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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專文
鼎折沿方唇，上立兩耳，深腹圜底，下承三柱足稍外撇。頸飾一周六個 淺浮雕饕餮紋，各以短扉棱為中心對稱，一對長圓形小眼珠突出，眼珠 上有C 形內卷角，長身卷尾，身下短足前伸，利爪張開，腹部飾一周淺 浮雕三角紋內填蟬紋，以陰線勾勒長圓眼及腹節，皆以雲雷紋襯地，柱 足陰線飾雲雷紋下接三角紋。內壁鑄一字族徽，「壴」。
「壴」字為鼓的初文，像一面架在器座上，上有三叉形飾的鼓之形。 《說 文解字·壴部》：「壴，陳樂立而上見也。」清·段玉裁·注：「謂凡 樂器有虡者，豎之，其顛上出，可望見。」，所指即為此一形象。鼓是 商周時期重要的禮樂器，囿於材質保存不易，我們只能從兩件青銅仿木 框皮面鼓一窺商代鼓的面貌：其一為湖北省博物館藏，鼓身下承長方四 足形座，上有馬鞍形飾，載於湖北省博物館編，《湖北出土文物精粹》， 北京，2006 年， 頁66-67，編號34；另一件為京都泉屋博古館收藏， 下承四外撇短足，上飾一對醒目的圓雕鳥，載於《泉屋博古—中國古銅 器編》，京都，2002 年，頁118-119，編號142。銅鼓下承台座上有冠 飾的形象可與金文的字形相對證。「壴」族銅器頗為罕見，最早見於文 獻記載的是著錄於北宋呂大臨《考古圖》的《壴卣》，為西周早期器，器、 蓋對銘，銘文中有「子壴」之名，見呂大臨《考古圖》，卷4，頁7-8。 河南洛陽北窖發現的《母壴方罍》，為商晚期器，器、蓋對銘鑄有「母 壴聿」複合族徽，載於《中國青銅器全集》，卷5：西周（1），北京， 1996 年，編號177。另一例是劉體智舊藏的《壴父丁尊》，見梅原末治， 《日本蒐儲支那古銅精華》，卷2，大阪，1961 年，編號134。這幾件 壴族器中有《母壴方罍》這樣的皇皇巨製，也有《壴卣》這樣的長銘器， 表明壴族從商代一直到西周都是一個地位顯赫的氏族。
此器比例恰當，線條俊挺，沉穩厚重，兩耳與三足的外撇之勢上下呼應， 和諧統一，而立耳下窄上寬之形更平添了向上升騰的動勢。圓鼎頸部飾 饕餮紋，腹部飾蟬紋的構圖出現於殷墟第二期，經久不衰。著名的例子 有1976 年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的六件《婦好鼎》，見《中國青銅器全 集》，卷2：商（2），北京，1997 年，編號四、五（圖一）；以及國 立故宮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館所藏的《射婦桑鼎》，分別載於《故宮商代 青銅禮器圖錄》，台北，1998 年，頁177 及《中國青銅器全集》，卷2： 商（2），北京，1997 年，編號33。《婦好鼎》和《射婦桑鼎》的頸 部皆飾三饕餮紋間以三組兩兩相對的夔紋，且頸部紋帶較寬，幾乎與腹 部蟬紋帶等分器身。相比之下本件《壴鼎》的頸部饕餮紋帶較窄，為一 周六獸面紋的佈局，此種構圖在西周早期更為流行，見《中國青銅器全 集》，卷5：西周（1），北京，1996 年，編號25、26（圖二），因此《壴鼎》 的年代當在商晚期至西周早期。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鼎腹的蟬紋，古人認 為蟬在生命週期中破繭而出是一種死而復生，因此認為蟬象徵著生命不 息的循環。著名青銅器專家陳佩芬指出，「商代的蟬並無翅翼，是處於 【復育】階段的未成蟲，鑽出泥土的蟬，是從【復育】背上開裂而出的， 即新生命由此誕生」，見陳佩芬著，《夏商周青銅器研究- 夏商篇》， 上海，2004 年，頁101。
壴鼎為流傳有序的名器，其銘文為商代建鼓提供了重要的文字依據，歷 來為金文研究者所重視，著錄於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三代吉 金文存》，容庚《商周彞器通考》等重要金文、青銅器專著中。此器原 為姚覲元舊藏，民國年間又經由琉璃廠古董巨商黃伯川之手，並著錄在 其《尊古齋所見吉金圖》中。姚覲元，字彥侍，歸安人，道光二十三年 （1843 年）舉人，官至廣東布政使，藏有《毛公方鼎》、《叔買敦》等器。
