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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洪武釉裏紅玉壺春瓶
蘇玫瑰
亞洲藝術部資深學術顧問
此件洪武玉壺春瓶的造型展現了十四世紀晚期雄渾穩重的特色。其腹脛豐滿圓碩，使畫工有足夠的空間得以盡情揮灑。以纏枝牡丹為主題的紋飾結構端正大方，展現出畫工下筆的精煉流暢，藉由釉裡紅濃郁的色澤，整體更顯得雍容大氣。許多類似的玉壺春瓶由於口沿纖巧易碎，故此多有破損，北京故宮博物院的一支同類玉壺春瓶便是最佳例子；相形之下，此瓶保存至今仍完好無缺，益顯其彌足珍貴。1
自唐代開始採用氧化銅於高溫陶瓷上繪製紅色紋飾以來，這種技法給陶匠們帶來了巨大的挑戰。由於銅紅料極為敏感，陶匠在製作過程中必須小心翼翼地處理底釉的成份、銅紅料所占比例、窯內的焙燒溫度和還原程度，以及器皿在爐膛內的擺放位置，以達致預期的顏色效果。雖然科技自十四世紀以來已大幅進步，但當今天的陶工打開燒製銅紅器的瓷窯時，映入眼簾的往往不是預期的一抹艷紅，而是一片晦黯灰澀，色澤褪盡的情況亦時有發生。
根據明代監製瓷器之官員呈遞的多份奏章，足見當時的陶匠在燒製釉裏紅瓷器時所面對的重重困難。隆慶五年（公元1571年），一名叫徐栻的窯監迫於無奈，向皇上奏表陳情，懇請皇上體察陶匠晝夜趕工之苦，設法改善大量趕製景德鎮貢品瓷的苦況。此奏章的重點之一，便是建議用礬紅彩瓷器代替釉裏紅瓷器。自古以來，中國帝王均不喜被 人拂逆旨意，而且礬紅彩需經二次復燒而成，燒壞機率大幅提高，所以窯監等閒絕不會提出這樣的要求。由此可見釉裏紅器燒製之困難及上品釉裏紅器數量稀少之原因。
中國最早採用銅紅料的高溫器皿似出現於唐代，其既有可能是實踐總結的成果，也可能純粹出於偶然。公元九世紀，湖南長沙的銅官窯曾出產少量的單色紅釉粗瓷及大批的釉裏紅器。銅綠至銅紅的轉變，對其中某些器物來說，可能僅是偶然，但絕對有部分是陶匠有意為之。以巴黎賽努奇博物館所藏的一件紅點綠紋陶罐為例，此意圖便極為明顯。2 於一小批公元十世紀產自華北敷以白色化妝土的粗瓷上，也可發現銅紅斑的裝飾手法，其或許為宋代及其後的河南銅紅斑鈞瓷開啟了先河。3 1980年代末期，廣西容縣出土了幾件極為罕見的宋代單色紅釉瓷殘片。4 此宋代廣西省地方窯口的產品多以仿青白瓷及耀州窯為主，這批文物是迄今於中國發現最早採用銅紅料燒製單色紅釉的瓷器。除此之外，宋代採用銅紅料唯一的證據，便是幾件12世紀至13世紀龍泉青瓷上的銅紅斑點（近似青瓷上的鐵銹斑）。5
直至元代，景德鎮的陶匠才開始採用銅紅料，當時的陶匠同心協力，為掌握這變幻莫測的材料做出了諸多努力。元代可謂一個試驗摸索的階段，就銅紅料而言，陶匠們嘗試了三種不同的裝飾手法─紅斑、紅地白花及白地描紅。銅紅斑器皿的數量十分稀少，6 (圖一)但可見江西高安博物館藏有一小批瓷器採用了此種技法，包括一件凸雕螭龍轉心高足盃。7 這批銅紅斑瓷器或許受到北方盛行的鈞瓷之影響，但亦使人聯想到上述十世紀華北出產之銅紅斑白色粗瓷。元代的紅地白花瓷器雖然意趣盎然，但整體來說並不成功。這類瓷器的紋飾多直接刻於瓷坯上，上施一層釉，再沿器身一周塗上銅紅料，惟需略過留白紋飾。紅白相間的布局本應形成鮮明的對比，但可惜的是，此時期的基底釉性質與青白瓷釉接近，易流釉，遮蓋了部分本作留白的紋飾。8(圖二)洪武年間所製作的紅地白花紋飾，選用的基底釉成分不同，較濃稠而不易流釉，而且採用了較少的銅紅含量。此配方之成功可體現於倫敦佳士得1988年拍賣的一件內外紅地白花紋飾的盌，9 (圖三)其紋飾紅白分明，展現了陶匠對於用料良好的掌控。時至十五世紀初，紅地白花器上的銅紅釉流釉情況較少見，但發色欠佳的狀況仍未獲得完全控制。
