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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專文
物華天寶：
益田孝男爵（別號鈍翁）舊藏
龍泉青釉紙槌瓶
蘇玫瑰
資深國際學術顧問 亞洲藝術部
本拍品彌足珍貴，充份體現了宋代幽微素雅的審美意趣。八百多年來，此類極品龍泉青瓷在中日兩地均被奉為圭臬，常被視為傳家或鎮寺之寶代代相傳，而這一現象在日本尤為普遍。此瓶的釉料肥腴失透、溫潤如玉，薈萃了龍泉青釉最為人稱許的特質。此外，其天青釉清淡柔和，在藏家看來固妙至毫巔，但陶工卻視之為畏途。色澤、質感佳妙如斯者，其原料、配製、上釉和窯燒皆須拿揑得恰到好處，故上乘之作寥寥無幾。這種釉料美不勝收，在日本通稱為「砧青磁」，泛指與本拍品相近的極品青釉紙槌瓶，此類器物於南宋（公元1127至1279年）和元代（公元1279至1368年）輸入日本，藏家業已將之與這抹妙不可言的釉色劃上了等號。更有人指出，本品正是用「砧青磁」統稱該類名瓷之緣起。
這一造型因形似紙槌而得名，但其直筒腹、長直頸和盤口樣式，其實是以玻璃瓶或樽的方式，自伊斯蘭地區西部（或為伊朗）傳入中國。1997年發現的公元十世紀印坦沉船貨物中，也有玻璃近似例的碎片，就此請參閱M.Flecker所撰《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the 10th Century Intan Shipwreck》（牛津：2002）。沉船位於印尼爪哇海離岸，船上有大批十世紀中國陶瓷，以及少量伊斯蘭玻璃和其他材質的器物。艾爾薩巴珍藏（Al-Sabah Collection）一例形制相同的公元九至十世紀伊朗地區吹製玻璃瓶，其頸若筒狀（圖一），圖見S.Carboni所撰《Glass from Islamic Lands – The Al-Sabah Collection, Kuwait National Museum》編號25a（倫敦：2001）；藏品中尚有兩件年代略晚的十至十一世紀伊朗地區近似例，其器頸略歛，圖見前述著作編號35及55。1986年，一個斷代為公元1018年的遼代古墓亦曾出土近似的伊斯蘭玻璃瓶，圖見《遼陳國公主墓》圖14-2（北京：1993）。此瓶器腹向足部漸歛，頸上則向口沿略收。觀乎瓶頸的形狀，加上伊斯蘭玻璃確是在唐至五代期間傳入中原，所以中國的陶瓷版本很可能脫胎於九至十世紀較早期的伊斯蘭玻璃器。
以本拍品為例的無耳紙槌瓶，在南宋和元代傳世龍泉青瓷中極罕。北宋年間，曾有燒造兩款與宮廷密切相關的無耳盤口紙槌瓶。一者是一小批定窯紙槌瓶，大維德爵士舊藏一例，瓶口略歛，圖見S. Pierson編著的《Song Ceramics: Objects of Admiration》頁20-1編號1（倫敦：大維德中國藝術館，2003）。但以重要性而言，特為北宋朝廷燒造的汝窯紙槌瓶似有過之而無不及。1987年，河南寶豐縣清涼寺窯址出土了一件汝窯盤口紙槌瓶，圖見《大觀：北宋汝窯特展》頁114-5編號23（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6），台北故宮亦珍藏二例口沿破損的近似汝窯瓶，圖見前述著作頁116-19編號24及25（圖二）。於2004年，河南汝州市東南面張公巷窯址出土一批與汝窯御瓷淵源甚深的淡青瓷器，當中也有近似的紙槌瓶（圖三），見《中國重要考古發現》頁156上圖（北京：2004）。
