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

1936年兒島善三郎因為對於田園生活的嚮往，而搬到東京西郊的國分寺市，此時至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為藝術家的「國分寺時期」，他在這段期間內也因健康狀況良好，在豐沛的創作能量中將焦點轉向風景與靜物主題，以簡化的單純造型深入追尋東方傳統繪畫中的文化底蘊，再次創造了他藝術生涯的高峰。作於1942年的《菊》(Lot 1106)曾在「第12回獨立展」與兒島其他多次重要個展中展出，呈現了藝術家在運用寫實與抽象手法之間的轉換自如，為靜物題材極為獨特的代表作。 日本人將菊花視為太陽的象徵，《菊》中的花形亦經過了幾何造型的簡化處理，呈現出極為圓潤飽滿的外形。不論是以細膩的輪廓線所勾勒的重重花瓣或以油彩薄塗的菊葉，皆刻意將明暗光影的描寫降至最低；兒島雖著力刻畫花瓶細緻的圖案，卻未描繪瓶身的立體感，而是突顯以紅、藍兩種色彩為主的紋樣，這不僅是藝術家對於花瓶的主觀圖案化呈現，更是民族文化與審美思想的表徵，與梅原龍三郎、廖繼春等藝術家對傳統色彩的挪用不謀而合。日本現存最早的史書《古事記》多次提到白、黑、青、赤四種顏色，卻很少提及其他色彩，兒島以高彩度的朱紅色與寶藍色強調冷暖色系的對比，同時反映出大和民族對於色彩最初的感受與理解，在油畫創作中彰顯了亞洲特殊歷史與地理背景所形成的獨特審美觀。 浮世繪版畫影響了馬蒂斯對色彩的概念，他曾說：「色彩存在於本身，也為本身而存在。它有自己的美──這是日本浮世繪所揭示的真理」。兒島亦擷取了浮世繪色彩的平面化與色相的對比，在日本傳統色彩中，紅色代表明亮、燃燒、飽滿等意義，具有豐富的能量，也象徵了感情的激盪，《菊》大膽的鮮紅色背景展現了強烈的視覺衝擊，可說與葛飾北齋《富嶽三十六景－凱風快晴》的紅色富士山與歌川廣重《名所江戶百景－龜戶梅屋舖》的紅色背景一脈相承。此外，《菊》桌面與背景的交界處不平整的直線，顯示畫面已脫離了寫實空間的描寫，而呈現出藝術家主觀審美意識下對於物象的安排與經營。土黃色桌面上的幾筆褐色筆觸似乎是桌面的木紋或花瓶的陰影，但除此之外卻沒有其他光源與陰影的描述，模糊的空間暗示因而使觀眾產生對於未知空間的感受與想像。 兒島看似以寫實而細膩的手法描繪《菊》，但回歸幾何形體的菊花與圖案化的花瓶卻來自於藝術家主觀的歸納與思考，鮮紅色的背景與未定義的空間則蘊含了東方傳統文化所凝聚的色彩觀與空間感，畫面在靜物的實體存在與空間的想像延伸中，形成鮮明的對比，《菊》因而拓展了靜物的表現性，成為兒島融合客觀寫實與主觀抽象的具體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