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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專文
箱書：
黑漆内箱蓋面書金粉字「油滴天目」。
桐木外箱蓋面簽條書「第一家寳」，墨書種類「茶椀」、番號「一」。
附屬品：
宋 褐漆盞托 圈足內及口內有兩處茶道家花押 。
明 金襴纏枝花卉紋錦囊。
綠地金花纏枝花卉昆蟲紋錦囊。
或為江戶時代初期 褐漆長方盒 。
疏星澹月：南宋建窯「油滴天目」茶盌
蘇玫瑰 亞洲藝術部資深學術顧問
宋代建窯黑釉茶盌是公認的典藏重器，這既得益於其外形美觀、工藝創新，亦可歸功於它豐富的茗茶文化內涵，更與這類華夏中古陶瓷在國際上的崇高地位有關。它們為東亞地區 (尤以日本為然) 的陶工提供了創作靈感，也是其後歐洲陶工師法的對象。是次拍賣的茶盌，便來自一批少如鳳毛麟角的珍罕建窯油滴釉盌。
福建北部的建窯黑陶，其胎色和質感均與華北窯口的製品迥然不同，與江西吉州窯的作品亦大相逕庭。尤須一提的是，由於建窯胎土高鐵，所以毋須在胎體釉下施一層高鐵瓷漿；雖然如此，各建窯遺址出土文物的胎質在成份上仍有若干區別。譬如，大路後門和營長乾窯址的胎質雖大同小異，但庵尾山窯的胎體卻存在若干差異，詳見馮向前等人合著的《建窯古瓷胎的產地和年代特徵的NAA和WDXRF分析研究》(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90346851)。
建窯瓷器之美，與其釉料息息相關，建釉用1250至1350ºC窯燒而成，情形與華北黑釉大致相同，惟其氧化鋁略高，方能經受較高的爐溫。建釉含鐵量高達6%左右，但石灰釉的溶解上限約為5.5%，餘者一概析出。建釉外觀美不勝收，幕後功臣正是這種澱析作用。建釉為液相分離釉，而物相分離過程中釉內形成的小玻璃泡，可將多餘的鐵帶至釉面。在這個過程的初始階段，這些小泡產生了狀若茶葉末釉的斑駁效果。浮至釉面的小泡破裂後，形成所謂的油滴斑，破裂的小泡再隨盌壁垂流而下，呈現出筋脈狀的「兔毫」式條紋。多餘的氧化鐵微晶在冷卻過程中不斷增加，繼而產生更多的條紋，由於各種形態的氧化鐵呈色各異，其裝飾效亦千變萬化。
建釉最為人稱頌的是「兔毫紋」，英譯為「hare’s fur」，日文的說法是「禾目天目」，形容的正是呈色不一的氧化鐵沿盌壁垂流形成的細條紋。但建釉之中，遠以斑點為貴，條紋次之，因前者須準確拿捏釉料出現斑點的最佳時機，否則很快會因垂流而變成條紋。以建窯器物而言，較為罕見且備受推崇的斑點有三大類：其一為油滴紋，英文稱之為「oil spot」，日文名曰「yuteki」，其油滴紋璀璨斑斕，本拍品即為一例，觀之宛如星光璨爛的夜空。第二類讓人讚嘆不絕的是「曜變」紋，日文為「曜変」(意謂光彩奪目的窯變)。此類釉斑雖顏色黝黯，但有虹彩輝斑。第三類建釉斑點在黑地上裝飾白點，北宋詩人曾以「兔褐甌心雪作泓」詠之。至於諸多文獻提到的「鷓鴣斑」，究竟是指第三類斑點或油滴紋，學者迄今仍莫衷一是。中國至少有七類鷓鴣，其翎羽斑紋各不相同，故難以引證文獻所指為何，或各種說法是否並行不悖。但武佩聖 (Marshall P.S. Wu) 曾指出，中華鷓鴣的羽色與白斑均與建釉類似，詳見武氏於1998年4月《Orientations》發表的論文卷29刊號4頁29。但相比之下，油滴紋較細膩斑斕，也更容易使人聯想起翎羽之美。
