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pg?w=1)
.jpg?w=1)
.jpg?w=1)
.jpg?w=1)
拍品專文
此九屏《御苑行樂圖》原為一巨幅掛軸，描繪暮春時分王公貴冑於庭苑閑逸消遣的生活場景。畫面正中匾額鈐「賀世魁」及「煥文」兩印（圖1），表明作畫者或為宮廷畫師賀世魁（?–約1845）。
畫心正中者無疑最具崇高地位（圖2A），只見其坐於嵌大理石靠背扶手圍子羅漢榻上。將其面容對照多幅清宮舊藏道光帝像，如北京故宮博物院院藏《喜溢秋庭圖》（圖2B），可見兩者表情皆略顯木訥。據學者考證，《喜溢秋庭圖》（圖3）當始繪於道光十三年（1833），並由如意館畫家賀世魁奉旨所作。
細觀畫家對軸心人物刻劃的五官輪廓，其面型癯瘦，長鼻斷眉，高顴豐唇，兩撇鬍子。巧合的是，其坐姿與《喜溢秋庭圖》中所繪道光御容極為相似。至於其所著常服袍，乃與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一件藍色簟錦紋暗花綢夾袍（圖2C）相若，袍上細描鯰魚、盤長及謦（圖2D）等紋飾所組成的吉祥花紋，寓意吉慶有餘或年年有餘。不僅如此，其一手盈握煙壺，一手舀匙鼻煙的模樣（圖2E），竟與另一幅道光帝手持鼻煙壺像的姿態不謀而合（圖2F）。據知，無論是北京還是台北故宮，兩院均藏有不少類似的翠玉光素鼻煙壺（圖2G）。
《春溢秋庭圖》（圖3）全畫以宮苑園林為基本構圖，園內石徑曲折，巧佈太湖。若將其與此畫相互對照，不難發現前景部份之相似，實是耐人尋味。除了部份凹凸嶙峋略有出入之外，兩石表現手法均明顯同出一轍（圖4A及B）。而敞亭前石階、石徑的共同點更是不言而喻（圖5A及B）。
相互承襲的細部描繪仍有數處值得一提：鑲填大理石的三圍屏羅漢榻相較於《春溢秋庭圖》中的三屏式紅雕漆羅漢床；以西方近大遠小的透視原理來處理後景中的遠鶴；礬紅彩龍鳳紋杯之於《春溢秋庭圖》中的青花紋杯──兩者不僅同樣帶金或銀蓋，同時皆置盞於銀錠形盞托內。惟兩者相異之處，在於《春溢秋庭圖》中之侍女另捧托盤，而此畫則繪一侍女持杯佇立廊邊。
據信此畫當為一王公貴冑所繪。而畫面右下角所繪 之執扇男子極有可能是道光嫡子奕詝（1831-1861， 即後來的咸豐帝）（圖6）。之所以如此推測，即 因其絳色衣袍上有五爪龍紋顯而易見。加之帽 頭上的紅絨結頂（此當為最高級別）（圖6 A）， 足見其當為清室中重要的年輕成員。若此畫繪於 18 4 4至18 4 5 年間，則咸豐時年約十四、五歲。再 將其面容與另一清宮舊藏之《咸豐帝便裝像》相 互比較，其眉宇之間，五官輪廓之清瘦骨爽、耳厚 豐鼻的特徵及唇角略揚的神韻，實是極盡神似 （圖6B及C）。
然而此畫構圖之巧妙，在於將其推置一角，再以暗喻手法，恰當地將端坐正中者的身形襯托地偉岸威嚴，藉以從中區別兩者身份地位之輕重，同時亦傳遞出中坐者在家族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吊詭的是，當為道光帝的中坐者，其頂戴卻綴以藍寶，此或為畫館打稿因疏忽所犯的嚴重錯誤。若非如此，此畫則有可能是用以呈覽的畫樣。
或暗示畫師受命奕詝，並在成畫後建置府內。若然如此，即可解釋何以畫上並無道光題贊，更不見有記錄著於清檔。