極品龍泉青釉瓶（如本拍品）與北宋汝窯御瓷之間的關聯，還可證諸南宋作品之精工細作，以及其呈色較深的青釉，這一特色亦見於南宋官窯御瓷；同樣值得一提的是，上文提到為北宋宮廷燒造的紙槌瓶無耳，而南宋年間在浙江杭州老虎洞窯燒造的御製官釉紙槌瓶，同樣不飾雙耳，圖見杜正賢《杭州老虎洞窯址瓷器精選》編號29（圖四）（北京：2002）。龍泉紙槌瓶的筒頸兩側，泰半飾雙耳，耳以鳥形居多，常謂為鳳耳，北京故宮珍藏一例（圖五），圖見《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33：兩宋瓷器（下）》頁110圖例98（香港：1996），另一例為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珍藏，圖見《東洋陶磁の展開》頁48編號23（大阪：1994）。尚有一批龍泉窯紙槌瓶，以龍首魚身的魚龍為耳，但較不常見。2008年3月19日，紐約佳士得拍出一例器型碩大的龍泉窯青釉魚龍耳紙槌瓶（拍品編號561）（圖六）。1983年，松陽縣南宋古墓亦曾出土一例龍泉窯魚龍耳紙槌瓶，圖見朱伯謙主編的《龍泉窰青瓷》頁149編號116（台北：1998）；公元1323年前後，一艘商船在駛往日本途中，於朝鮮新安海域沉没，其文物也有一件近似例，圖見《新安海底文物》展覽圖錄編號3（首爾：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1977）。但在龍泉紙槌瓶當中，像本拍品般不飾雙耳者尤為罕貴，已知近似例屈指可數。北京故宮清宮舊藏一例，圖見《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33：兩宋瓷器（下）》頁112圖例100（香港：1996）（圖七）。1964年，四川成都司馬橋南宋古墓亦曾出土一例，圖見《龍泉青瓷：四川省博物館藏龍泉窯瓷器精品》頁85編號8（澳門：1998），另有一例載於《中國龍泉青瓷》圖版90（杭州，1998）。
像本拍品這一類佳妙瓷瓶，日本茶人視之為茶道擺設的上上之選，而數百年來，此器可能正是作此用途。它身世顯赫，在日本的歷史源流或可上溯至桃山時代（約公元1574至1600年），及至江戶時代（1603至1867年），其流傳經過漸趨明朗。白崎秀雄曾於《藝術新潮》五月刊頁59發表〈鈍翁蒐集品由來記〉（東京：1983），文中提到此瓶在蜂須賀氏家族代代相傳，其近似例鮮有亮相於博物館展覽或刊物，而此作之形制和釉色均無比精妙。蜂須賀氏為名門望族，在十六世紀下半葉聲名鵲起，成為江戶時代權重一時、長盛不衰的封建氏族之一。蜂須賀氏貴為阿波國（今四國德島縣）大名，如今大家更津津樂道的是其族長小六正勝（1526至1586年）與日吉丸（即著名的豊臣秀吉，1537至1598年）的一段逸事。相傳，正勝與隨從途經愛知縣東部三河的矢作橋，浪人日吉丸當時在橋上呼呼大睡，正勝被後者的頭絆倒，不以為意的他繼續前行。但被吵醒的日吉丸憤然而起，一把抓住正勝的長矛。正勝對這位年輕人的勇氣心生敬意，忙為失敬之舉道歉，並收之為麾下武士。著於十八世紀的《繪本太閤記》，也在豊臣秀臣傳略中提及此事。這個傳說雖不足為據，但可見日後蜂須賀氏族之崛起，確與日吉丸（豊臣秀吉）大有關係。蜂須賀正勝及其子家政（1558至1639年）均為豊臣秀吉效力，在多場戰役中軍功彪炳。豊臣秀吉在統一日本列島的最後階段，將阿波國賜予蜂須賀家政，以犒賞後者於1585年攻佔四國有功。德川幕府於1603年掌權，但無損阿波國蜂須賀氏的統治地位。江戶時代終結之際，蜂須賀氏族業已統治阿波國約268年。