為了研究建窯釉料，來自法國 (Catherine Dejoie、Philippe Sciau和Laure Noé)、中國 (李偉東、陳凱、羅宏傑和劉志) 及美國 (Apurva Mehta、Martin Kunz和田村信道) 的科學家曾組成一支國際團隊，他們採用各式各樣的調研技術，如光學顯微鏡、電子顯微鏡、拉曼光譜學和同步輻射X射線等技術，其成果發表於，全文載於2014年的《Scientific Reports》(文章號：4:4941; doi:10.1038/srep04941)。根據此前的研究，使建窯兔毫釉呈條紋狀的氧化鐵為赤鐵礦 (α-Fe2O3)，而油滴斑中的鐵析晶則是磁鐵礦 (Fe3O4)。但讓2014年科學專家小組大感意外的是，油滴釉內的析晶其實是高純度的ε-Fe2O3 晶體 (ε相)，此乃極為罕見的亞穩態赤鐵礦。(建窯兔毫釉中少量的ε-Fe2O3與赤鐵礦晶相共存。) 這項關於油滴釉的發現意義重大，因為科學家於1934年首度發現這種ε相晶體，其晶體結構要到1995年始為人所知，自2005年起方有明確表徵。此類物質在現代社會有極高的應用價值，但事實證明其製備難度極大，因為實驗室只能得出納米尺度且含雜相的ε-Fe2O3 晶體。建窯油滴斑中的ε相晶體，呎吋和純度均遠勝於現代技術的成果。事實再次證明，宋代陶工駕馭材質的能力確是爐火純青。
傳為陶穀所撰的《清異錄》(著於宋初960至970年間) 曾提到，福建茶盌備受鑑藏家青睞，其釉色近似鷓鴣斑。這筆直接論及建窯器物的記載，意味着其燒造年代可上溯至公元十世紀。這一斷代的另一項佐證，來自1977年蘆花坪黑釉建窯遺址正下方出土的五代青釉窯址，詳見曾凡著《福建陶瓷的歷史》，全文載於中國陶瓷編輯委員會編撰的《中國陶瓷：福建陶瓷》第五章 (上海：1988)。但燒造建窯茶碗的巔峰時期，應是北宋中葉至南宋中葉期間。雖然此前黑釉在中國流行已久，但唐代之前，作品的呈色和光澤皆未臻上乘。這是因為早期釉料的石灰含量高，其氧化鐵容限只有3-4%，而上等黑釉所需的下限卻是6%。但至唐代，華中出現了一種用黏土 (高鐵但含多種高溫助熔劑) 製成的底釉，其石灰含量較低，釉中的石灰鹼比例較為均衡。於是，黝黑光潤的釉料應運而生，為宋代華北與華南窯口發展極品黑釉創造了優厚的條件。
這類器物大行其道，固然可歸功於優質黑釉的誕生。但其實尚有諸多因素，造就了黑釉佳器的興起，其中之一便是宋代茶文化的變遷。當時，品茗之風遍及大江南北及菁英階層。人們常以茶待客，更不時舉行茶宴，這既是尋常的社交酬酢，更是品茗和展示茶藝功力的場合 (圖一)。文人士大夫多熱衷於以茶會友，連歷朝皇帝亦不例外。以品味高雅著稱的北宋徽宗 (公元1101-25年在位) 即深諳此道，並於1107年刊行其撰著的二十篇《大觀茶論》。
時至宋代，採茶後的加工方式更注重研磨工序，以及提煉和去除多餘茶汁的方法，當時多用水磨碾成極細的茶粉，再以茶筅點攪成湯，這一過程亦推動了鬥茶之風。泡茶時，人們先從茶餅刮下茶葉，置於盤內用微火烘炙，研磨成粉後過篩，以確保茶粉甘滑。然後用沸水烘盌，盌內放入少量茶粉，加入些許開水調成糊狀。繼之用細長流湯瓶注水，流速有力且徐急適中，再用竹筅在茶面拂擊出清淺湯花。誰打出的湯花最多且久聚不散，即為優勝者。有見及此，黑釉茶盌堪稱上選，因為擊拂後泛起的白色茶沫在黑釉映襯下益發鮮明。因此，宋代多個窯口 (如河北定窯) 皆有燒造黑釉茶盌，但文獻中最推崇備至的依然是福建建盞。
北宋著名書法家和鑑茶家蔡襄 (公元1012-1067年) 曾在福建任官, 其1060年刊著的《茶錄》說道：「茶色白，宜黑盞，建安所造者紺黑， 紋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熱難冷，最為要用。」據福建蔡絛在其筆記《鐵圍山叢談》卷六憶述：「父君謨[即其伯父蔡襄]嘗得茶甌十，兔毫四散，其中凝作蛺蝶狀，熟視若生動，每寶惜之。」福建茶貴為茶中上品， 蔡京可謂功不可沒，因為他正是監造小龍團貢茶的功臣。
