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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祿千齡：清乾隆磁胎洋彩藍耳百鹿尊蘇玫瑰資深國際學術顧問　亞洲藝術部這件絕妙佳瓷屬於一小批乾隆御製百鹿尊，其做工極為精湛，且飾藍彩螭耳，並綴黃彩。北京和台北故宮珍藏中，均有這款藍耳百鹿尊。台北曾於2008年舉行《華麗彩瓷：乾隆洋彩》展覽，展品中有台北故宮珍藏的一對藍耳百鹿尊，詳見圖錄頁156-8展品51號（圖一），策展人廖寶秀相關的探討載於第25頁。北京故宮也有一件近似例，圖見馮先銘和耿寶昌合編的《故宮博物院藏：清盛世瓷選粹》頁279編號12（香港：1994）。另一例藍耳百鹿尊應是奉天宮（今遼寧瀋陽故宮）或熱河行宮（今河北承德避暑山莊）之物，現已納入南京博物院珍藏，它曾在該院1995年聯同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舉辦的《清代康雍乾官窯瓷器》展亮相，詳見圖錄編號86。靜嘉堂文庫美術館珍藏一例乾隆藍耳百鹿尊，源於岩崎彌之助男爵（1851至1908年）與岩崎小彌太男爵（1879至1945年）舊藏，圖見《靜嘉堂藏清朝陶瓷景德鎮官窯の美》圖錄頁68編號58（東京：2006）。2005年5月，香港佳士得亦曾拍出一例乾隆藍耳百鹿尊（拍品編號2188）。現存乾隆百鹿尊樣式多變，最常見者飾鎏金紅耳，如巴黎佳士得2017年12月13日拍賣一例，拍品98號（圖二），另有寥寥數例像本拍品般飾以藍耳，偶有無耳之作。以構圖和畫工優劣而言，該等作品落差頗大。因此，飾藍耳的上乘之作尤為突出，因為它們不僅採用了相同的琺瑯彩料和畫風，群鹿山林的佈局亦一模一樣。若詳加比對北京故宮、台北故宮、南京博物院、靜嘉堂珍藏與本拍品，即可發現各例的描寫手法如出一轍；唯一的區別在於，與北京、台北和南京藏品相比，本拍品和靜嘉堂藏品間或會對調雌鹿的顏色，如用白替代赤褐，反之亦然。除了偶爾調換顏色，所有藍耳瓶的群鹿佈局與畫風皆無二致。此尊裝飾用的琺瑯彩料製備精良。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宮廷的專業作坊偶爾會將琺瑯彩料發往景德鎮御窯，同時也為宮內繪瓷作坊供應琺瑯彩料。早於雍正六年（1728年），清檔對此已有記載，類似的情況或許亦適用於乾隆朝的重器。但是，本拍品（及若干近似例）雙耳的湛藍之色殊不尋常。粉彩瓷大多採用普通的藍彩，而本拍品的藍彩較柔和明澈。但其瓶耳的藍色，亦見於故宮珍藏數例乾隆琺瑯彩瓶的軋道錦紋。以此色為地的瓷尊，可參見《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39：珐琅彩、粉彩》頁36-38編號29-31（香港：1999）（編號30，圖三）。尊耳的這抹藍彩，也與飾黃彩螭紋與花卉紋的二例乾隆琺瑯彩盌之藍地十分接近：一盌由葛荻艾（Ernest Grandidier，1833-1912年）遺贈巴黎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圖見Xavier Besse所著《La Chine des porcelaines》頁127編號49（巴黎：2004）；另一盌為中野忠太郎舊藏，經香港佳士得於2011年6月拍出（拍品編號3650）（圖四）。頗堪玩味的是，二盌也採用了百鹿尊雙耳的藍黃二彩為主色。這類百鹿尊不僅以精製琺瑯彩料見長，其畫工之了得，亦屬畫瓷高手所為，該等朝廷招攬的能工巧匠或在景德鎮御窯畫瓷，或供職於宮廷作坊。經過畫師的苦心經營，本拍品的草木和群鹿細節刻畫入微、錯落有致，其間巉巖林立、綠樹成蔭，筆意揮灑縱橫。