白地描紅技法自元代沿襲至明初，在發展上與青花並進。此種技法對陶匠帶來了的挑戰之多與其他技法不遑多讓。原因一為銅紅料極易暈散，上海博物館所藏的一件釉裏紅罐便有此現象。10 (圖四)二為銅紅料之呈色易發灰，如珠山東門頭出土的若干盌，11 更有甚者之呈色淡至幾乎不見蹤影。縱然如此，此類瓷器仍被人們視若珍寶，為陶匠嘔心致力之目標，使得碩果僅存的幾件十四世紀釉裡紅瓷器得以傳世。然而，燒製且品相皆良好如此玉壺春瓶者，卻如吉光片羽。
釉裏紅瓷器以其珍罕程度及華美之態而著稱於世，但除此之外尚有一個原因。自古以來，中國人均視紅色為吉祥喜慶之象徵。據《大明會典》記載，12 洪武二年 公元1369年）皇上詔令，宮廷祭祀所用的金屬器物概由瓷器代替。當時，每個祭壇皆有其特定的顏色，而代表朝日壇的正是赤色。雖然如此，由於銅紅瓷器製作困難，成品率低，因此其生產製作在中國的陶瓷史曾數度中斷。正是為此，傳世的紅釉器及釉裏紅器益顯珍貴。
多位作者曾提出洪武帝對銅紅瓷器之偏愛，這似乎可從南京明故宮出土的文物獲得考證。朱元璋於1366年在南京（即當時的金陵）東南面動土興建明故宮，約兩年後，他擊退了蒙古人，於1368年恢復漢人統治的局面，自此開啟洪武之治。中國宮廷的屋瓦及其他建築用的陶瓷多以亮麗的鉛釉為主，如北京紫禁城著名的黃琉璃瓦頂。但於1989年，考古學家在明初皇城城牆內，於西掖門至社稷壇一段進行發掘工程時，發現了八件十四世紀的白色屋簷句頭及滴水瓦片，其上均繪有釉裏紅浮雕紋飾。這些圓瓦皆以五爪龍紋作為裝飾，而雲紋瓦上則繪有鳳凰紋飾。13(圖五)
於景德鎮珠山官窯的發掘工作，也為洪武年間的貢瓷提供了大量的線索。考古發現已證實，青花瓷與釉裏紅瓷在十四世紀下半葉的發展軌跡大致相同，以出土的一件青花棱瓣罐為例，14 其器形與上述上海博物館藏的釉裏紅罐如出一轍。就紋飾風格之演變過程而言，洪武釉下彩瓷位處元代及明永樂之間，據有承先啟後之地位。
以造型而言，此瓶正處於景德鎮玉壺春瓶樣式的轉折期。元代玉壺春瓶的造型較為秀麗輕巧，而永樂的瓶頸較短，重心較低，外觀較為凝重，而這支洪武瓷瓶正介於兩者之間。與元代玉壺春瓶相比，15 此瓶的腹徑較寬，與修長的瓶頸產生較大的視覺對比，並使剖面的S形曲線更顯突出。此瓶的重心雖低於元代玉壺春瓶，但仍有別於其後永樂將重心下移至瓶脛之作法。此件釉裏紅玉壺春瓶製作規整、造型優美，堪稱洪武瓷器中的極品。實際上，此瓶的造型與1960年在洪武忠臣宋晟（他曾多番獲永樂皇帝加官晉爵，並曾獲封西寧侯，他的兩名兒子更是永樂駙馬）墓室出土的一件玉壺春瓶相同。16 呈喇叭型的精巧口沿是此類玉壺春瓶的特色之一，然而，這一秀美的造型亦兼有易於破損的缺點，因此在現存的同類瓷器中，多見口沿破損之憾。由此可見，此瓶能保存至今而完整無缺，殊為難得。
