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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專文
君心繫古
乾隆青白玉御題詩雙魚洗
此御製雙魚洗工精料絕，其玉色淡青，底銘「乾隆年製」四字隸書款，周圍環刻四十字乾隆御製詩，詩末題為「乾隆丙午 [即公元1786年] 閏秋御題」之作。全詩曰：「雙魚同漢式，圓洗異周金。貯水色如一，非銅味不侵。堪欣漸還古，弗致日趨今。設展羲經對，應知君子心。」
詩末鈐刻兩方印，一者為玉地金字，另一方則是金地留白，印文分別為「古稀天子」、「猶日孜孜」。乾隆皇帝共有「古稀天子」印四十二方，「猶日孜孜」印二十四方。故此，二印同時出現於這件備受珍視的玉洗之上，誠屬情理之中。此洗的描金年號款、御製詩、紀年和印章，俱刻於器底。全詩出自《清高宗御制詩文全集》，北京，1993年，第八冊，頁713，標題為《題和闐玉雙魚洗》。 （圖一）
形制相仿且刻仿古雙魚紋的已知乾隆玉洗有三例，本作品以器型之大稱魁。日內瓦包爾珍藏一例小巧玉洗 (口徑13.2厘米)，器內顯然不具題識，圖見Pierre-F. Schneeberger所著《The Baur Collection – Chinese Jades and Other Hardstones》編號B10 (日內瓦：1976)；英國私人珍藏中也有一例略大的未發表玉洗 (口徑17.8厘米)；本拍品口徑為25.5厘米，為三者之冠。英國私人珍藏玉洗略小，底有刻工規整的矮足，本拍品亦然，但本拍品底承五足，而私人珍藏例僅有四足。此外，私人珍藏玉洗的御題和干支紀年，均與本拍品一般無二。
此類玉洗的魚紋銳意仿古，二魚左右並列，輪廓略往內用斜刀深雕而成，風格比其他玉雕的常見造型更為謹嚴。如題識所言，這款雙魚紋器物在漢代青銅器中比比皆是，其中數例更曾納入乾隆的宮廷珍藏。《西清古鑑》合共收錄六件漢代青銅雙魚洗，詳見《西清古鑑》(欽定四庫全書本) 卷二頁692-5 (上海：2003)。（圖二）《西清古鑑》共四十卷，乃乾隆命人編修的古代青銅器圖錄，由梁詩正 (1697至1763年)、于敏中 (1714至1778年) 及蔣溥 (1708至1761年) 在1749至1755年間奉敕纂修而成，共收錄皇家珍藏青銅器約1529件。書中收錄的圖譜，對乾隆年間御製玉器的樣式影響深遠。
新加坡李光前文物館藏一例漢代青銅洗，器內也有類似的雙魚紋，圖見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前文物館》頁306編號336 (新加坡：1990)。該洗的雙魚之間，多了一句簡短的吉祥語。這類青銅器跟玉洗一樣，其雙魚皆面朝同一個方向，而不是像其他器物般，以首尾相向的造型出現。安徽和江蘇墓葬文物中，也有類似的雙魚紋青銅洗，其二魚之間有一線相連，描寫的應是提魚之繩，這兩件文物的斷代為公元245及295年，圖見《考古》1978年第3期頁155圖3，以及《考古》1984年第11期圖版3圖6。另一例近似青銅洗為遼寧博物館珍藏，其紋飾雖是一鳥一魚，而非雙魚，但裝飾風格相近，題識所示為東漢永興元年 (即公元153年) 之作，圖見《遼寧省博物館》圖版28及29 (文物出版社：1983)。
這類工整的雙魚紋，亦見於早期陶瓷。有一小批早期的越窯洗，其靈感顯然來自雙魚紋青銅器，其中一例是大維德爵士珍藏西晉 (公元三世紀末至四世紀初) 越窯雙魚洗，圖見蘇玫瑰著作《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 A Guide to the Collection》頁33圖版13 (倫敦：1989)。大維德洗的雙魚口部連刻一線，起伏有致。牛津大學艾希莫林博物館的英葛蘭珍藏 (Ingram Collection) 也有一例早期越窯洗，圖見Mary Tregear所撰《Catalogue of Chinese Greenware》編號13 (牛津：艾希莫林博物館，1976)，其內底飾類似的工整雙魚紋，但雙魚之間無線相連。西漢的冷塗器物間或亦飾魚紋，奈良大和文華館藏公元一世紀魚紋盤便是一例，圖見《吉祥特展：中國吉祥藝術題材》頁66編號42 (東京國立博物館：1998)。