以本拍品而言，更重要的是它呈現了家政個性的另一面。他與豊臣秀吉治下多名軍閥一樣，俱熱衷於茶道，多筆文獻皆提到他與茶道宗師千利休（1522至1591年）的往來。千利休曾受家政所託購入一把茶壺，並在信中拜託富商親戚渡邊立安將之交給家政。蜂須賀氏入主阿波國之初，渡邊已追隨家政左右，並出資興建德島城，他其後繼續為阿波國效力，甚至為之發行貨幣。此外，千宗旦（千利休之孫，1578至1658年）1633年給兒子的信中曾提到「閑居」茶罐，此器乃千利休舊物，後納入家政收藏。多名千利休的弟子均獲家政羅致門下，這與他們的政治眼光和茶道造詣不無關係，揆情度理，蜂須賀氏歷年來定然蒐集了一批典藏級茶具。
據稱，此瓶後為小室信夫（1839至1898年）庋藏。小室於1839年生於德島一個富裕的商賈之家，但卻熱衷於公民和社會議題，其後更投身政壇。他強烈反對德川幕府政權，並聯合志同道合者，將京都等持院足利三代木像梟首，以示抗議，終於在1863年被捕。據說他出獄後，獲德島（阿波國）第十四代藩主蜂須賀茂韻（1846至1918年）招攬為德島藩武士。明治維新於1868年拉開序幕，小室獲釋後就任副知事。他於1872年赴歐美遊歷，並於1874年聯同板垣退助公爵（1837至1919年）等人，大力遊說政府成立民選議院及制訂憲法。小室其後從商，參與經營共同運輸會社（即日本郵船會社前身），1891年獲提名加入貴族院。
本拍品後流入富永家族，成為富永冬樹（曾任東京證券交易所董事）之藏品，其妹夫乃鑑藏名家益田孝男爵（1848至1938年），其後益田再直接從富永家族或在拍賣會上購入此瓶。益田孝之妻為富永栄，其父為佐渡島（現新潟縣）政務官，出任箱館奉行或事務官長，專責海外人士及對外貿易事宜。益田孝年僅十四，已勝任美國領事館官員的翻譯，1860年代更在赫本學院（即明治學院大學前身）深造英語。明治維新始於1868年，當時益田仍在幕府任騎兵隊中校，但井上馨侯爵（1836至1915年）於1871年擢升大藏省（即財政部）副部長後，益田亦獲其提拔調任大藏省。他曾供職獨立行政法人造幣局，不久再獲井上侯爵提拔，於1874年晉升先收會社貿易公司副社長。1876年，三井公司正式成立，二十七歲的益田出任社長。三井原是一家風險投資公司，但經過該年度的合併，終轉型為綜合貿易公司「三井物產」，其後發展成為日本最具規模的貿易公司之一，1880年之前已在亞洲各地甚或歐美開設辦事處。益田還動用私人資金，創辦首屈一指的經濟報刊《中外商業新報》（《日本經濟新聞》前身）。益田於1914年正式引退，1918年躋身華族，獲賜封男爵。他退休後投身藝術收藏，並致力於研究和從事日本茶道。益田的收藏生涯應始於1878年，他在1938年辭世之前，藏品已多達四千件左右，詳見Christine Guth著作《Art, Tea and Industry: Masuda Takashi and the Mitsui Circle》（普林斯頓：1993）。他自號「益田鈍翁」，常於小田原和鎌倉宅邸舉辦茶會，茶人之名不脛而走。此外，益田多次舉辦展覽，將個人及友儕之珍藏公諸同好。他以品味之高聞名於世，許多人認為自千利休之後，益田對日本茶道的影響之大，同儕無出其右。據說，他生前亦視此瓶為其藏品的壓軸之作。
上下八百年，中日藏家無不視本品為圭臬之作。這件稀世奇珍生動傳神地演繹了南宋宮廷清貴的審美意趣，後世的日本茶道宗師和鑑藏大家亦深以為然，對之青睞有加。
