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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專文
知名藏家卡爾・坎普・舊藏兩件唐代銀器珍品
毛瑞
哈佛大學藝術博物館亞洲部榮譽主任暨佳士得高級顧問
是次拍賣的銀盌與銀盤品相奇佳，兩者均是錘揲而成的唐代 (公元618至907年) 器物，訂製者應是簪纓世冑甚或皇親國戚，它們源於瑞士鑑藏泰斗卡爾‧坎普(1884至1967年) 舊藏，堪稱系出名門，出處無懈可擊。溯本求源，這類盌盤的藍本應是沿絲綢之路運抵唐都長安 (今西安) 的古伊朗貴重金屬奢侈品，而該等進口的伊朗貨物則大多脫胎於古羅馬金銀器。
瑞獸紋銀盌精美無匹，其器壁看似垂直，然細看之下微弧，上方略撇為口沿，下沿內歛為平底。除了盌底光素，外壁滿飾圖案；器內如底，渾無裝飾。 (圖一)盌壁之外環飾四層周而復始、環環相扣的心型團花 (即中國文獻中的「桃形紋」)，器身中段的紋飾尤為突出。唇口細窄光素，其下以一道曼妙的纏枝花卉作為主紋飾帶的上沿，它與頂層紋飾之間以圖案化花卉相隔；每組雙花之間以飛鳥相隔。盌身中段每朵碩大的桃形紋之間，刻飾一隻向觀者左方昂首濶步的四足長尾瑞獸；各類動物多半清晰可辨，如駱駝和大象，另外還有豕、狐、狼等。這些紋飾使人聯想起 (或取材於) 古羅馬藝術中大行其道並經絲路傳入中土的雕填纏枝卷草紋。所有紋飾俱為雕花或鏨花，地子用圓形沖子打出細密小圈，又名「魚籽紋」或「珍珠地」。盌內襯銀片，營造出光滑平整的視覺效果。
傳世唐代銀盌為數不多，但多具S曲線，口微撇，矮圈足 (或直或撇)，而是次拍賣的珍罕銀盌卻為直壁平底。何家村出土一盌及日本神戸白鶴美術館藏兩盌造型相近，亦直壁，口沿光素，平底，惟紋飾有別。何家村盌出自陝西西安南部何家村1970年10月考古發現的一批馳名窖藏金銀器。1北京大學齊東方教授是中國金銀器權威，他曾於1999年發表器型專論《唐代金銀器研究》，文中載錄和探討了唐代圓底與平底銀盌，並論及本拍品、何家村盌，以及白鶴美術館藏兩例。2 西安市陝西歷史博物館藏一盌造型類似，並且亦飾雕花和魚籽紋地，但底承圈足外撇，此物亦出土自何家村。鄔德禮 (Pierry Uldry) 3 珍藏一盌，其器形相近，飾雕花及魚籽紋地，惟盌形較深，且像何家村盌般底承圈足。
無論是題材或雕花襯魚籽紋的對比效果，此盌的紋飾俱與七世紀末及八世紀初的唐盌一脈相承。何家村窖藏金銀器堪稱唐代工藝品的圭臬之作，據說是長安古城興化坊(即出土何家村窖藏文物一帶) 的製品。本拍品與何家村文物如出一轍，看來應是唐代作品無疑，而且很可能出自興化坊或與之關係密切的作坊。
此盌是先用整塊銀在可能為以木製成之模内錘成盌的雛型。其紋飾經 鎸刻或鏨刻至外表並用圓形沖子在周邊地子打出細密的小圈。接下來，盌內以另一錘揲銀片製成平滑如鏡的内壁，內襯銀片上沿包鑲細窄的唇口，然後再錘接固定 4，其目的為遮掩錘揲
和外壁任何鏨刻或圓形沖子留下的蛛絲馬跡。
本文探討的另一件拍品乃是局部鎏金銀盤，其內底飾壓花犀牛紋，犀牛立姿四平八穩，面向觀者左方，背馱精美蓮座，其上供三朵圖案化花卉。此犀牛盤偏淺，壁外侈，呈柔和的S曲線，口微撇。盤心正中有鎏金淺雕犀牛紋，周邊凸飾弦紋一匝，盤口亦綴兩道凸
起的弦紋，弦紋像犀牛紋般鎏金。盤外光素，底平，圈足矮直，大致光素，僅陰刻與盤內相仿的壓花犀牛紋。
