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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專文
天外飛青 —龍泉窯青釉褐斑蒜頭瓶
此對龍泉窯「飛青瓷」蒜頭瓶器形典雅，釉水厚潤，每件周身飾褐斑十九個，排佈得當，繁而不亂，獨具妙趣。「飛青瓷」為龍泉窯褐斑點彩器物在日本的專名。一如「砧手」、「天龍寺手」等名稱，「飛青瓷」是酷愛龍泉窯的日本茶道家冠以的雅號，取褐斑在青瓷上「放飛」之意。（小林仁，「國寶『飛青瓷花生』考」《龍泉窯瓷器研究》，北京，2013年，403頁）「飛青瓷」數量稀少，歷來為鑒藏家所珍視，成對保存更是絕無僅有。目前已知成對的龍泉窯「飛青瓷」瓶只有是次拍品的這對，足見其珍罕程度。「飛青瓷」之美在於褐斑與青釉對比之下產生的強烈視覺感受。這些褐斑是用筆以氧化鐵為著色劑在燒製之前繪於釉上的。褐斑的繪製看似漫不經心，實則有著精妙的排佈。以本對「飛青瓷」瓶為例，十九個鐵斑從上至下分七周配置，每一周繪褐斑二至三個，相互交錯，予人以一種自然灑脫又不失秩序的和諧感。細查之下，更可見諸多鐵斑為幾筆繪成，而非簡單一點，這種作法更增添了斑點的層次感和觀賞性。青瓷所展現的往往是內斂靜謐的意境，而褐色鐵斑則給人以飛放的動感。「飛青瓷」大膽的將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藝術元素融合在一起營造出了一種令人意想不到的美感。這種充滿禪意的美學理念應該就是「飛青瓷」經久不衰的藝術源泉吧。此外，如小林仁先生所說，「飛青瓷」圈足刮釉部分產生的火石紅與褐斑遙相呼應，亦提升了器物整體的色彩協調效果（小林仁，404頁）。這種種巧妙的設計和釉彩和諧的效果可見「飛青瓷」作為龍泉名品實至名歸。
「飛青瓷」蒜頭瓶傳世僅有一件近似例，高28.2公分，為伊勢家族珍藏，登記為日本重要文化財，見《中国陶磁名品展：イセコレクションの至宝》，石川縣立美術館，2012年，54-55頁，編號41（圖一）。除此以外，日本福井縣一乘谷朝倉氏遺址出土有一件近似的「飛青瓷」蒜頭瓶殘器（圖二）。一乘谷城為日本鐮倉至戰國時代著名武士家族朝倉氏的城堡，該城在1573年被織田信長（1534-1582）軍攻佔並焚毀。朝倉氏的末代家督朝倉義景在文藝上多有建樹，雅好和歌、園藝、繪畫等，尤好茶道。一乘谷朝遺址內出土的包括「飛青瓷」蒜頭瓶在內的諸多宋/元瓷器當為朝倉義景所收藏的茶道器具。這也證明了此類「飛青瓷」蒜頭瓶在日本的崇高地位。
非唯「飛青瓷」蒜頭瓶難得一見，不加褐斑裝飾的龍泉青釉蒜頭瓶亦不可多得。大維德爵士曾珍藏有一件龍泉青釉蒜頭瓶，著錄於Margaret Medley，《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Celadon Wares in 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倫敦，1977年，32頁，編號96。舉世聞名的新安沉船中亦發現有數件龍泉青釉蒜頭瓶，其中一件僅飾兩道弦紋者和另一件有模印花卉紋者著錄於《Relics Salvaged from the Seabed off Sinan》，首爾，1985年，38至39頁，編號31及32。同時在新安沉船中發現的還有兩件銅質的蒜頭瓶，一件裝飾有仿古銅器紋飾，另一件器底鑄《宜爾子孫》四字篆書款，見前揭書145及152頁，編號145及219。宋元之際，復古、摹古之風盛行。而古銅器收藏著錄的印行更為當時的銅匠和陶工提供了創作的靈感。蒜頭瓶最早是在漢代流行的青銅器器形，北宋《宣和博古圖》中即著錄有數件漢代青銅蒜頭瓶（圖三）。如本對「飛青瓷」蒜頭瓶所見，龍泉窯工不僅模仿了銅器的器形，連同銅器上的弦紋亦忠實模仿，其崇古之心可見一斑。蒜頭瓶的器形似不見於宋代瓷器，或為元代龍泉窯的創新器形。然而從明清兩代蒜頭瓶的流行可以看出這種復古器形實為成功之制。