宋代文人著述中，關於建盞的敘述俯拾皆是。黃庭堅 (公元1045-1105年) 以書法成就名列「宋四家」，此外亦是詩人、畫家和朝廷命官。他多次在文中提到福建茶盞，其《滿庭芳》云：「研膏濺乳，金縷鷓鴣斑」。他在《和答梅子明王揚休點密雲龍》一詩中，對建盞的讚美更為直白：「建安甌碗鷓鴣斑，谷簾水與月共色。」
徽宗的《大觀茶論》也對福建黑釉茶盞讚譽有加，現存文獻多次提到，徽宗數度為愛卿泡茶，以示皇恩，席間所用當為建盞。其一是政和二年 (公元1112年) 三月在太清樓特為蔡京 (公元1047-1126年，上文蔡絛之父) 設宴，席間徽宗所泡的是福建進貢的新茶，配以惠山泉水和[建窯]兔毫盞。蔡京還記述了兩次類似的御宴，一場於宣和元年 (公元1119年) 在保和殿舉行，徽宗當時也有親自點茶。據蔡京憶述，第三場宴席於宣和二年 (公元1120年) 在延福宮舉行。他形容盞內乳白湯花如「疏星澹月」，描寫的或為建窯油滴盞襯托之下的茶沫。
2012年，浙江杭州南宋宮殿遺址附近出土一件破損的珍罕曜變釉建窯盌， 進一步證實了南宋宮廷已有使用建盞的說法，圖見《国宝曜変天目茶碗と日本の美》頁192圖1-3 (福岡市藝術博物館，2015)。顯然，建窯確曾燒造宋代皇帝專用的茶盌。窯燒前，部份建盞還在器底落款，當中有單字款，也有燒造者或物主的名號，此外也有數字款或幾何圖形 (或許是作坊標識)。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學家還發現了一批圈足內印「進琖」及外底刻「供御」款的茶盞。耐人尋味的是款識中出現的「琖」字，誠如武佩聖所言，「琖」原指小巧的玉盃，由此可見，此類陶瓷在宋代是何等彌足珍貴 (詳見武佩聖前述著作頁25)。頗堪玩味的是，北京故宮尚珍藏一例「大宋明道」款建窯盌，「明道」正是北宋仁宗 (公元1022-1063年在位) 的年號，圖見《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33：兩宋瓷器 (下)》頁223編號205 (香港：1996)。
誠如本圖錄的序言所述，日本禪僧曾於宋代到浙江杭州以西臨安縣的天目山習佛，該地以二湖勝景 (峰頂二池狀若雙目，故名)、參天雪松和飛瀑流泉而馳名，日本僧侶也因緣際會得識建盞之美。該地在燒造建盞的窯址以北，天目山僧人喫茶皆用其製品。建盞流入日本後，深為茶道宗師推崇， 對日本茶道儀式的風格嬗變影響至深。
除建窯盌之外，本拍品尚配一個黑漆盒，「油滴天目」金漆四字筆意瀟灑，外套木箱光素無紋。此外還有一個題有日本茶道宗師名號的宋代漆製盞托，另附二束繩緞袋，每個配件俱屬珍品。當中又以黃金二色緞袋最引人入勝。這類小袋日文稱為「仕覆」，用來包覆茶道儀式中的茶罐， 常用於收納貴重茶盌。茶道宗師則稱之為「名物裂」，也常以地名或與之相關的名人命名。名物裂亦可用作茶道儀式中包覆物品的「袱紗」或卷軸裱褙。十四至十八世紀從中國進口的紡織品尤為罕貴。它們或是訪華僧人帶回日本的袈裟，或通過貿易流入日本。久而久之，連這些古代中國織繡品的布片亦被視為上品，有時更用作著名將領的服飾。製作仕覆的中國紡織品之中，最珍貴者日文稱之為「金襴」，而中文的常見說法是「金錦」。它們是用銀線和金屬線織成的彩織，其金色 (或銀色) 圖案多用黃金與紙芯捻成的線織成。本茶盌所附的金黃小包，看來正是用金襴或金錦製成。 