這類形制的唐代銀盤屈指可數；然而，另有一例如出一轍且同屬坎普舊藏的局部鎏金犀牛馱花紋銀盤，惟其犀牛面朝觀者右方，應是本拍品的配對之作， 並經 埃斯卡納齊著錄於《 A Dealer’s Hand》 (圖版 79)。5 家村遺址曾於1970年出土一件金盤或盆，今藏陝西歷史博物館，其器型近似本拍品，但光素無紋，亦無圈足。6
此處犀牛由三部份組成，軀幹敦壯，遍體覆鱗，生二角 (鼻上的角較短，眉心的角較長)，長尾，四足粗短，每足三趾。它絲絲入扣地描寫了犀牛之形態與壯碩，亦如實反映了奇蹄類動物 (即每足腳趾數目為奇數) 的特徵，而不是像某些中國藝術品般，賦之予類似馬的分蹄或單趾。雖有一部份犀牛鱗甲呈弧形，狀若魚鱗，但大多形似三葉紋，宛若唐代繪畫及其他藝術品中的雲紋。
考古及文學證據均顯示，犀牛確曾棲息中國，早期甚或出現在華北地區。7及至唐代，由於過度捕獵，華北犀牛幾已捕殺殆盡，但華南地區仍有其蹤影。然而，外邦不時向唐室進貢各式奇珍異獸，東南亞國家更不時進獻犀角、犀皮，間或還以活犀牛為貢禮，長安
宮苑便成囿養這些動物之所。8
最膾炙人口的早期犀牛文物包括：1) 山東壽張縣梁山1843年出土的商代著名酒器青銅犀形尊，今藏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 (館藏號B60B1+)； 2) 陝西省興平縣吳鄉豆馬村1963年出土的戰國晚期至西漢初年犀形尊，這一重器現藏北京中國國家博物館。9 ３）江蘇盱眙大雲山2010年西漢江都王陵1號墓，即易王劉非(公元前168-前127年)墓出土的銅鎏金犀牛，現藏南京博物院，2017年曾於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展出。10
漢亡 (公元220年) 至唐代立國 (公元618) 的數百年間，犀牛形象雖難得一見，但在唐代藝術作品中卻再度風行。位於西安的陝西歷史博物館藏一例何家村1970年出土的局部鎏金犀牛紋小銀盒。11 此外，日本神戶白鶴美術館亦珍藏一件唐代單卧犀紋銀盒。121991年，戴克成 (Christian Deydier) 藝廊展出一件唐代銀盌，此盌雖形狀有別，但亦飾鎏金壓花卧犀紋，以鏨花珍珠地局部鎏金纏枝花卉為地。13 除了這批銀製的犀牛紋盤、盌和盒之外，私人珍藏中尚有一例青銅立犀小像，此像業已經熱發光鑑定為唐代文物，14日本奈良市正倉院珍藏唐代銅鏡亦飾一對行進犀牛，鏡的背面結合了「平脫」工藝，「平脫」一般是指漆嵌金銀箔，而此鏡則是黑漆嵌螺鈿。15 另有一例橢圓形四瓣鎏金盌殘件，其盌心飾一卧犀，斷代為公元825至850年,乃是公元830年在印尼勿里洞島沿岸沉沒的阿拉伯獨桅帆船上之物。16該艘商船自阿拉伯啟航，雖順利抵達中國，回程時卻在勿里洞島離岸1. 6公里處遇險沉没。（圖二）
商及周初，犀牛以其革之堅見稱，常用於製作甲冑。再者，戰國時期乃至更早的年代，人們深信犀角可用於驗毒甚或化解飲食之毒，所以犀牛益發罕貴。就製甲而言，犀革風乾及適當加工後，即可裁成細長方形，又稱甲片，連綴而成「板甲」，又稱「鱗甲」。無疑，此類鎧甲近似秦始皇 (公元前221至210年在位) 陵墓周邊俑坑出土的兵馬俑所穿之板，但後者顯然由鐵片綴成。17 鑑於青銅時代末葉 (約公元前1700至公元220年) 華北犀牛銳減，兼之周代鐵甲與漢代鋼甲相繼興起，犀革的 使用很早就大幅減少；話雖如此，相傳唐代仍有製作少量犀甲。18 根據1852年刊行的一本著作中的圖示，晚至清代 ，犀甲在祭祀中仍有亮相。19