在日本茶道中，此種「飛青瓷」蒜頭瓶器是被做為花器使用的。因此這種瓶在日本又被稱為「花生」，是指使花繼續生長並用做裝飾的花瓶之意（小林仁，「國寶『飛青瓷花生』考」《龍泉窯瓷器研究》，北京，2013年，407頁）。考諸文獻，「花生」這一概念其實源於我國明代。在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論》一書中就有「古銅器入土年久，受土氣深，用以養花，花色鮮明如枝頭，開速而謝遲則就瓶結實」的記載。由此也能看出，遲至明代以瓶養花已經在文人中成為一種風尚。而在宋/元時期，此類蒜頭瓶應為文人書房中的清供，以示主人好古博雅之情。有趣的是，宋人將《宣和博古圖》中著錄的幾件漢代蒜頭壺稱為溫壺。其中《漢山龍溫壺》的考釋說道：「上為之口可以貯湯，蓋溫手足之器」。我們現在知道蒜頭壺這種器形在漢代是做為酒器使用的，絕非溫手足之器。
除蒜頭瓶以外，「飛青瓷」還有玉壺春瓶、鳳尾尊、環耳瓶、八棱梅瓶等立件器形。「飛青瓷」玉壺春瓶已知有四件傳世，其中一件現藏於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被定為日本國寶，著錄於小山富士夫編，《世界陶瓷全集：宋遼篇》，卷十，東京，1956年，圖版17號（圖四）；一件為日本私人藏家收藏，為日本重要文化財，著錄於前揭書，圖版49號；一件為日內瓦鮑爾珍藏，載於 J. Ayers，《The Baur Collection》，第1冊，日內瓦，1968年，編號A104；另一件藏於倫敦維多利亞及阿爾伯特博物館，載於William Bowyer Honey，《The Ceramic Art of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of the Far East》，倫敦，1945年，圖版36號。「飛青瓷」鳳尾尊有一件曾為大維德爵士珍藏，著錄於蘇玫瑰，《Imperial Taste: Chinese Ceramics from 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舊金山，1989年，47頁，編號22，另有一件為日本石橋美術館館藏，見小林仁，「國寶『飛青瓷花生』考」，《龍泉窯瓷器研究》，北京，2013年，410頁，圖版19號。「飛青瓷」環耳瓶有一件為日本私人珍藏，見前揭書，410頁，圖22；另有一件藏於上海博物館，載於朱伯謙，《龍泉窯青瓷》，台北，1998年，編號155。另一種「飛青瓷」立件器形為飾有模印八仙紋飾的八棱梅瓶，一例為日本私人珍藏，著錄於《世界陶瓷全集：遼金元》，第13冊，東京，1981年，44至45頁，編號32；一件為故宮博物院珍藏，著錄於《中國文物精華大全：陶瓷卷》，台北，1993年，356頁，編號626；尚有一件2011年11月30日於香港佳士得拍賣，拍品編號3010。值得注意的是，「飛青瓷」不但在日本享有崇高的聲譽，其在中國亦曾為內府寶藏，如上述北京故宮的八棱梅瓶。台北故宮亦收藏有一件「飛青瓷」三足花囊以及一件飛青瓷匜，著錄於《故宮藏瓷：龍泉窯》，香港，1962年，54頁，圖版14號及66頁，圖版21號。