若作畫時間介於1844至1845年之間，那麼其他妻婢侍妾，甚或端坐其中者的身份，亦可窺見端倪，與道光帝的密切關係更是不言而喻。初步推斷，當中年紀最長者為嘉慶帝之側福晉─即孝和睿皇后鈕祜祿氏（1776-1850）（圖7A），史載其生皇三子綿愷（1795-1838）之後，於翌年被冊封為貴妃。嘉慶二年（1797），孝淑睿皇后喜塔臘氏因病逝世，孝和睿皇后遂繼位中宮，先是被晉升皇貴妃，攝六宮事，並同時擔起對綿寧（即道光帝）的養育之責。至嘉慶四年（1799年），才正式被冊封為皇后。
除此之外，比較遊廊左起倒數第二位端坐女子與宮中后妃肖像（圖7及7A），發現兩者之間，只見額方臉長，兩顴飽滿，儼然如同一人。這般考證，至少說明畫中已有三人符合清室特定人物形象。其他具體入微細節，絕非偶然巧合所致。左右侍立女子雖身份未明，卻能一一迎刃而解。
侍立於孝和睿皇后右側者當為祥妃鈕祜祿氏（1808-1861）。其與孝和睿皇后交情匪淺。其子奕誴（1831-1889），乃道光帝第五子，後過繼予孝和睿皇后之子─惇恪親王綿愷為嗣，承襲多羅惇郡王。而坐於孝和睿皇后左側者（圖8），當為孝靜成皇后博爾濟吉特氏（1812-1855）（圖8A），倚立其旁者，自不然是道光帝第六女壽恩固倫公主（1831-1859）（圖10D）。
床榻左側首位扶攙圍屏的女子或為莊順皇貴妃烏雅氏（1822-1866）（圖9A），其與另外兩位等級較低的嬪妃排班倚立（圖9C），並狀似走向中間尚為嬰兒的幼子（圖9D）。加之左手有兩指配戴甲套（圖9B），無形中更顯示其地位略佔優勢。妃嬪配戴甲套之風，亦見於《喜溢秋庭圖》的彤貴妃（1817-1877）及佳貴妃（1816-1890），或作成貴妃（1813-1888）。若以1844年計，彤貴妃時年27歲，至於佳貴妃和成貴妃則分別為28及31歲。
畫中其他年幼成員身份，仍可按此邏輯考證（圖10A-D）。國畫中雖嬰戲童顏不易辨識，但依道光子女出生序列來推斷，不難考釋畫中其他幼齡子女的身份。
賀世魁，字煥文，擅肖像畫，已知其為十九世紀上半葉於宮中重要的御用畫家之一。道光年間，江南河道總督完顏麟慶（1791-1846）所著《鴻雪因緣圖記》，謂賀世魁於道光四年（1824）以擅畫供職於宮廷如意館達十三年。而《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活計清檔‧如意館呈槁》亦載「（道光四年）六月十七日，太監祿兒傳沈振麟起皇上御容稿一張，高六尺、寬三尺。於二十一日著賀世魁請御容，著沈振麟補衣紋、地景，欽此。」由此可知，其奉旨所繪之《松涼夏健圖》軸，乃是在沈振麟及其他畫師打稿的基礎上，再為道光皇帝恭畫御容。
1828年，道光更喻命其為平定回疆有功者，隨繪太保大學士士、揚威將軍、威勇公長齡等五十二功臣像，後有御題在藏之紫光閣。繼又奉旨繪《平定回疆戰圖》十幅，並鏤以銅版，付工撮印。其因皇帝委其重任，一時間傾動遐邇，無不得其墨寶為幸。
此畫近右緣處，另見亭上掛有匾額，上書「交翠（庭）」三字（圖11A）。雖「庭」字隱匿檐下，但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所藏的一套六十四錠徽墨（30.76.216–279）卻提供一條重要線索。此六十四條徽墨，系由嘉慶帝敕喻徽州府城鑒古齋墨肆製墨名家汪近聖，借景宮中園林亭台樓榭之名，為六十四條墨錠雕繪六十四景圖案。其中一錠有陰刻描金「交翠庭」（圖11B）（30.76.252），足見此「交翠庭」曾為御苑一景。