觀乎紋飾的發展源流，此瓶亦有耐人尋味之處。在釉下彩瓷紋飾的演變過程中，洪武是個重要的轉捩點。時至十四世紀晚期，承自元代的構圖主次發生了變化，洪武時期，此要紋飾所占面積趨小，而主要紋飾所佔篇幅則有漸增之勢。這一轉變可清楚見於此件玉壺春瓶，其纏枝牡丹紋佔據了瓶身絕大部分。元代常見的雲肩也被簡化為主紋飾上方的一圈垂雲紋，成為此時期紋飾上的一個共通特色，可見於英國倫敦大維德基金會藏的一件釉裏紅執壺，17 （圖六）以及東門頭出土的一件青花執壺。18 同一地點出土的另一件青花執壺也有一圈垂雲紋，但造型較為複雜，19 並與此瓶一樣於足牆飾以一圈卷草紋，其上飾以蓮瓣紋，內飾渦雲紋，其樣式雖近似倫敦佳士得於2005年7月拍出的元青花『鬼谷下山』罐上的蓮瓣紋，但風格較為輕盈飄逸，跳出了制式的框架。洪武釉裏紅瓶的另一共通點便是其瓶頸的芭蕉紋樣式。以英國倫敦大維德基金會所藏的至正十一年銘青花大瓶為例，其芭蕉葉紋的邊沿寬粗且呈鋸齒狀，邊沿及主葉脈的呈色深暗。相較之下，洪武玉壺春瓶的葉邊較窄，主葉脈僅以淡色白描勾畫，使葉脈更顯輕靈，與修長的瓶頸相互呼應。
此瓶於其頸部的卷草紋與蕉葉紋之間飾有一圈回紋。現知三件與此器紋飾幾乎相同的洪武釉裡紅玉壺春瓶，包括香港佳士得2006年5月30日拍出的一例，20 （圖七）皆不見此圈回紋，而均以一圈以重疊同心圓弧構成的水波紋代之。21 此種水波紋沿襲自元代，最早以地紋的方式出現於雲肩紋內，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河北省保定出土的一件青花釉裏紅大罐，其肩部的雲肩內以水波紋為地，襯以數朵漂浮的蓮花。22
洪武瓷器上雖可見多種豎向的折枝花卉紋，但構成主體紋飾的纏枝花卉紋種類卻不多，最為常見的為纏枝菊紋、蓮紋或牡丹紋。此件玉壺春瓶上的纏枝牡丹紋畫工純熟，展現了洪武瓷器珍品的三大畫風。其一，含苞待放的花朵在構圖中的地位更為顯要，使得枝繁葉茂的纏枝紋飾更為悅目突出。其二，在正面描繪花卉時，花蕊均繞以一圈白邊，增加了與周圍深色花瓣的濃淡對比。洪武瓷器上的纏枝菊紋也有類似的畫法，而在繪製纏枝蓮紋時，則會於花心介入一白色雙勾螺旋。其三，洪武瓷器多以三角構圖側寫牡丹，與正面的牡丹交錯出現。這種手法使波浪般的纏枝圖案顯得錯落有致，因而使整體器形更顯突出。此外，公元十四世紀的晚期的瓷器畫工喜為花卉描上白色瓣尖，若繪製時所用的是極不穩定的釉裏紅料，當中涉及的變數可想而知；然而，這件玉壺春瓶上的釉裏紅料經掌握地恰到好處，在視覺上令花朵驟顯輕盈，亦提高了白色花尖與殷紅花瓣之間的對比。
此件玉壺春瓶兼具勻稱比例、製作規整、精湛畫工及穩定呈色等特點，其偉大的藝術成就與其珍罕的程度旗鼓相當，實為一件難能可貴之逸品。
1 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青花釉裏紅（上）》，香港，2000年，212頁，圖版197號。
2 蘇玫瑰編，《Chinese Copper Red Wares》，大維德基金會，倫敦，1992年，專題系列第三冊，圖版2號。
3 出處同上，3號及4號圖版。
4 蘇玫瑰及Rose Kerr，「Copper Red and Kingfisher Green Porcelains：Song dynast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in Guangxi Province，《Oriental Art》，卷XXXIX，編號2，1993年夏，25─33頁。
5 參考上海博物館藏此類瓷盌一件，見朱伯謙，《龍泉窰青瓷》，台北，1998年，239頁，圖版222號。
6 參考長青館藏此類佳器一件，見蘇玫瑰，《Elegant Form and Harmonious Decoration: Four Dynasties of Jingdezhen Porcelain》，倫敦，1992年，圖版17號。