「壴」字為鼓的初文，像一面架在器座上，上有三叉形飾的鼓之形。 《說 文解字·壴部》：「壴，陳樂立而上見也。」清·段玉裁·注：「謂凡 樂器有虡者，豎之，其顛上出，可望見。」，所指即為此一形象。鼓是 商周時期重要的禮樂器，囿於材質保存不易，我們只能從兩件青銅仿木 框皮面鼓一窺商代鼓的面貌：其一為湖北省博物館藏，鼓身下承長方四 足形座，上有馬鞍形飾，載於湖北省博物館編，《湖北出土文物精粹》， 北京，2006 年， 頁66-67，編號34；另一件為京都泉屋博古館收藏， 下承四外撇短足，上飾一對醒目的圓雕鳥，載於《泉屋博古—中國古銅 器編》，京都，2002 年，頁118-119，編號142。銅鼓下承台座上有冠 飾的形象可與金文的字形相對證。「壴」族銅器頗為罕見，最早見於文 獻記載的是著錄於北宋呂大臨《考古圖》的《壴卣》，為西周早期器，器、 蓋對銘，銘文中有「子壴」之名，見呂大臨《考古圖》，卷4，頁7-8。 河南洛陽北窖發現的《母壴方罍》，為商晚期器，器、蓋對銘鑄有「母 壴聿」複合族徽，載於《中國青銅器全集》，卷5：西周（1），北京， 1996 年，編號177。另一例是劉體智舊藏的《壴父丁尊》，見梅原末治， 《日本蒐儲支那古銅精華》，卷2，大阪，1961 年，編號134。這幾件 壴族器中有《母壴方罍》這樣的皇皇巨製，也有《壴卣》這樣的長銘器， 表明壴族從商代一直到西周都是一個地位顯赫的氏族。
此器比例恰當，線條俊挺，沉穩厚重，兩耳與三足的外撇之勢上下呼應， 和諧統一，而立耳下窄上寬之形更平添了向上升騰的動勢。圓鼎頸部飾 饕餮紋，腹部飾蟬紋的構圖出現於殷墟第二期，經久不衰。著名的例子 有1976 年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的六件《婦好鼎》，見《中國青銅器全 集》，卷2：商（2），北京，1997 年，編號四、五（圖一）；以及國 立故宮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館所藏的《射婦桑鼎》，分別載於《故宮商代 青銅禮器圖錄》，台北，1998 年，頁177 及《中國青銅器全集》，卷2： 商（2），北京，1997 年，編號33。《婦好鼎》和《射婦桑鼎》的頸 部皆飾三饕餮紋間以三組兩兩相對的夔紋，且頸部紋帶較寬，幾乎與腹 部蟬紋帶等分器身。相比之下本件《壴鼎》的頸部饕餮紋帶較窄，為一 周六獸面紋的佈局，此種構圖在西周早期更為流行，見《中國青銅器全 集》，卷5：西周（1），北京，1996 年，編號25、26（圖二），因此《壴鼎》 的年代當在商晚期至西周早期。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鼎腹的蟬紋，古人認 為蟬在生命週期中破繭而出是一種死而復生，因此認為蟬象徵著生命不 息的循環。著名青銅器專家陳佩芬指出，「商代的蟬並無翅翼，是處於 【復育】階段的未成蟲，鑽出泥土的蟬，是從【復育】背上開裂而出的， 即新生命由此誕生」，見陳佩芬著，《夏商周青銅器研究- 夏商篇》， 上海，2004 年，頁101。
壴鼎為流傳有序的名器，其銘文為商代建鼓提供了重要的文字依據，歷 來為金文研究者所重視，著錄於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三代吉 金文存》，容庚《商周彞器通考》等重要金文、青銅器專著中。此器原 為姚覲元舊藏，民國年間又經由琉璃廠古董巨商黃伯川之手，並著錄在 其《尊古齋所見吉金圖》中。姚覲元，字彥侍，歸安人，道光二十三年 （1843 年）舉人，官至廣東布政使，藏有《毛公方鼎》、《叔買敦》等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