它的絲線很可能是明代晚期中國江南地區的製品。無獨有偶，日本茶道名師小堀遠州 (公元1579-1647年) 在此期間也迷上了進口紡織品， 並將之與茶道儀式加以糅合。(2014年京都國立博物館舉辦的「袈裟と名物裂：舶載された染織」展覽亦曾探討這一重要課題)。日本茶道宗師小堀宗慶 (1923-2011) 的著作《文竜名物裂鑑金銀襴》(婦女界出版社：東京，1986) 頁22編號3所示的金襴或金錦圖紋，即與本拍品所附小袋的紡織品大同小異。本建窯盌所配的綠金二色金襴仕覆，可能亦屬於明末製品。此綠金仕覆的圖案，十分接近中國保存的一幅明代纏枝花卉蜜蜂圖雙面紅黃緞，圖見高漢玉等合編 (蘇玫瑰及魏泓英譯本) 的《中國歷代織染繡圖錄》頁98編號74 (倫敦：1986)，以及同一卷著作頁103編號81載錄的明代紅綺。
是次拍賣的建窯盌系出名門，在納入臨宇山人珍藏之前，曾經是黑田家族和安宅舊藏。黑田一支發源於播磨國，先後為織田及豐臣家族效力。黑田孝高 (1547-1604年) 因出任謀臣有功，1587年獲封中津城。黑田家族與茶道之淵源可追溯至黑田孝高，他其後遵豊臣秀吉 (1536-98年) 之命退出天主教，並易名黑田如水。黑田孝高既是豊臣秀吉的得力軍師，也是茶聖千利休 (1522-1591年) 的好友，並親自撰文闡述茶道。本油滴釉建窯盌在黑田家族代代相傳，其文獻記錄可追溯至黑田長知 (1835-1902) 的長子黑田長成侯爵 (1867-1939) 生前。黑田長成於1878年繼承家督之位，1884 年襲侯爵封號，同年赴笈英倫入讀劍橋大學。他於1889年學成歸國，旋即出任宮內省式部官，但1890年請辭。1892年，他加入貴族院，1894年擢升副議長，此後出任此職多年。1924年，他受命加入樞密院。黑田長成侯爵更是一名傑出的書法家，醉心研究中日詩歌。他的兒子黑田長禮 (1889- 1978年) 繼承了是次拍賣的油滴釉建窯盌，他本身也是一位著名的鳥類學家。1935年12月18日，此盞被認定為重要美術品，據日本文部省1943年頒佈的重要美術品名冊所示，它當時的主人是第十四代黑田家督黑田長禮。時至1970年代中期，此盞已納入著名的安宅珍藏，並多次見諸發表。應現藏家要求該盌於2015年取消重要美術品認定。
這件珍罕茶盌來源顯赫，且配件精奇，它代表了日本陶瓷鑑藏史、茶道史乃至中國宋代陶瓷史的一個重要篇章。與此同時，它亦展現了名窯佳器的絕代風姿。
黑漆内箱蓋面書金粉字「油滴天目」。
桐木外箱蓋面簽條書「第一家寳」，墨書種類「茶椀」、番號「一」。
附屬品：
宋 褐漆盞托 圈足內及口內有兩處茶道家花押 。
明 金襴纏枝花卉紋錦囊。
綠地金花纏枝花卉昆蟲紋錦囊。
或為江戶時代初期 褐漆長方盒 。
疏星澹月：南宋建窯「油滴天目」茶盌
蘇玫瑰 亞洲藝術部資深學術顧問
宋代建窯黑釉茶盌是公認的典藏重器，這既得益於其外形美觀、工藝創新，亦可歸功於它豐富的茗茶文化內涵，更與這類華夏中古陶瓷在國際上的崇高地位有關。它們為東亞地區 (尤以日本為然) 的陶工提供了創作靈感，也是其後歐洲陶工師法的對象。是次拍賣的茶盌，便來自一批少如鳳毛麟角的珍罕建窯油滴釉盌。
福建北部的建窯黑陶，其胎色和質感均與華北窯口的製品迥然不同，與江西吉州窯的作品亦大相逕庭。尤須一提的是，由於建窯胎土高鐵，所以毋須在胎體釉下施一層高鐵瓷漿；雖然如此，各建窯遺址出土文物的胎質在成份上仍有若干區別。譬如，大路後門和營長乾窯址的胎質雖大同小異，但庵尾山窯的胎體卻存在若干差異，詳見馮向前等人合著的《建窯古瓷胎的產地和年代特徵的NAA和WDXRF分析研究》(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90346851)。
