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品專文
本花插源自日本一間寺廟舊藏，明治維新時期（1860至1880年）由野田忠右衛門先生從該寺購藏。1868至1874年間，日本發生廢佛毀釋運動，不少佛寺和神道廟宇皆因政治暗湧而陷入困境。野田忠右衛門先生為支援和接濟該寺廟，購入其珍藏之龍泉花插。花插後來傳至野田先生之子野田好右衛門，後者再於1930年代將其贈予女兒野田ミサヨ作為嫁妝，並於家族流傳至今。現任藏家為野田忠右衛門先生之玄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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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無言：南宋龍泉窯筒式花插蘇玫瑰 國際亞洲藝術部學術總監本拍品清麗絕俗，同類型的南宋筒式青釉花插一器難求，是日本茶道用器的上上之選。這批作品造型洗練，紋飾簡約，益顯其釉色之細膩腴潤。本花插所施的龍泉青釉，正是日本「砧青磁」中的佳妙之作。雖然「砧青磁」字面是指形似紙槌，但儼然已成為絕色龍泉青釉之代名詞。此類筒式花插備受推崇，常用作日式茶道的陳設花器。對與會者而言，「茶花」是茶會的焦點之一，它們多置於「床の間」（即「凹間」），而凹間的陳設品則決定了一場茶會的基調。「掛物」（即立軸書畫）乃常見的陳設品。瓶花與掛物或同時出現、交相輝映，或先後出現於不同的茶道環節。茶道提倡「拋入」式的插花風格，此派衍生於傳統「生け花」（即「華道」），而華道則源自早期佛教獻祭花卉的習俗。「茶花」與「侘茶」（以簡約為上的茶風）在桃山時代（公元1573至1615年）漸成氣候，箇中能手首推茶聖千利休（1522至1591年）。「茶花」專指適用於茶道之花，至於香濃、名俗、長開及四時不分者，概屬不宜。除了要精心挑選適用於茶會和場所的花卉，物色花器亦頗多講究。在材質各異的芸芸花器之中，中國筒式青釉瓶古樸凝練且貴為「唐物」，所以向來深受日本茶人喜愛。唐代以降，日本菁英階級對中國陶瓷莫不趨之若鶩，到了南宋，當地藏家對中國藝術的興趣更是有增無減。誠如西田宏子教授所言，鎌倉時代（公元1185至1392年）的「……佛寺及武士階層的諸多儀式、室內裝潢和茶會，所用藝術品與裝飾藝術皆以中國舶來品居多。」相關的論述請見西田宏子所撰〈The Collec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Chinese Art Objects in 15th-16th Century Japan, and their Legacy〉，全文發表於S. Pierson主編的《Colloquies on Art & Archaeology in Asia系列之20：Collecting Chinese Art: Interpretation and Display》頁10（倫敦，2000）。此類物品統稱「唐物」，其當年的流行程度，大可證諸鎌倉市沿岸出土的大量宋元青釉碎瓷。除了鎌倉瓷片，日本各地多處古蹟均有出土龍泉釉青瓷、青白瓷和黑釉茶盞。以福井縣的一乘谷遺跡、廣島的草戶千軒、京都多處古蹟和港口城市博多為例，出土的宋元瓷器殘片俱數量可觀。迄今，不少日本名剎仍保留了創寺以來珍若拱璧的中國宋瓷。時至元代，中國陶瓷在日本需求更殷。觀乎當地大量的傳世珍品，不難想像日本進口的中國青釉及其他瓷器的數目與質量之高。顯而易見，唐物在元代仍炙手可熱。金澤貞顯（1333年卒）出身於關東幕府北條氏支系，其傳世信函提到：「中國船隻業已抵岸，且已卸載大批唐物。」他更在家書中吩咐兒子：「看來唐物在京都十分流行，回關東時務必捎帶一二。」（詳見西田宏子前述著作。）正因他對中國器物汲汲以求，所以其墓葬文物中出現一例龍泉青釉蓋罐（用作骨灰罐），誠可謂意料中事，而金澤墓所在的稱名寺，迄今尚珍藏兩件中國青釉大瓶及一個青釉貼花大爐。像円覺寺、建長寺等鎌倉名寺，目前仍在使用鎌倉（公元1185至1333年）、室町（公元1333至1573年）時代流傳至今的青瓷瓶。著名的仏日庵院藏清單編修於1363年，它臚列了北條時宗（公元1251至1284年）贈予円覺寺分院約百件中國藝術珍品，當中既有青釉花瓶，亦有青釉香爐和茶盞，以及黑釉器和青白瓷。工料俱佳的宋元砧青釉龍泉瓷，歷來被日本藏家尊為上品。二十世紀初日本古董界巨擘繭山松太郎（1882至1935年）有一幀早期正式肖像，相中的他凝眸細看的正是一件龍泉青釉爐（圖一）。青釉筒式花插在日本地位顯赫，境內有二例珍藏見於著錄，兩者均源遠流長、記述甚詳，且經手者赫赫有名。