畫心正中者無疑最具崇高地位（圖2A），只見其坐於嵌大理石靠背扶手圍子羅漢榻上。將其面容對照多幅清宮舊藏道光帝像，如北京故宮博物院院藏《喜溢秋庭圖》（圖2B），可見兩者表情皆略顯木訥。據學者考證，《喜溢秋庭圖》（圖3）當始繪於道光十三年（1833），並由如意館畫家賀世魁奉旨所作。
細觀畫家對軸心人物刻劃的五官輪廓，其面型癯瘦，長鼻斷眉，高顴豐唇，兩撇鬍子。巧合的是，其坐姿與《喜溢秋庭圖》中所繪道光御容極為相似。至於其所著常服袍，乃與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一件藍色簟錦紋暗花綢夾袍（圖2C）相若，袍上細描鯰魚、盤長及謦（圖2D）等紋飾所組成的吉祥花紋，寓意吉慶有餘或年年有餘。不僅如此，其一手盈握煙壺，一手舀匙鼻煙的模樣（圖2E），竟與另一幅道光帝手持鼻煙壺像的姿態不謀而合（圖2F）。據知，無論是北京還是台北故宮，兩院均藏有不少類似的翠玉光素鼻煙壺（圖2G）。
《春溢秋庭圖》（圖3）全畫以宮苑園林為基本構圖，園內石徑曲折，巧佈太湖。若將其與此畫相互對照，不難發現前景部份之相似，實是耐人尋味。除了部份凹凸嶙峋略有出入之外，兩石表現手法均明顯同出一轍（圖4A及B）。而敞亭前石階、石徑的共同點更是不言而喻（圖5A及B）。
相互承襲的細部描繪仍有數處值得一提：鑲填大理石的三圍屏羅漢榻相較於《春溢秋庭圖》中的三屏式紅雕漆羅漢床；以西方近大遠小的透視原理來處理後景中的遠鶴；礬紅彩龍鳳紋杯之於《春溢秋庭圖》中的青花紋杯──兩者不僅同樣帶金或銀蓋，同時皆置盞於銀錠形盞托內。惟兩者相異之處，在於《春溢秋庭圖》中之侍女另捧托盤，而此畫則繪一侍女持杯佇立廊邊。
據信此畫當為一王公貴冑所繪。而畫面右下角所繪 之執扇男子極有可能是道光嫡子奕詝（1831-1861， 即後來的咸豐帝）（圖6）。之所以如此推測，即 因其絳色衣袍上有五爪龍紋顯而易見。加之帽 頭上的紅絨結頂（此當為最高級別）（圖6 A）， 足見其當為清室中重要的年輕成員。若此畫繪於 18 4 4至18 4 5 年間，則咸豐時年約十四、五歲。再 將其面容與另一清宮舊藏之《咸豐帝便裝像》相 互比較，其眉宇之間，五官輪廓之清瘦骨爽、耳厚 豐鼻的特徵及唇角略揚的神韻，實是極盡神似 （圖6B及C）。
然而此畫構圖之巧妙，在於將其推置一角，再以暗喻手法，恰當地將端坐正中者的身形襯托地偉岸威嚴，藉以從中區別兩者身份地位之輕重，同時亦傳遞出中坐者在家族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吊詭的是，當為道光帝的中坐者，其頂戴卻綴以藍寶，此或為畫館打稿因疏忽所犯的嚴重錯誤。若非如此，此畫則有可能是用以呈覽的畫樣。
或暗示畫師受命奕詝，並在成畫後建置府內。若然如此，即可解釋何以畫上並無道光題贊，更不見有記錄著於清檔。
若作畫時間介於1844至1845年之間，那麼其他妻婢侍妾，甚或端坐其中者的身份，亦可窺見端倪，與道光帝的密切關係更是不言而喻。初步推斷，當中年紀最長者為嘉慶帝之側福晉─即孝和睿皇后鈕祜祿氏（1776-1850）（圖7A），史載其生皇三子綿愷（1795-1838）之後，於翌年被冊封為貴妃。嘉慶二年（1797），孝淑睿皇后喜塔臘氏因病逝世，孝和睿皇后遂繼位中宮，先是被晉升皇貴妃，攝六宮事，並同時擔起對綿寧（即道光帝）的養育之責。至嘉慶四年（1799年），才正式被冊封為皇后。