建窯瓷器之美，與其釉料息息相關，建釉用1250至1350ºC窯燒而成，情形與華北黑釉大致相同，惟其氧化鋁略高，方能經受較高的爐溫。建釉含鐵量高達6%左右，但石灰釉的溶解上限約為5.5%，餘者一概析出。建釉外觀美不勝收，幕後功臣正是這種澱析作用。建釉為液相分離釉，而物相分離過程中釉內形成的小玻璃泡，可將多餘的鐵帶至釉面。在這個過程的初始階段，這些小泡產生了狀若茶葉末釉的斑駁效果。浮至釉面的小泡破裂後，形成所謂的油滴斑，破裂的小泡再隨盌壁垂流而下，呈現出筋脈狀的「兔毫」式條紋。多餘的氧化鐵微晶在冷卻過程中不斷增加，繼而產生更多的條紋，由於各種形態的氧化鐵呈色各異，其裝飾效亦千變萬化。
建釉最為人稱頌的是「兔毫紋」，英譯為「hare’s fur」，日文的說法是「禾目天目」，形容的正是呈色不一的氧化鐵沿盌壁垂流形成的細條紋。但建釉之中，遠以斑點為貴，條紋次之，因前者須準確拿捏釉料出現斑點的最佳時機，否則很快會因垂流而變成條紋。以建窯器物而言，較為罕見且備受推崇的斑點有三大類：其一為油滴紋，英文稱之為「oil spot」，日文名曰「yuteki」，其油滴紋璀璨斑斕，本拍品即為一例，觀之宛如星光璨爛的夜空。第二類讓人讚嘆不絕的是「曜變」紋，日文為「曜変」(意謂光彩奪目的窯變)。此類釉斑雖顏色黝黯，但有虹彩輝斑。第三類建釉斑點在黑地上裝飾白點，北宋詩人曾以「兔褐甌心雪作泓」詠之。至於諸多文獻提到的「鷓鴣斑」，究竟是指第三類斑點或油滴紋，學者迄今仍莫衷一是。中國至少有七類鷓鴣，其翎羽斑紋各不相同，故難以引證文獻所指為何，或各種說法是否並行不悖。但武佩聖 (Marshall P.S. Wu) 曾指出，中華鷓鴣的羽色與白斑均與建釉類似，詳見武氏於1998年4月《Orientations》發表的論文
為了研究建窯釉料，來自法國 (Catherine Dejoie、Philippe Sciau和Laure Noé)、中國 (李偉東、陳凱、羅宏傑和劉志) 及美國 (Apurva Mehta、Martin Kunz和田村信道) 的科學家曾組成一支國際團隊，他們採用各式各樣的調研技術，如光學顯微鏡、電子顯微鏡、拉曼光譜學和同步輻射X射線等技術，其成果發表於
傳為陶穀所撰的《清異錄》(著於宋初960至970年間) 曾提到，福建茶盌備受鑑藏家青睞，其釉色近似鷓鴣斑。這筆直接論及建窯器物的記載，意味着其燒造年代可上溯至公元十世紀。這一斷代的另一項佐證，來自1977年蘆花坪黑釉建窯遺址正下方出土的五代青釉窯址，詳見曾凡著《福建陶瓷的歷史》，全文載於中國陶瓷編輯委員會編撰的《中國陶瓷：福建陶瓷》第五章 (上海：1988)。但燒造建窯茶碗的巔峰時期，應是北宋中葉至南宋中葉期間。雖然此前黑釉在中國流行已久，但唐代之前，作品的呈色和光澤皆未臻上乘。這是因為早期釉料的石灰含量高，其氧化鐵容限只有3-4%，而上等黑釉所需的下限卻是6%。但至唐代，華中出現了一種用黏土 (高鐵但含多種高溫助熔劑) 製成的底釉，其石灰含量較低，釉中的石灰鹼比例較為均衡。於是，黝黑光潤的釉料應運而生，為宋代華北與華南窯口發展極品黑釉創造了優厚的條件。
這類器物大行其道，固然可歸功於優質黑釉的誕生。但其實尚有諸多因素，造就了黑釉佳器的興起，其中之一便是宋代茶文化的變遷。當時，品茗之風遍及大江南北及菁英階層。人們常以茶待客，更不時舉行茶宴，這既是尋常的社交酬酢，更是品茗和展示茶藝功力的場合 (圖一)。文人士大夫多熱衷於以茶會友，連歷朝皇帝亦不例外。以品味高雅著稱的北宋徽宗 (公元1101-25年在位) 即深諳此道，並於1107年刊行其撰著的二十篇《大觀茶論》。
