城內刻銘，或由蘇州匠役操刀，各硯的收貯位置也詳加思量。山西、蘇州兩地主事官員不敢怠慢，每年定時沉囊取泥，按時燒製成做，總須滿足帝心。當時這些時做澄泥硯，除了在紫禁城與近郊行宮貯存﹐也遠送避暑山莊或江南行宮收眝，有些在器表裝飾模仿古銅器的青綠鏽色，有些保留絳縣澄泥本色。
嵇若昕 前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處長
宋代以來，文人總以擁有嘉研(硯)為榮，乾隆皇帝更不在話下。他自登基後，承繼了紫禁城內數百年的宮廷文物，其中不乏各式古名硯。除了玩賞舊藏古硯，乾隆皇帝也帶領臣工創制新研，其中以澄泥硯的研製，最為耗神。
澄泥硯乃陶硯之屬，深為唐宋兩朝士子熟識，明代盛行端硯，讀書人對於澄泥硯材漸感陌生。乾隆初期，皇帝也不熟悉這類硯材，雖然在乾隆十六年(1751)曾題詠一方〈宋宣和澄泥硯〉，但只是玩賞而已，未曾研墨；即使在乾隆二十年(1755)的活計檔中記載著內廷交出一方澄泥玉兔朝元硯，隨附一紫檀木盒，皇帝亦僅傳旨要求將木盒不平處「收什」，將裂縫處「走作」，但未見使用紀錄。
乾隆四十年(1775)夏天，皇帝命人將謄錄完善的北宋初年張洎(934-997)所記《賈氏譚錄》一書進呈御覽，書中詳錄當時在山西絳縣沉絹囊取澄泥的細節。遂在皇帝的指揮下，大學士如于敏中(1714-1779)、山西巡撫、蘇州織造等中央與地方大小官員開始了乾隆朝澄泥硯的研製工程。
雖然得知從山西絳縣沉囊取泥的方法，乾隆皇帝仍缺乏使用澄泥硯磨墨的經驗，遂命人取來一方澄泥古硯試用，一試之下，大感滿意，認為「比玉受墨，較石宜筆」。這時已是乾隆四十年（農曆)）孟秋七月了。
當時內廷庋藏的澄泥古研，包含了「澄泥虎符硯」，《西清硯譜》中即載錄了四方，其中三方現存「台北故宮」(故文549、故文1649、故文1656)。因為以為這類硯式的原形是古代發兵用的銅兵符，故名之為「虎符硯」，今已知這類作伏臥虎形的硯式乃倣自漢硯中的異獸銅硯盒外形。乾隆皇帝帶領臣工研製澄泥硯時，多仿造內廷古硯形制，故也包含臥虎形澄泥硯，因是新做的澄泥虎形硯，不宜名為「虎符硯」，依其外型改稱「虎扶硯(研)」。在當時活計檔的載錄中，初期不論是舊硯或新做，多僅稱作「澄泥虎硯」，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六月下旬已以「澄泥虎伏硯」指稱新做澄泥虎硯了。
其實當時從絳縣取得的澄泥「性硬」，需摻合三成江南澄泥，或加入碎瓷末，方始合用。至於硯盒，雖然在乾隆四十一年五月中旬內廷已規劃為澄泥虎伏硯配製紫檀「包袱式花紋樣」的「規矩式盒」；同年十月間也傳旨為懋勤殿庫貯舊藏「澄泥虎硯」照樣配製紫檀包袱式盒。然不久皇帝即改變心意，傳旨為新做的兩方澄泥虎伏硯改配紫檀雕龍紋硯盒。
聖意改變迅速，卻未遠傳蘇州方面理解，乾隆四十二年(1777)九月二十二日蘇州送到一方澄泥虎伏硯，仍附隨一件紫檀包袱式盒；皇帝不但未曾怪罪，還甚欣賞蘇州匠役為這方硯的器表模仿古銅器綠繡顏色作舊。於是傳旨將造辦處新做的澄泥菱花式八方硯、澄泥龍紋硯和黃石硯一併送到蘇州裝飾如澄泥虎伏硯般的青綠鏽色。此外，澄泥石渠硯也須發往蘇州仿製青綠鏽色，但仍有新做澄泥硯需保留本色，不必上綠色的紀錄。
除了青綠鏽色多由蘇州匠役完成，其款識或硯銘由懋勤殿文臣負責擬文、刻寫，再交蘇州覓匠刻字，後來蘇州送到的澄泥硯照例先完成文字雕刻。如此經過十餘年，蘇州織造總不時送到各式新做澄泥硯，或仿古瓦，或作石渠硯式，或作玉兔朝元紋飾，或逕作臥虎形，而且原將新做的澄泥虎硯稱作「澄泥虎伏硯」的情形似乎也在積非成是的原因下，檔案總記為「澄泥虎符硯」，不見稱作「虎伏硯」。到了乾隆五十四年(1789)新春正月二十七日內廷執事人員將蘇州織造送到的各式物件恭呈御覽，其中有澄泥玉兔朝元硯和澄泥虎伏硯各二方，奉旨：將兩方虎伏硯帶出紫禁城，一方帶往京郊盤山行宮陳設，一方遠送熱河行宮貯存，並且傳旨給蘇州織造「『虎符硯』嗣後不必成做」。第二年(乾隆五十五年，1790)春末，留存在蘇州的絳州澄泥硯材用罄，皇帝遂傳旨停止蘇州織造十餘年來成做澄泥硯的任務。
總之，乾隆四十年代初始，皇帝帶領大臣與匠役專志研製澄泥硯，除了關心硯材的取得，也注意燒製的細節；隨附的硯盒選用昂貴的紫檀木雕製，硯與盒的形制、紋飾與文字，皆用心設計。款識、銘誌文字，需出自懋勤殿文臣之手，或在紫禁城內刻銘，或由蘇州匠役操刀，各硯的收貯位置也詳加思量。山西、蘇州兩地主事官員不敢怠慢，每年定時沉囊取泥，按時燒製成做，總須滿足帝心。當時這些時做澄泥硯，除了在紫禁城與近郊行宮貯存﹐也遠送避暑山莊或江南行宮收眝，有些在器表裝飾模仿古銅器的青綠鏽色，有些保留絳縣澄泥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