此外，山林清溪亦生動寫實，作者更巧闢空間，讓群鹿徜徉嬉戲，構圖疏密得當。瓶身群鹿神態自然、動靜相隨，加上四周的山水格局，無不使人聯想起波希米亞耶穌會傳教士艾啟蒙（Ignatius Sichelbarth，1708-1780年）的《百鹿圖》卷（圖五），此畫現為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館珍藏。誠然，無論是人跡杳然的山水百鹿圖（如艾氏《百鹿圖》），或是群鹿數目較少的畫作，均深受乾隆皇喜受；以後者而言，可參見家喻戶曉的歐洲傳教士暨藝術家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年）所作《苹野鳴秋》及《秋林群鹿》，前者經香港佳士得於2000年4月拍出（拍品編號518），後者亦於香港佳士得在2005年5月成交（拍品編號1207）。饒富興味的是，《秋林群鹿》（圖六）的畫面與本拍品及其近似例頗為接近。其中數鹿的神態，在瓷尊和絹本畫作均有出現。兩者均繪盤鬱虯曲的古松，立軸繪畫的前景有青綠怪石和溪澗，與瓷尊所見遙相呼應。在前述《華麗彩瓷：乾隆洋彩》圖錄中，策展人廖寶秀曾探討台北國立故宮的一對藍耳百鹿尊，當中提到她在《活計檔》發現的一筆記錄，《活計檔》乃紫禁城內務府（總管皇室大小事務）轄下養心殿造辦處所有承辦活計之檔案總匯。廖氏指出「百祿」尊（以「尊」名之是因此乃古青銅形制）燒造於乾隆初年，並提及乾隆三年（1738年）六月《活計檔》的一筆記錄：「洋彩百祿雙耳尊一件，照樣燒造不要耳子。」（詳見前述《華麗彩瓷：乾隆洋彩》頁156編號51）。廖氏推想此處的「百祿」尊即「百鹿」尊，與台北故宮珍藏的一對藍耳尊相仿，並據此將二尊斷代為1738年的作品。惟須一提的是，靜嘉堂文庫美術館的珍藏，是已發表無耳百鹿尊的孤品，圖見前述《靜嘉堂藏清朝陶瓷景德鎮官窯の美》頁69編號59（圖七）。此尊的畫工，與所有傳世藍耳百鹿尊（甚或所有較常見的紅耳百鹿尊）皆迥然有別。有人指出，乾隆皇於1738年恢復皇室秋獵，燒造百鹿尊或是為此誌慶。但清史專家歐立德（Mark Elliot）認為，乾隆皇其實是在1741年恢復行獵，詳見其著作《Emperor Qianlong-Son of Heaven, Man of the World》頁64（紐約：2009）。北京故宮珍藏1741年郎世寧作《哨鹿圖》（圖八），堪可視為此說之佐證，因為畫中描寫的應是乾隆1741年首赴熱河行圍的光景。無論恢復秋獵的年份是1738或1741年，百鹿尊確有可能是紀念此事之作。這批百鹿尊雙耳選用的藍黃二色殊不尋常，似乎未見於別的作品，據此推論，這一小批藍耳尊確屬專門訂製，或特為紀念某種特殊的慶典。鑑於藍耳尊的畫琺瑯工精料絕，出自1741年的可能性較高，因為《華麗彩瓷：乾隆洋彩》的作者在序中提到，台北故宮珍藏的上乘乾隆琺瑯彩或洋彩器中，以乾隆五年至九年（即1741至1744年）的製品居多。關於這批名瓷在乾隆時期的燒造年份，尚有一些其他的線索。近年來研究顯示，繪釉上琺瑯彩通景山水的上乘御瓷（如藍耳百鹿尊），僅見於陶瓷大師唐英（1682至1756年）執掌御窯期間。若然如此，則可料想這批百鹿尊應是燒造於1756年或之前。此外，林業強教授曾勠力鉤沉乾隆年號款樣式，而本拍品及近似藍耳尊的年款均與林氏歸納的「第六類」肳合，詳見其著作〈Towards a Dating Framework for Qianlong Imperial Porcelain〉，載於《東方陶瓷學會會刊》2009-2010年刊號74頁24。林氏認為，此類年款通用於1740年代末至1780年代末，但這一範圍或須稍加提前或延後（即有可能始於1740年代初）。觀乎已有的斷代線索，以本拍品為例的上乘藍耳百鹿尊，極可能燒造於1738至1756年期間。