時至宋代，採茶後的加工方式更注重研磨工序，以及提煉和去除多餘茶汁的方法，當時多用水磨碾成極細的茶粉，再以茶筅點攪成湯，這一過程亦推動了鬥茶之風。泡茶時，人們先從茶餅刮下茶葉，置於盤內用微火烘炙，研磨成粉後過篩，以確保茶粉甘滑。然後用沸水烘盌，盌內放入少量茶粉，加入些許開水調成糊狀。繼之用細長流湯瓶注水，流速有力且徐急適中，再用竹筅在茶面拂擊出清淺湯花。誰打出的湯花最多且久聚不散，即為優勝者。有見及此，黑釉茶盌堪稱上選，因為擊拂後泛起的白色茶沫在黑釉映襯下益發鮮明。因此，宋代多個窯口 (如河北定窯) 皆有燒造黑釉茶盌，但文獻中最推崇備至的依然是福建建盞。
北宋著名書法家和鑑茶家蔡襄 (公元1012-1067年) 曾在福建任官, 其1060年刊著的《茶錄》說道：「茶色白，宜黑盞，建安所造者紺黑， 紋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熱難冷，最為要用。」據福建蔡絛在其筆記《鐵圍山叢談》卷六憶述：「父君謨[即其伯父蔡襄]嘗得茶甌十，兔毫四散，其中凝作蛺蝶狀，熟視若生動，每寶惜之。」福建茶貴為茶中上品， 蔡京可謂功不可沒，因為他正是監造小龍團貢茶的功臣。
宋代文人著述中，關於建盞的敘述俯拾皆是。黃庭堅 (公元1045-1105年) 以書法成就名列「宋四家」，此外亦是詩人、畫家和朝廷命官。他多次在文中提到福建茶盞，其《滿庭芳》云：「研膏濺乳，金縷鷓鴣斑」。他在《和答梅子明王揚休點密雲龍》一詩中，對建盞的讚美更為直白：「建安甌碗鷓鴣斑，谷簾水與月共色。」
徽宗的《大觀茶論》也對福建黑釉茶盞讚譽有加，現存文獻多次提到，徽宗數度為愛卿泡茶，以示皇恩，席間所用當為建盞。其一是政和二年 (公元1112年) 三月在太清樓特為蔡京 (公元1047-1126年，上文蔡絛之父) 設宴，席間徽宗所泡的是福建進貢的新茶，配以惠山泉水和[建窯]兔毫盞。蔡京還記述了兩次類似的御宴，一場於宣和元年 (公元1119年) 在保和殿舉行，徽宗當時也有親自點茶。據蔡京憶述，第三場宴席於宣和二年 (公元1120年) 在延福宮舉行。他形容盞內乳白湯花如「疏星澹月」，描寫的或為建窯油滴盞襯托之下的茶沫。
2012年，浙江杭州南宋宮殿遺址附近出土一件破損的珍罕曜變釉建窯盌， 進一步證實了南宋宮廷已有使用建盞的說法，圖見《国宝曜変天目茶碗と日本の美》頁192圖1-3 (福岡市藝術博物館，2015)。顯然，建窯確曾燒造宋代皇帝專用的茶盌。窯燒前，部份建盞還在器底落款，當中有單字款，也有燒造者或物主的名號，此外也有數字款或幾何圖形 (或許是作坊標識)。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學家還發現了一批圈足內印「進琖」及外底刻「供御」款的茶盞。耐人尋味的是款識中出現的「琖」字，誠如武佩聖所言，「琖」原指小巧的玉盃，由此可見，此類陶瓷在宋代是何等彌足珍貴 (詳見武佩聖前述著作頁25)。頗堪玩味的是，北京故宮尚珍藏一例「大宋明道」款建窯盌，「明道」正是北宋仁宗 (公元1022-1063年在位) 的年號，圖見《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33：兩宋瓷器 (下)》頁223編號205 (香港：1996)。
誠如本圖錄的序言所述，日本禪僧曾於宋代到浙江杭州以西臨安縣的天目山習佛，該地以二湖勝景 (峰頂二池狀若雙目，故名)、參天雪松和飛瀑流泉而馳名，日本僧侶也因緣際會得識建盞之美。該地在燒造建盞的窯址以北，天目山僧人喫茶皆用其製品。建盞流入日本後，深為茶道宗師推崇， 對日本茶道儀式的風格嬗變影響至深。