是次拍賣的御製玉洗以魚紋為飾，這不僅是以古為師，更與魚的文化意涵有關。魚與和諧之關聯，可追溯至道家學說，尤其是傳為莊周 (公元前369至298年，繼老子後的道家奠基人之一) 所著的《莊子》。莊子常用魚及其他比喻，來代表安時處順之眾生。《莊子‧秋水》篇涵蓋甚廣，其中提到：「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莊子在第六章<大宗師>中，曾引述孔子之言，以闡釋道家思想：「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循此思路，游魚引申為「魚水和諧」亦屬意料之中。若盛之以水，本玉洗內底的魚紋洵為「魚水和諧」的最佳詮釋。
乾隆皇帝愛玉成癖，兼之好古慕雅，故其治下宮廷訂製的仿古玉器數量可觀，其中一部份鐫「乾隆仿古」字樣。就本拍品而言，乾隆皇帝的用意在器底所刻的御題中已一覽無遺。明清歷代皇帝之中，最熱衷於蒐藏和贊助玉雕者，應首推清高宗 (即乾隆帝)。即位之初，他對宮廷玉雕的做工頗有微辭，並常督促玉作精益求精。乾隆初年，玉作匠師面對的難題之一是缺乏合適的玉材，及至1750年代，連年征討準噶爾和回部之後，新疆地區終納入中國版圖，自此每歲春秋兩季向清廷進貢和闐玉。這批新添的上乘玉材，使宮廷玉作如虎添翼，終琢製出皇上夢寐以求的極品玉雕。毫無疑問，本拍品完全符合皇家的嚴格要求，方有幸配以御製詩和乾隆心愛印章二枚，其地位之高，於此可見一斑。
蘇玫瑰
資深國際學術顧問 亞洲藝術部
乾隆青白玉御題詩雙魚洗
此御製雙魚洗工精料絕，其玉色淡青，底銘「乾隆年製」四字隸書款，周圍環刻四十字乾隆御製詩，詩末題為「乾隆丙午 [即公元1786年] 閏秋御題」之作。全詩曰：「雙魚同漢式，圓洗異周金。貯水色如一，非銅味不侵。堪欣漸還古，弗致日趨今。設展羲經對，應知君子心。」
詩末鈐刻兩方印，一者為玉地金字，另一方則是金地留白，印文分別為「古稀天子」、「猶日孜孜」。乾隆皇帝共有「古稀天子」印四十二方，「猶日孜孜」印二十四方。故此，二印同時出現於這件備受珍視的玉洗之上，誠屬情理之中。此洗的描金年號款、御製詩、紀年和印章，俱刻於器底。全詩出自《清高宗御制詩文全集》，北京，1993年，第八冊，頁713，標題為《題和闐玉雙魚洗》。 （圖一）
形制相仿且刻仿古雙魚紋的已知乾隆玉洗有三例，本作品以器型之大稱魁。日內瓦包爾珍藏一例小巧玉洗 (口徑13.2厘米)，器內顯然不具題識，圖見Pierre-F. Schneeberger所著《The Baur Collection – Chinese Jades and Other Hardstones》編號B10 (日內瓦：1976)；英國私人珍藏中也有一例略大的未發表玉洗 (口徑17.8厘米)；本拍品口徑為25.5厘米，為三者之冠。英國私人珍藏玉洗略小，底有刻工規整的矮足，本拍品亦然，但本拍品底承五足，而私人珍藏例僅有四足。此外，私人珍藏玉洗的御題和干支紀年，均與本拍品一般無二。
此類玉洗的魚紋銳意仿古，二魚左右並列，輪廓略往內用斜刀深雕而成，風格比其他玉雕的常見造型更為謹嚴。如題識所言，這款雙魚紋器物在漢代青銅器中比比皆是，其中數例更曾納入乾隆的宮廷珍藏。《西清古鑑》合共收錄六件漢代青銅雙魚洗，詳見《西清古鑑》(欽定四庫全書本) 卷二頁692-5 (上海：2003)。（圖二）《西清古鑑》共四十卷，乃乾隆命人編修的古代青銅器圖錄，由梁詩正 (1697至1763年)、于敏中 (1714至1778年) 及蔣溥 (1708至1761年) 在1749至1755年間奉敕纂修而成，共收錄皇家珍藏青銅器約1529件。書中收錄的圖譜，對乾隆年間御製玉器的樣式影響深遠。