益田孝男爵（別號鈍翁）舊藏
龍泉青釉紙槌瓶
蘇玫瑰
資深國際學術顧問 亞洲藝術部
本拍品彌足珍貴，充份體現了宋代幽微素雅的審美意趣。八百多年來，此類極品龍泉青瓷在中日兩地均被奉為圭臬，常被視為傳家或鎮寺之寶代代相傳，而這一現象在日本尤為普遍。此瓶的釉料肥腴失透、溫潤如玉，薈萃了龍泉青釉最為人稱許的特質。此外，其天青釉清淡柔和，在藏家看來固妙至毫巔，但陶工卻視之為畏途。色澤、質感佳妙如斯者，其原料、配製、上釉和窯燒皆須拿揑得恰到好處，故上乘之作寥寥無幾。這種釉料美不勝收，在日本通稱為「砧青磁」，泛指與本拍品相近的極品青釉紙槌瓶，此類器物於南宋（公元1127至1279年）和元代（公元1279至1368年）輸入日本，藏家業已將之與這抹妙不可言的釉色劃上了等號。更有人指出，本品正是用「砧青磁」統稱該類名瓷之緣起。
這一造型因形似紙槌而得名，但其直筒腹、長直頸和盤口樣式，其實是以玻璃瓶或樽的方式，自伊斯蘭地區西部（或為伊朗）傳入中國。1997年發現的公元十世紀印坦沉船貨物中，也有玻璃近似例的碎片，就此請參閱M.Flecker所撰《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the 10th Century Intan Shipwreck》（牛津：2002）。沉船位於印尼爪哇海離岸，船上有大批十世紀中國陶瓷，以及少量伊斯蘭玻璃和其他材質的器物。艾爾薩巴珍藏（Al-Sabah Collection）一例形制相同的公元九至十世紀伊朗地區吹製玻璃瓶，其頸若筒狀（圖一），圖見S.Carboni所撰《Glass from Islamic Lands – The Al-Sabah Collection, Kuwait National Museum》編號25a（倫敦：2001）；藏品中尚有兩件年代略晚的十至十一世紀伊朗地區近似例，其器頸略歛，圖見前述著作編號35及55。1986年，一個斷代為公元1018年的遼代古墓亦曾出土近似的伊斯蘭玻璃瓶，圖見《遼陳國公主墓》圖14-2（北京：1993）。此瓶器腹向足部漸歛，頸上則向口沿略收。觀乎瓶頸的形狀，加上伊斯蘭玻璃確是在唐至五代期間傳入中原，所以中國的陶瓷版本很可能脫胎於九至十世紀較早期的伊斯蘭玻璃器。
以本拍品為例的無耳紙槌瓶，在南宋和元代傳世龍泉青瓷中極罕。北宋年間，曾有燒造兩款與宮廷密切相關的無耳盤口紙槌瓶。一者是一小批定窯紙槌瓶，大維德爵士舊藏一例，瓶口略歛，圖見S. Pierson編著的《Song Ceramics: Objects of Admiration》頁20-1編號1（倫敦：大維德中國藝術館，2003）。但以重要性而言，特為北宋朝廷燒造的汝窯紙槌瓶似有過之而無不及。1987年，河南寶豐縣清涼寺窯址出土了一件汝窯盤口紙槌瓶，圖見《大觀：北宋汝窯特展》頁114-5編號23（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6），台北故宮亦珍藏二例口沿破損的近似汝窯瓶，圖見前述著作頁116-19編號24及25（圖二）。於2004年，河南汝州市東南面張公巷窯址出土一批與汝窯御瓷淵源甚深的淡青瓷器，當中也有近似的紙槌瓶（圖三），見《中國重要考古發現》頁156上圖（北京：2004）。