唐代文獻未有闡明犀牛的象徵意義，所以為何本盤及其他唐代藝術品的犀牛紋身披鱗甲，此謎底亦無從得知。但鱗狀犀皮最為可信的解釋是，這種動物的形象已與當時主流的麒麟形象共冶一爐。誠然，有人相信犀牛即中國神話中虛構的有蹄瑞獸麒麟，據說麒麟現身乃聖賢、明君誕生或逝世的先兆。(時至明代，長頸鹿即麒麟之說亦流傳甚廣) 20。麒麟形象通常矯若遊龍，且如鹿般身有軟毛， 但亦不乏身披鱗甲的描寫，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藏元代 (公元1279至1368年) 景德鎮麒麟紋青花大盤 (館藏號AK-RBK-1965-88)即爲一例。 21
1970年10月何家村出土的一批銀盤之中，也有若干盤心以一隻動物為鎏金紋飾的實例，這些動物或虛或實，如狐狸、猞猁、鳳凰、飛廉、熊、龜等。以飾犀紋者而言，最引人入勝的是當中一例局部鎏金的小巧銀盒，此物現藏西安市陝西歷史博物館。器物內底飾壓花動物，背景光素平坦，既無邊框，亦無地子。遼寧省敖漢旗李家營子亦曾出土一例造型近似但具圈足的唐代銀盤，其盤心飾猞猁紋。遼寧盤內底微凹，其沿恍若圖框，內飾鎏金壓花猞猁紋；此獸左足輕踏內凹盤心邊沿，鼻尖剛伸出盤心前沿，不僅酷肖具三維景深的立體描寫，再加上張口咆哮之姿，神獸的法力與剛猛呼之欲出。本拍品具弦紋邊框，犀牛表皮的紋理豐富細膩，與何家村和遼寧的出土銀盤高下立辨；話雖如此，本拍品與出土文物的相似程度，已足以證實此乃唐代作品，而且很可能源於華北，或出自長安某家作坊。此類器物或脫胎於古薩桑時期 (公元224至651年) 的伊朗銀器，就此可參照一例公元七世紀鎏金壓花立馬紋銀盤，該盤今藏華盛頓特區的薩克勒美術館國
立亞洲藝術博物館 (館藏號S1987.123)。22 （圖三）
是次拍賣的銀盤應是用整塊銀錘揲成雛形，再放進 很可能為木製的穹形模具 加工。此盤具備雛形後再以錘鍱手法製作盤心的壓花犀牛紋，其對應外表則留下深淺不一的壓痕。至於犀鱗及別的細部紋飾則直接施加於犀牛身，。觀乎器底正中 (即外底圈足內)的圓點及其四周無數的同心圓，此盤應曾用車床加工，以去除所有錘揲痕跡，並使器表平滑如鏡。犀牛紋和凸起的弦紋另用鎏金 (即「汞鍍金」，又稱「火鍍金」) 加以潤飾，以收畫龍點睛之效，使金銀紋飾之對比格外鮮明。製作低矮圈足時，則另行錘製一道細窄銀片，再與盤底焊接而成。
唐代銀器造型清雅、比例雍容、紋飾雋永，故而備受古今帝王將相、皇親貴冑、鑑藏名家及學者青睞，被視為唐代工藝與奢侈品的圭臬之作。雖然金銀器在唐末日漸式微，但這批華美重器依然象徵着唐代文化之輝煌與工藝之高超，對歷代奢華器物的影響至為深遠。
毛瑞
哈佛大學藝術博物館亞洲部榮譽主任暨佳士得高級顧問
是次拍賣的銀盌與銀盤品相奇佳，兩者均是錘揲而成的唐代 (公元618至907年) 器物，訂製者應是簪纓世冑甚或皇親國戚，它們源於瑞士鑑藏泰斗卡爾‧坎普(1884至1967年) 舊藏，堪稱系出名門，出處無懈可擊。溯本求源，這類盌盤的藍本應是沿絲綢之路運抵唐都長安 (今西安) 的古伊朗貴重金屬奢侈品，而該等進口的伊朗貨物則大多脫胎於古羅馬金銀器。
瑞獸紋銀盌精美無匹，其器壁看似垂直，然細看之下微弧，上方略撇為口沿，下沿內歛為平底。除了盌底光素，外壁滿飾圖案；器內如底，渾無裝飾。 (圖一)盌壁之外環飾四層周而復始、環環相扣的心型團花 (即中國文獻中的「桃形紋」)，器身中段的紋飾尤為突出。唇口細窄光素，其下以一道曼妙的纏枝花卉作為主紋飾帶的上沿，它與頂層紋飾之間以圖案化花卉相隔；每組雙花之間以飛鳥相隔。盌身中段每朵碩大的桃形紋之間，刻飾一隻向觀者左方昂首濶步的四足長尾瑞獸；各類動物多半清晰可辨，如駱駝和大象，另外還有豕、狐、狼等。這些紋飾使人聯想起 (或取材於) 古羅馬藝術中大行其道並經絲路傳入中土的雕填纏枝卷草紋。所有紋飾俱為雕花或鏨花，地子用圓形沖子打出細密小圈，又名「魚籽紋」或「珍珠地」。盌內襯銀片，營造出光滑平整的視覺效果。