除此之外，比較遊廊左起倒數第二位端坐女子與宮中后妃肖像（圖7及7A），發現兩者之間，只見額方臉長，兩顴飽滿，儼然如同一人。這般考證，至少說明畫中已有三人符合清室特定人物形象。其他具體入微細節，絕非偶然巧合所致。左右侍立女子雖身份未明，卻能一一迎刃而解。
侍立於孝和睿皇后右側者當為祥妃鈕祜祿氏（1808-1861）。其與孝和睿皇后交情匪淺。其子奕誴（1831-1889），乃道光帝第五子，後過繼予孝和睿皇后之子─惇恪親王綿愷為嗣，承襲多羅惇郡王。而坐於孝和睿皇后左側者（圖8），當為孝靜成皇后博爾濟吉特氏（1812-1855）（圖8A），倚立其旁者，自不然是道光帝第六女壽恩固倫公主（1831-1859）（圖10D）。
床榻左側首位扶攙圍屏的女子或為莊順皇貴妃烏雅氏（1822-1866）（圖9A），其與另外兩位等級較低的嬪妃排班倚立（圖9C），並狀似走向中間尚為嬰兒的幼子（圖9D）。加之左手有兩指配戴甲套（圖9B），無形中更顯示其地位略佔優勢。妃嬪配戴甲套之風，亦見於《喜溢秋庭圖》的彤貴妃（1817-1877）及佳貴妃（1816-1890），或作成貴妃（1813-1888）。若以1844年計，彤貴妃時年27歲，至於佳貴妃和成貴妃則分別為28及31歲。
畫中其他年幼成員身份，仍可按此邏輯考證（圖10A-D）。國畫中雖嬰戲童顏不易辨識，但依道光子女出生序列來推斷，不難考釋畫中其他幼齡子女的身份。
賀世魁，字煥文，擅肖像畫，已知其為十九世紀上半葉於宮中重要的御用畫家之一。道光年間，江南河道總督完顏麟慶（1791-1846）所著《鴻雪因緣圖記》，謂賀世魁於道光四年（1824）以擅畫供職於宮廷如意館達十三年。而《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活計清檔‧如意館呈槁》亦載「（道光四年）六月十七日，太監祿兒傳沈振麟起皇上御容稿一張，高六尺、寬三尺。於二十一日著賀世魁請御容，著沈振麟補衣紋、地景，欽此。」由此可知，其奉旨所繪之《松涼夏健圖》軸，乃是在沈振麟及其他畫師打稿的基礎上，再為道光皇帝恭畫御容。
1828年，道光更喻命其為平定回疆有功者，隨繪太保大學士士、揚威將軍、威勇公長齡等五十二功臣像，後有御題在藏之紫光閣。繼又奉旨繪《平定回疆戰圖》十幅，並鏤以銅版，付工撮印。其因皇帝委其重任，一時間傾動遐邇，無不得其墨寶為幸。
此畫近右緣處，另見亭上掛有匾額，上書「交翠（庭）」三字（圖11A）。雖「庭」字隱匿檐下，但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所藏的一套六十四錠徽墨（30.76.216–279）卻提供一條重要線索。此六十四條徽墨，系由嘉慶帝敕喻徽州府城鑒古齋墨肆製墨名家汪近聖，借景宮中園林亭台樓榭之名，為六十四條墨錠雕繪六十四景圖案。其中一錠有陰刻描金「交翠庭」（圖11B）（30.76.252），足見此「交翠庭」曾為御苑一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