極品龍泉青釉瓶（如本拍品）與北宋汝窯御瓷之間的關聯，還可證諸南宋作品之精工細作，以及其呈色較深的青釉，這一特色亦見於南宋官窯御瓷；同樣值得一提的是，上文提到為北宋宮廷燒造的紙槌瓶無耳，而南宋年間在浙江杭州老虎洞窯燒造的御製官釉紙槌瓶，同樣不飾雙耳，圖見杜正賢《杭州老虎洞窯址瓷器精選》編號29（圖四）（北京：2002）。龍泉紙槌瓶的筒頸兩側，泰半飾雙耳，耳以鳥形居多，常謂為鳳耳，北京故宮珍藏一例（圖五），圖見《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33：兩宋瓷器（下）》頁110圖例98（香港：1996），另一例為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珍藏，圖見《東洋陶磁の展開》頁48編號23（大阪：1994）。尚有一批龍泉窯紙槌瓶，以龍首魚身的魚龍為耳，但較不常見。2008年3月19日，紐約佳士得拍出一例器型碩大的龍泉窯青釉魚龍耳紙槌瓶（拍品編號561）（圖六）。1983年，松陽縣南宋古墓亦曾出土一例龍泉窯魚龍耳紙槌瓶，圖見朱伯謙主編的《龍泉窰青瓷》頁149編號116（台北：1998）；公元1323年前後，一艘商船在駛往日本途中，於朝鮮新安海域沉没，其文物也有一件近似例，圖見《新安海底文物》展覽圖錄編號3（首爾：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1977）。但在龍泉紙槌瓶當中，像本拍品般不飾雙耳者尤為罕貴，已知近似例屈指可數。北京故宮清宮舊藏一例，圖見《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33：兩宋瓷器（下）》頁112圖例100（香港：1996）（圖七）。1964年，四川成都司馬橋南宋古墓亦曾出土一例，圖見《龍泉青瓷：四川省博物館藏龍泉窯瓷器精品》頁85編號8（澳門：1998），另有一例載於《中國龍泉青瓷》圖版90（杭州，1998）。
像本拍品這一類佳妙瓷瓶，日本茶人視之為茶道擺設的上上之選，而數百年來，此器可能正是作此用途。它身世顯赫，在日本的歷史源流或可上溯至桃山時代（約公元1574至1600年），及至江戶時代（1603至1867年），其流傳經過漸趨明朗。白崎秀雄曾於《藝術新潮》五月刊頁59發表〈鈍翁蒐集品由來記〉（東京：1983），文中提到此瓶在蜂須賀氏家族代代相傳，其近似例鮮有亮相於博物館展覽或刊物，而此作之形制和釉色均無比精妙。蜂須賀氏為名門望族，在十六世紀下半葉聲名鵲起，成為江戶時代權重一時、長盛不衰的封建氏族之一。蜂須賀氏貴為阿波國（今四國德島縣）大名，如今大家更津津樂道的是其族長小六正勝（1526至1586年）與日吉丸（即著名的豊臣秀吉，1537至1598年）的一段逸事。相傳，正勝與隨從途經愛知縣東部三河的矢作橋，浪人日吉丸當時在橋上呼呼大睡，正勝被後者的頭絆倒，不以為意的他繼續前行。但被吵醒的日吉丸憤然而起，一把抓住正勝的長矛。正勝對這位年輕人的勇氣心生敬意，忙為失敬之舉道歉，並收之為麾下武士。著於十八世紀的《繪本太閤記》，也在豊臣秀臣傳略中提及此事。這個傳說雖不足為據，但可見日後蜂須賀氏族之崛起，確與日吉丸（豊臣秀吉）大有關係。蜂須賀正勝及其子家政（1558至1639年）均為豊臣秀吉效力，在多場戰役中軍功彪炳。豊臣秀吉在統一日本列島的最後階段，將阿波國賜予蜂須賀家政，以犒賞後者於1585年攻佔四國有功。德川幕府於1603年掌權，但無損阿波國蜂須賀氏的統治地位。江戶時代終結之際，蜂須賀氏族業已統治阿波國約268年。