台北故宮珍藏一幅明人手卷《百祿圖》，繪近似的山林百鹿，並加插群仙。惟須注意的是，中國藝術題材中的「百」字，十居其九象徵數目之眾，而非實數。該畫的標題道出了百鹿題材的寓意。畫中和尊身所示的「鹿」，音同「祿」，祿者福也，寓意禎祥。故此，「百鹿」暗喻「受天百祿」。本拍品的構圖之中，還暗藏兩個「百」的線索：一者是畫中的柏樹，因「柏」與「百」同音；二者是混雜在褐鹿、赤褐鹿中之白鹿，而「白」亦諧「百」。頗堪玩味的是，百鹿尊上尚有雌雄白鹿數隻，蓋因白鹿乃大吉之兆。晉代學者葛洪（公元283至343年）《抱樸子》有「鹿壽千歲，與仙為伴」之言，另外亦有「千年為蒼鹿，又五百年為白鹿」之說。由此可見，白鹿確為延年益壽之徵，代表厚福崇德。根據中國傳統文化，鹿尚有一些大家耳熟能詳的吉祥寓意。壽老常伴以梅花鹿、仙鶴、蟠桃與松樹，所以鹿及各物皆象徵長壽。此外，相傳鹿是惟一能覓得靈芝仙草的瑞獸。此尊繪五彩靈芝，襯以果實累累的桃枝，祈求長生不老之心呼之欲出。綜上所述，可見「百鹿」題材（配蟠桃和靈芝者尤然）飽含福壽康寧之願。這類百鹿尊描寫群鹿在嶙峋山石、蒼翠林木、蜿蜒清溪之中徜徉，既彰顯了畫師駕馭通景山水之功力，亦可重現皇家園林和圍場之景致，而鹿正是其間飼養的主要動物之一。早於青銅器時期夏商二代，統治者已有興建園林苑囿的傳統。秦始皇（公元前221至210年在位）據說還親自構思了長安（今西安）以西至西南的上林苑，毗鄰皇宮的園林則兼具休憩和行獵之用。漢武帝（公元前140至87年在位）曾擴建此園，並增設人工湖。部份水池專供群鹿飲用，除了鹿之外，園中還有各地運來的奇花異草、珍禽異獸，詳見N. Titley 與F. Wood合著的《Oriental Gardens》頁72（倫敦：大英圖書館，1991）。隋朝第二代君主煬帝（公元598至618年在位）亦曾在首都洛陽城外大興土木，打造皇家園林，並命人在園中養鹿。北宋徽宗（公元1101至1126年在位）同樣熱衷於造園，其開封御苑內飼養了各種珍禽異獸，其中不乏品種各異的鹿。在南宋都城杭州，君王皆好遊園，而《馬可波羅遊記》亦曾提到元代西湖岸邊有一大型園林，園中養鹿多種。鹿外型美觀，且品種多樣，所以自來是御花園內不可或缺的元素，也為皇家圍獵提供了獵物。早在入主中原之前，有組織的狩獵一直是滿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皇太極（1636至1643年在位）是繼努爾哈赤之後的第二代清室君王，他曾於1630年在瀋陽（自1625年起成為滿清行政中心）設立圍場。1636年，他力陳倡行狩獵之故：「恐日後子孫忘舊制，廢騎射，以效漢俗。」他更預言，若真淪落至此，則清室滅亡之日亦不遠矣，詳見歐立德前述著作《Emperor Qianlong – Son of Heaven, Man of the World》頁52。但說到開創清室每歲木蘭秋獮傳統之人，實則是康熙皇帝。他認為可借行圍厲兵治戎，考核軍紀營陣，故行獵之事宜以兵法臨之，切不可因行軍或親族之利便宜行事，詳見Jonathan D. Spence著作《Emperor of China – Self-portrait of K’ang-his》頁12-13（Harmondworth：1977）。乾隆亦深以滿族傳承為傲，但擔心這一傳統會被淘汰。他深恐旗人會被中原文化同化，無復往昔的驍勇善戰。狩獵對君王和扈從而言或是賞心樂事，但就繼承和發揚騎射技巧，乃至練習調兵遣將，圍獵同樣意義重大。由此可知，鹿及獵鹿的題材對乾隆來說別具意義，乾隆年間諸多宮廷畫和裝飾藝術品（涵蓋瓷器以至掐絲琺瑯等其他材質）便是最佳例證。這類題材寓意禎祥，且與滿族的重大傳統息息相關。但表現手法能與藍耳百鹿尊媲美者少之又少，而本拍品正是其中的巔峰之作。