此對龍泉窯「飛青瓷」蒜頭瓶器形典雅，釉水厚潤，每件周身飾褐斑十九個，排佈得當，繁而不亂，獨具妙趣。「飛青瓷」為龍泉窯褐斑點彩器物在日本的專名。一如「砧手」、「天龍寺手」等名稱，「飛青瓷」是酷愛龍泉窯的日本茶道家冠以的雅號，取褐斑在青瓷上「放飛」之意。（小林仁，「國寶『飛青瓷花生』考」《龍泉窯瓷器研究》，北京，2013年，403頁）「飛青瓷」數量稀少，歷來為鑒藏家所珍視，成對保存更是絕無僅有。目前已知成對的龍泉窯「飛青瓷」瓶只有是次拍品的這對，足見其珍罕程度。「飛青瓷」之美在於褐斑與青釉對比之下產生的強烈視覺感受。這些褐斑是用筆以氧化鐵為著色劑在燒製之前繪於釉上的。褐斑的繪製看似漫不經心，實則有著精妙的排佈。以本對「飛青瓷」瓶為例，十九個鐵斑從上至下分七周配置，每一周繪褐斑二至三個，相互交錯，予人以一種自然灑脫又不失秩序的和諧感。細查之下，更可見諸多鐵斑為幾筆繪成，而非簡單一點，這種作法更增添了斑點的層次感和觀賞性。青瓷所展現的往往是內斂靜謐的意境，而褐色鐵斑則給人以飛放的動感。「飛青瓷」大膽的將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藝術元素融合在一起營造出了一種令人意想不到的美感。這種充滿禪意的美學理念應該就是「飛青瓷」經久不衰的藝術源泉吧。此外，如小林仁先生所說，「飛青瓷」圈足刮釉部分產生的火石紅與褐斑遙相呼應，亦提升了器物整體的色彩協調效果（小林仁，404頁）。這種種巧妙的設計和釉彩和諧的效果可見「飛青瓷」作為龍泉名品實至名歸。
「飛青瓷」蒜頭瓶傳世僅有一件近似例，高28.2公分，為伊勢家族珍藏，登記為日本重要文化財，見《中国陶磁名品展：イセコレクションの至宝》，石川縣立美術館，2012年，54-55頁，編號41（圖一）。除此以外，日本福井縣一乘谷朝倉氏遺址出土有一件近似的「飛青瓷」蒜頭瓶殘器（圖二）。一乘谷城為日本鐮倉至戰國時代著名武士家族朝倉氏的城堡，該城在1573年被織田信長（1534-1582）軍攻佔並焚毀。朝倉氏的末代家督朝倉義景在文藝上多有建樹，雅好和歌、園藝、繪畫等，尤好茶道。一乘谷朝遺址內出土的包括「飛青瓷」蒜頭瓶在內的諸多宋/元瓷器當為朝倉義景所收藏的茶道器具。這也證明了此類「飛青瓷」蒜頭瓶在日本的崇高地位。
非唯「飛青瓷」蒜頭瓶難得一見，不加褐斑裝飾的龍泉青釉蒜頭瓶亦不可多得。大維德爵士曾珍藏有一件龍泉青釉蒜頭瓶，著錄於Margaret Medley，《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Celadon Wares in 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倫敦，1977年，32頁，編號96。舉世聞名的新安沉船中亦發現有數件龍泉青釉蒜頭瓶，其中一件僅飾兩道弦紋者和另一件有模印花卉紋者著錄於《Relics Salvaged from the Seabed off Sinan》，首爾，1985年，38至39頁，編號31及32。同時在新安沉船中發現的還有兩件銅質的蒜頭瓶，一件裝飾有仿古銅器紋飾，另一件器底鑄《宜爾子孫》四字篆書款，見前揭書145及152頁，編號145及219。宋元之際，復古、摹古之風盛行。而古銅器收藏著錄的印行更為當時的銅匠和陶工提供了創作的靈感。蒜頭瓶最早是在漢代流行的青銅器器形，北宋《宣和博古圖》中即著錄有數件漢代青銅蒜頭瓶（圖三）。如本對「飛青瓷」蒜頭瓶所見，龍泉窯工不僅模仿了銅器的器形，連同銅器上的弦紋亦忠實模仿，其崇古之心可見一斑。蒜頭瓶的器形似不見於宋代瓷器，或為元代龍泉窯的創新器形。然而從明清兩代蒜頭瓶的流行可以看出這種復古器形實為成功之制。