以本拍品而言，更重要的是它呈現了家政個性的另一面。他與豊臣秀吉治下多名軍閥一樣，俱熱衷於茶道，多筆文獻皆提到他與茶道宗師千利休（1522至1591年）的往來。千利休曾受家政所託購入一把茶壺，並在信中拜託富商親戚渡邊立安將之交給家政。蜂須賀氏入主阿波國之初，渡邊已追隨家政左右，並出資興建德島城，他其後繼續為阿波國效力，甚至為之發行貨幣。此外，千宗旦（千利休之孫，1578至1658年）1633年給兒子的信中曾提到「閑居」茶罐，此器乃千利休舊物，後納入家政收藏。多名千利休的弟子均獲家政羅致門下，這與他們的政治眼光和茶道造詣不無關係，揆情度理，蜂須賀氏歷年來定然蒐集了一批典藏級茶具。
據稱，此瓶後為小室信夫（1839至1898年）庋藏。小室於1839年生於德島一個富裕的商賈之家，但卻熱衷於公民和社會議題，其後更投身政壇。他強烈反對德川幕府政權，並聯合志同道合者，將京都等持院足利三代木像梟首，以示抗議，終於在1863年被捕。據說他出獄後，獲德島（阿波國）第十四代藩主蜂須賀茂韻（1846至1918年）招攬為德島藩武士。明治維新於1868年拉開序幕，小室獲釋後就任副知事。他於1872年赴歐美遊歷，並於1874年聯同板垣退助公爵（1837至1919年）等人，大力遊說政府成立民選議院及制訂憲法。小室其後從商，參與經營共同運輸會社（即日本郵船會社前身），1891年獲提名加入貴族院。
本拍品後流入富永家族，成為富永冬樹（曾任東京證券交易所董事）之藏品，其妹夫乃鑑藏名家益田孝男爵（1848至1938年），其後益田再直接從富永家族或在拍賣會上購入此瓶。益田孝之妻為富永栄，其父為佐渡島（現新潟縣）政務官，出任箱館奉行或事務官長，專責海外人士及對外貿易事宜。益田孝年僅十四，已勝任美國領事館官員的翻譯，1860年代更在赫本學院（即明治學院大學前身）深造英語。明治維新始於1868年，當時益田仍在幕府任騎兵隊中校，但井上馨侯爵（1836至1915年）於1871年擢升大藏省（即財政部）副部長後，益田亦獲其提拔調任大藏省。他曾供職獨立行政法人造幣局，不久再獲井上侯爵提拔，於1874年晉升先收會社貿易公司副社長。1876年，三井公司正式成立，二十七歲的益田出任社長。三井原是一家風險投資公司，但經過該年度的合併，終轉型為綜合貿易公司「三井物產」，其後發展成為日本最具規模的貿易公司之一，1880年之前已在亞洲各地甚或歐美開設辦事處。益田還動用私人資金，創辦首屈一指的經濟報刊《中外商業新報》（《日本經濟新聞》前身）。益田於1914年正式引退，1918年躋身華族，獲賜封男爵。他退休後投身藝術收藏，並致力於研究和從事日本茶道。益田的收藏生涯應始於1878年，他在1938年辭世之前，藏品已多達四千件左右，詳見Christine Guth著作《Art, Tea and Industry: Masuda Takashi and the Mitsui Circle》（普林斯頓：1993）。他自號「益田鈍翁」，常於小田原和鎌倉宅邸舉辦茶會，茶人之名不脛而走。此外，益田多次舉辦展覽，將個人及友儕之珍藏公諸同好。他以品味之高聞名於世，許多人認為自千利休之後，益田對日本茶道的影響之大，同儕無出其右。據說，他生前亦視此瓶為其藏品的壓軸之作。
上下八百年，中日藏家無不視本品為圭臬之作。這件稀世奇珍生動傳神地演繹了南宋宮廷清貴的審美意趣，後世的日本茶道宗師和鑑藏大家亦深以為然，對之青睞有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