除建窯盌之外，本拍品尚配一個黑漆盒，「油滴天目」金漆四字筆意瀟灑，外套木箱光素無紋。此外還有一個題有日本茶道宗師名號的宋代漆製盞托，另附二束繩緞袋，每個配件俱屬珍品。當中又以黃金二色緞袋最引人入勝。這類小袋日文稱為「仕覆」，用來包覆茶道儀式中的茶罐， 常用於收納貴重茶盌。茶道宗師則稱之為「名物裂」，也常以地名或與之相關的名人命名。名物裂亦可用作茶道儀式中包覆物品的「袱紗」或卷軸裱褙。十四至十八世紀從中國進口的紡織品尤為罕貴。它們或是訪華僧人帶回日本的袈裟，或通過貿易流入日本。久而久之，連這些古代中國織繡品的布片亦被視為上品，有時更用作著名將領的服飾。製作仕覆的中國紡織品之中，最珍貴者日文稱之為「金襴」，而中文的常見說法是「金錦」。它們是用銀線和金屬線織成的彩織，其金色 (或銀色) 圖案多用黃金與紙芯捻成的線織成。本茶盌所附的金黃小包，看來正是用金襴或金錦製成。 它的絲線很可能是明代晚期中國江南地區的製品。無獨有偶，日本茶道名師小堀遠州 (公元1579-1647年) 在此期間也迷上了進口紡織品， 並將之與茶道儀式加以糅合。(2014年京都國立博物館舉辦的「袈裟と名物裂：舶載された染織」展覽亦曾探討這一重要課題)。日本茶道宗師小堀宗慶 (1923-2011) 的著作《文竜名物裂鑑金銀襴》(婦女界出版社：東京，1986) 頁22編號3所示的金襴或金錦圖紋，即與本拍品所附小袋的紡織品大同小異。本建窯盌所配的綠金二色金襴仕覆，可能亦屬於明末製品。此綠金仕覆的圖案，十分接近中國保存的一幅明代纏枝花卉蜜蜂圖雙面紅黃緞，圖見高漢玉等合編 (蘇玫瑰及魏泓英譯本) 的《中國歷代織染繡圖錄》頁98編號74 (倫敦：1986)，以及同一卷著作頁103編號81載錄的明代紅綺。
是次拍賣的建窯盌系出名門，在納入臨宇山人珍藏之前，曾經是黑田家族和安宅舊藏。黑田一支發源於播磨國，先後為織田及豐臣家族效力。黑田孝高 (1547-1604年) 因出任謀臣有功，1587年獲封中津城。黑田家族與茶道之淵源可追溯至黑田孝高，他其後遵豊臣秀吉 (1536-98年) 之命退出天主教，並易名黑田如水。黑田孝高既是豊臣秀吉的得力軍師，也是茶聖千利休 (1522-1591年) 的好友，並親自撰文闡述茶道。本油滴釉建窯盌在黑田家族代代相傳，其文獻記錄可追溯至黑田長知 (1835-1902) 的長子黑田長成侯爵 (1867-1939) 生前。黑田長成於1878年繼承家督之位，1884 年襲侯爵封號，同年赴笈英倫入讀劍橋大學。他於1889年學成歸國，旋即出任宮內省式部官，但1890年請辭。1892年，他加入貴族院，1894年擢升副議長，此後出任此職多年。1924年，他受命加入樞密院。黑田長成侯爵更是一名傑出的書法家，醉心研究中日詩歌。他的兒子黑田長禮 (1889- 1978年) 繼承了是次拍賣的油滴釉建窯盌，他本身也是一位著名的鳥類學家。1935年12月18日，此盞被認定為重要美術品，據日本文部省1943年頒佈的重要美術品名冊所示，它當時的主人是第十四代黑田家督黑田長禮。時至1970年代中期，此盞已納入著名的安宅珍藏，並多次見諸發表。應現藏家要求該盌於2015年取消重要美術品認定。
這件珍罕茶盌來源顯赫，且配件精奇，它代表了日本陶瓷鑑藏史、茶道史乃至中國宋代陶瓷史的一個重要篇章。與此同時，它亦展現了名窯佳器的絕代風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