在日本茶道中，此種「飛青瓷」蒜頭瓶器是被做為花器使用的。因此這種瓶在日本又被稱為「花生」，是指使花繼續生長並用做裝飾的花瓶之意（小林仁，「國寶『飛青瓷花生』考」《龍泉窯瓷器研究》，北京，2013年，407頁）。考諸文獻，「花生」這一概念其實源於我國明代。在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論》一書中就有「古銅器入土年久，受土氣深，用以養花，花色鮮明如枝頭，開速而謝遲則就瓶結實」的記載。由此也能看出，遲至明代以瓶養花已經在文人中成為一種風尚。而在宋/元時期，此類蒜頭瓶應為文人書房中的清供，以示主人好古博雅之情。有趣的是，宋人將《宣和博古圖》中著錄的幾件漢代蒜頭壺稱為溫壺。其中《漢山龍溫壺》的考釋說道：「上為之口可以貯湯，蓋溫手足之器」。我們現在知道蒜頭壺這種器形在漢代是做為酒器使用的，絕非溫手足之器。
除蒜頭瓶以外，「飛青瓷」還有玉壺春瓶、鳳尾尊、環耳瓶、八棱梅瓶等立件器形。「飛青瓷」玉壺春瓶已知有四件傳世，其中一件現藏於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被定為日本國寶，著錄於小山富士夫編，《世界陶瓷全集：宋遼篇》，卷十，東京，1956年，圖版17號（圖四）；一件為日本私人藏家收藏，為日本重要文化財，著錄於前揭書，圖版49號；一件為日內瓦鮑爾珍藏，載於 J. Ayers，《The Baur Collection》，第1冊，日內瓦，1968年，編號A104；另一件藏於倫敦維多利亞及阿爾伯特博物館，載於William Bowyer Honey，《The Ceramic Art of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of the Far East》，倫敦，1945年，圖版36號。「飛青瓷」鳳尾尊有一件曾為大維德爵士珍藏，著錄於蘇玫瑰，《Imperial Taste: Chinese Ceramics from 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舊金山，1989年，47頁，編號22，另有一件為日本石橋美術館館藏，見小林仁，「國寶『飛青瓷花生』考」，《龍泉窯瓷器研究》，北京，2013年，410頁，圖版19號。「飛青瓷」環耳瓶有一件為日本私人珍藏，見前揭書，410頁，圖22；另有一件藏於上海博物館，載於朱伯謙，《龍泉窯青瓷》，台北，1998年，編號155。另一種「飛青瓷」立件器形為飾有模印八仙紋飾的八棱梅瓶，一例為日本私人珍藏，著錄於《世界陶瓷全集：遼金元》，第13冊，東京，1981年，44至45頁，編號32；一件為故宮博物院珍藏，著錄於《中國文物精華大全：陶瓷卷》，台北，1993年，356頁，編號626；尚有一件2011年11月30日於香港佳士得拍賣，拍品編號3010。值得注意的是，「飛青瓷」不但在日本享有崇高的聲譽，其在中國亦曾為內府寶藏，如上述北京故宮的八棱梅瓶。台北故宮亦收藏有一件「飛青瓷」三足花囊以及一件飛青瓷匜，著錄於《故宮藏瓷：龍泉窯》，香港，1962年，54頁，圖版14號及66頁，圖版2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