7 載於朱裕平，《元代青花瓷》，上海，2000年，252─253頁，圖版9─6。
8 參考大維德基金會所藏一例，詳見前述著作《Elegant Form and Harmonious Decoration: Four Dynasties of Jingdezhen Porcelain》，圖版16號。
9 倫敦佳士得，1988年6月6日，拍品150號。
10 汪慶正編，《青花釉裏紅》，香港，1993年，64頁，圖版36號。
11 《景德鎮出土明初官窯瓷器》，鴻禧美術館，台北，1996年，84─5頁，圖版9號。
12 《大明會典》「工部」一節中關於「器用」的論述，詳見201卷2715條。
13 《朱明遺萃：南京明故宮出土陶瓷》，南京博物院及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香港，1996年，35頁，7、7.1、8、8.1─3圖例。
14 鴻禧美術館前述著作，68─9頁，圖版1號。
15 參考大維德基金會藏典型元代釉裏紅瓷瓶一件，詳見參考附註6。
16 John Addis爵士，「Hung Wu and Yung Lo White」，《東方陶瓷學會會刊》，41卷，1975─77年，51頁，圖版21b號。
17 見蘇玫瑰前述著作《Elegant Form and Harmonious Decoration: Four Dynasties of Jingdezhen Porcelain》，33頁，圖版19。
18 見鴻禧美術館前述著作，70─1頁，圖版2號。
19 出處同上，74─5頁，圖版4號。此例所示的垂雲紋圖案更複雜，與佳士得香港於1992年9月拍出的釉裏紅洪武玉壺春瓶大致相同，見拍品468號。
20 另外二件，一件藏紐華克博物館，載於《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from the Newark Museum》，華美協進社，紐約，1980年，圖版20號；另一件截口，1990年11月於香港蘇富比拍賣，拍品126號。
21 此類水波紋亦可見於倫敦佳士得於1995年12月拍出的一件同類瓷瓶，見拍品97號。
22 見參考附註16，尚知二件同類大罐，但其雲肩內不見水波紋，一例藏大維德基金會，另一例由倫敦佳士得於1972年6月拍出，拍品156號。
明洪武
釉裏紅纏枝牡丹紋玉壺春瓶
HONGWU PERIOD (1368-1398)
細節
瓶撇口，束頸，垂腹，圈足。通體繪釉裏紅紋飾，
內口沿飾一周卷草紋，頸環繪芭葉紋，下承一圈回
紋、卷草紋及下垂如意紋。瓶身飾纏枝牡丹紋，牡
丹花或仰覆或正面綻開，脛部繪變形蓮瓣一周，足
牆飾卷草紋。銅紅發色濃鬱，微泛灰。
內口沿飾一周卷草紋，頸環繪芭葉紋，下承一圈回
紋、卷草紋及下垂如意紋。瓶身飾纏枝牡丹紋，牡
丹花或仰覆或正面綻開，脛部繪變形蓮瓣一周，足
牆飾卷草紋。銅紅發色濃鬱，微泛灰。
來源
顯赫南美家族
紐約蘇富比，2005 年3 月31 至4 月1 日，拍品102 號
榮譽呈獻
Chi Fan Ts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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