新加坡李光前文物館藏一例漢代青銅洗，器內也有類似的雙魚紋，圖見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前文物館》頁306編號336 (新加坡：1990)。該洗的雙魚之間，多了一句簡短的吉祥語。這類青銅器跟玉洗一樣，其雙魚皆面朝同一個方向，而不是像其他器物般，以首尾相向的造型出現。安徽和江蘇墓葬文物中，也有類似的雙魚紋青銅洗，其二魚之間有一線相連，描寫的應是提魚之繩，這兩件文物的斷代為公元245及295年，圖見《考古》1978年第3期頁155圖3，以及《考古》1984年第11期圖版3圖6。另一例近似青銅洗為遼寧博物館珍藏，其紋飾雖是一鳥一魚，而非雙魚，但裝飾風格相近，題識所示為東漢永興元年 (即公元153年) 之作，圖見《遼寧省博物館》圖版28及29 (文物出版社：1983)。
這類工整的雙魚紋，亦見於早期陶瓷。有一小批早期的越窯洗，其靈感顯然來自雙魚紋青銅器，其中一例是大維德爵士珍藏西晉 (公元三世紀末至四世紀初) 越窯雙魚洗，圖見蘇玫瑰著作《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 A Guide to the Collection》頁33圖版13 (倫敦：1989)。大維德洗的雙魚口部連刻一線，起伏有致。牛津大學艾希莫林博物館的英葛蘭珍藏 (Ingram Collection) 也有一例早期越窯洗，圖見Mary Tregear所撰《Catalogue of Chinese Greenware》編號13 (牛津：艾希莫林博物館，1976)，其內底飾類似的工整雙魚紋，但雙魚之間無線相連。西漢的冷塗器物間或亦飾魚紋，奈良大和文華館藏公元一世紀魚紋盤便是一例，圖見《吉祥特展：中國吉祥藝術題材》頁66編號42 (東京國立博物館：1998)。
是次拍賣的御製玉洗以魚紋為飾，這不僅是以古為師，更與魚的文化意涵有關。魚與和諧之關聯，可追溯至道家學說，尤其是傳為莊周 (公元前369至298年，繼老子後的道家奠基人之一) 所著的《莊子》。莊子常用魚及其他比喻，來代表安時處順之眾生。《莊子‧秋水》篇涵蓋甚廣，其中提到：「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莊子在第六章<大宗師>中，曾引述孔子之言，以闡釋道家思想：「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循此思路，游魚引申為「魚水和諧」亦屬意料之中。若盛之以水，本玉洗內底的魚紋洵為「魚水和諧」的最佳詮釋。
乾隆皇帝愛玉成癖，兼之好古慕雅，故其治下宮廷訂製的仿古玉器數量可觀，其中一部份鐫「乾隆仿古」字樣。就本拍品而言，乾隆皇帝的用意在器底所刻的御題中已一覽無遺。明清歷代皇帝之中，最熱衷於蒐藏和贊助玉雕者，應首推清高宗 (即乾隆帝)。即位之初，他對宮廷玉雕的做工頗有微辭，並常督促玉作精益求精。乾隆初年，玉作匠師面對的難題之一是缺乏合適的玉材，及至1750年代，連年征討準噶爾和回部之後，新疆地區終納入中國版圖，自此每歲春秋兩季向清廷進貢和闐玉。這批新添的上乘玉材，使宮廷玉作如虎添翼，終琢製出皇上夢寐以求的極品玉雕。毫無疑問，本拍品完全符合皇家的嚴格要求，方有幸配以御製詩和乾隆心愛印章二枚，其地位之高，於此可見一斑。
蘇玫瑰
資深國際學術顧問 亞洲藝術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