其中一例現為東京三井記念美術館珍藏，早於日本戰國時代（約公元1467至1615年），其主人是著名茶人武野紹鷗（1502至1555年），茶道宗師千利休（1522至1591年）正是出於武野門下，山上宗二（1544至90年）所著的茶道史《山上宗二記》對此亦有記載。其後，此瓶納入豐臣秀吉（1536/7至1598年）珍藏，豐臣秀吉乃封建大名，官至太政大臣，十六世紀以軍事力量一統江山。江戶時代（1603至1868年），此瓶流入三井家族。東京根津美術館於2010年舉行重量級的「南宋の青磁」展覽中，也有此瓶的身影（展品6，圖二）。另一例已發表的日本花插來自根津美術館藏，在上述展覽中亦有亮相（展品7，圖三）。此物又名「大內筒」，屬於「重要文化財」，名列「東山御物」之一。所謂的「東山御物」，是指足利義政（公元1436至1490年）珍藏書畫、茶器、花器、文房清玩等物之名冊。足利義政貴為足利幕府第八代大將軍，於室町時代1449至1473年間執政。編修名冊的是「同朋眾」（即為幕府效力的藝術家）能阿彌（1397至1471年），管理和評鑑幕府珍藏唐物（即中國藝術品）是其日常職務之一。其後，此瓶輾轉流入日本著名商人、政治家、慈善家和藏家根津嘉一郎（1860至1940年）手中，而根津美術館的核心館藏便是來自其私人珍藏。本拍品源自日本一所寺廟珍藏，直至明治維新時期（1860至1880年），由野田忠右衛門先生購藏。1868至1874年間，日本發生廢佛毀釋運動，不少佛寺和神道廟宇皆因政治暗湧而陷入困境，而野田忠右衛門先生為支援和接濟該寺廟，從中購買此龍泉花插。花插後來傳至名田先生之兒子野田好右衛門，並於1930年代將其贈予女兒野田ミサヨ作為嫁妝。如今，這件傳家之寶終落入本藏家手中，亦即野田忠右衛門先生之玄孫。此物先由佛寺保存，再流入日本私人珍藏，故而此前未有發表，所以在同類型的珍罕龍泉青釉筒式花插之中，堪稱為最新「被發掘」之作。已知的南宋筒式花插屈指可數。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一例器型略小（14.7公分）的官窯筒式花插，圖見《宋官窯特展》頁90編號50（台北：1989）（圖四）。 此外，台北故宮尚有二例較小的官窯筒式花插（15.5及15.8公分），圖見前述著作頁87編號48及 編號49（圖五），兩者脛部均有紋飾帶。其中一例（編號49）底刻乾隆款，紀年約為公元1778年，可見當時此物屬於宮廷御藏。巴黎吉美博物館亦珍藏一例較小的龍泉窯青釉瓶（15.7公分）。它源自凱爾曼珍藏（Michel Calmann Collection），圖見Daisy Lion-Goldschmidt與Jean-Claude Moreau-Gobard合著的《Chinese Art》彩色圖版144（紐約：1980）。於2003年3月26日，紐約佳士得拍出一例日本藏家的龍泉青釉瓶，其大小與本拍品相若（17.8公分）。早於1994年5月31日，紐約佳士得亦曾拍出一件器身略高的近似例（18.1公分），圖錄中稱之為」龍泉官窯」，即龍泉窯燒造的仿官釉器。中國宋元時期的龍泉青瓷影響深遠，海內外聲名遠播。這類作品不僅啟發了日本等東亞地區的陶工，更是十五世紀薩查納萊（Satchanalai）與薩旺卡洛（Sawankhalok）等東南亞窯口師法的對象。龍泉窯的魅力更遠至近東，當地的達官貴人無不爭相購藏龍泉瓷。以伊朗薩非王朝（1502至1736年）為例，當時的陶工也有仿燒中國青釉器。有意思的是，南宋龍泉青釉筒式花插的清雅造型，迄今仍對陶瓷藝術家啟發良多，證諸田淵太郎（1977年生）等當代陶藝家的柴窯瓷器，便知此言非虛。
南宋 龍泉窯青釉筒式花插
SOUTHERN SONG DYNASTY (1127-1279)
細節
南宋 龍泉窯青釉筒式花插
瓶直口，長筒形，口以下漸內收，矮圈足。內外罩肥厚粉青釉，釉色瑩潤清澈，凝重含蓄，開大片冰裂紋，足邊無釉，呈堅細灰白胎土。
7 in. (17.8 cm.) high, box
瓶直口，長筒形，口以下漸內收，矮圈足。內外罩肥厚粉青釉，釉色瑩潤清澈，凝重含蓄，開大片冰裂紋，足邊無釉，呈堅細灰白胎土。
7 in. (17.8 cm.) high, box
來源
日本寺廟舊藏
明治維新期間（約1860至1880年），由野田忠右衛門先生從該寺購入
傳至野田先生之兒子野田好右衛門，並於1930年代將其贈予女兒野田ミサヨ作為嫁妝
此後一直於家族中流傳至野田忠右衛門先生之玄孫
明治維新期間（約1860至1880年），由野田忠右衛門先生從該寺購入
傳至野田先生之兒子野田好右衛門，並於1930年代將其贈予女兒野田ミサヨ作為嫁妝
此後一直於家族中流傳至野田忠右衛門先生之玄孫
榮譽呈獻
Priscilla K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