清乾隆磁胎洋彩藍耳百鹿尊青花六字篆書款

QIANLONG SIX-CHARACTER SEAL MARK IN UNDERGLAZE BLUE AND OF THE PERIOD (1736-1795)

細節

清乾隆磁胎洋彩藍耳百鹿尊青花六字篆書款
尊敞口，口下漸廣，垂腹，圈足。肩兩側對稱飾藍地黃彩螭龍耳。腹通景繪百鹿圖，山林中松桐映掩，桃樹碩果纍纍，溪水淙淙，靈芝、花草叢生。蒼松下梅花鹿三五成群，或奔跑，或憩息，或相偎，或嬉戲，或覓食，姿態各異，一派祥和靜逸、生機勃勃的景象。底青花書「大清乾隆年製」篆書款。
17 1/2 in. (44.5 cm.) high, box

來源

蘇格蘭貴族珍藏，入藏於1920年代以前

榮譽呈獻

Priscilla Kong

pkong@christies.com +85229789958

拍品專文

此器造型源自明萬曆時期的大罐，器形規正，筆繪生動細膩，為乾隆朝重要的大型陳設器。「百鹿尊」又稱「百祿尊」，因為鹿與「祿」諧音，寓加官進祿之意；鹿為仙禽，與瑞草靈芝、桃、松桐象徵長生不老、松鶴延年之意願。

此百鹿尊是乾隆早期宮廷製作最華美的瓷器，如果把尊上的紋飾展開，猶如一幅山水畫卷展現眼前，表現了清皇朝重要的狩獵活動木蘭秋獮。木蘭為滿語，意為「哨鹿」，秋獮指秋天打獵。這是自康熙二十二年起幾乎每年秋天都舉辦的大典，這並非為了狩獵娛樂，而是具有重大的政治、軍事意義。康熙皇帝為鍛煉軍隊，在承德以北開闢狩獵場，每年秋季狩獵時用八旗兵頭戴鹿頭，在樹林裡口學鹿啼叫，引誘異性，鹿出之則合圍獵殺。乾隆皇帝對此「祖制」甚為重視，還命宮廷畫師郎世寧把實況記錄下來，景德鎮工匠就照著這些畫卷，把這清皇朝重要的活動重現於百鹿尊。

QIANLONG SIX-CHARACTER SEAL MARK IN UNDERGLAZE BLUE AND OF THE PERIOD (1736-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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