傳世唐代銀盌為數不多，但多具S曲線，口微撇，矮圈足 (或直或撇)，而是次拍賣的珍罕銀盌卻為直壁平底。何家村出土一盌及日本神戸白鶴美術館藏兩盌造型相近，亦直壁，口沿光素，平底，惟紋飾有別。何家村盌出自陝西西安南部何家村1970年10月考古發現的一批馳名窖藏金銀器。1北京大學齊東方教授是中國金銀器權威，他曾於1999年發表器型專論《唐代金銀器研究》，文中載錄和探討了唐代圓底與平底銀盌，並論及本拍品、何家村盌，以及白鶴美術館藏兩例。2 西安市陝西歷史博物館藏一盌造型類似，並且亦飾雕花和魚籽紋地，但底承圈足外撇，此物亦出土自何家村。鄔德禮 (Pierry Uldry) 3 珍藏一盌，其器形相近，飾雕花及魚籽紋地，惟盌形較深，且像何家村盌般底承圈足。
無論是題材或雕花襯魚籽紋的對比效果，此盌的紋飾俱與七世紀末及八世紀初的唐盌一脈相承。何家村窖藏金銀器堪稱唐代工藝品的圭臬之作，據說是長安古城興化坊(即出土何家村窖藏文物一帶) 的製品。本拍品與何家村文物如出一轍，看來應是唐代作品無疑，而且很可能出自興化坊或與之關係密切的作坊。
此盌是先用整塊銀在可能為以木製成之模内錘成盌的雛型。其紋飾經 鎸刻或鏨刻至外表並用圓形沖子在周邊地子打出細密的小圈。接下來，盌內以另一錘揲銀片製成平滑如鏡的内壁，內襯銀片上沿包鑲細窄的唇口，然後再錘接固定 4，其目的為遮掩錘揲
和外壁任何鏨刻或圓形沖子留下的蛛絲馬跡。
本文探討的另一件拍品乃是局部鎏金銀盤，其內底飾壓花犀牛紋，犀牛立姿四平八穩，面向觀者左方，背馱精美蓮座，其上供三朵圖案化花卉。此犀牛盤偏淺，壁外侈，呈柔和的S曲線，口微撇。盤心正中有鎏金淺雕犀牛紋，周邊凸飾弦紋一匝，盤口亦綴兩道凸
起的弦紋，弦紋像犀牛紋般鎏金。盤外光素，底平，圈足矮直，大致光素，僅陰刻與盤內相仿的壓花犀牛紋。
這類形制的唐代銀盤屈指可數；然而，另有一例如出一轍且同屬坎普舊藏的局部鎏金犀牛馱花紋銀盤，惟其犀牛面朝觀者右方，應是本拍品的配對之作， 並經 埃斯卡納齊著錄於《 A Dealer’s Hand》 (圖版 79)。5 家村遺址曾於1970年出土一件金盤或盆，今藏陝西歷史博物館，其器型近似本拍品，但光素無紋，亦無圈足。6
此處犀牛由三部份組成，軀幹敦壯，遍體覆鱗，生二角 (鼻上的角較短，眉心的角較長)，長尾，四足粗短，每足三趾。它絲絲入扣地描寫了犀牛之形態與壯碩，亦如實反映了奇蹄類動物 (即每足腳趾數目為奇數) 的特徵，而不是像某些中國藝術品般，賦之予類似馬的分蹄或單趾。雖有一部份犀牛鱗甲呈弧形，狀若魚鱗，但大多形似三葉紋，宛若唐代繪畫及其他藝術品中的雲紋。
考古及文學證據均顯示，犀牛確曾棲息中國，早期甚或出現在華北地區。7及至唐代，由於過度捕獵，華北犀牛幾已捕殺殆盡，但華南地區仍有其蹤影。然而，外邦不時向唐室進貢各式奇珍異獸，東南亞國家更不時進獻犀角、犀皮，間或還以活犀牛為貢禮，長安
宮苑便成囿養這些動物之所。8
最膾炙人口的早期犀牛文物包括：1) 山東壽張縣梁山1843年出土的商代著名酒器青銅犀形尊，今藏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 (館藏號B60B1+)； 2) 陝西省興平縣吳鄉豆馬村1963年出土的戰國晚期至西漢初年犀形尊，這一重器現藏北京中國國家博物館。9 ３）江蘇盱眙大雲山2010年西漢江都王陵1號墓，即易王劉非(公元前168-前127年)墓出土的銅鎏金犀牛，現藏南京博物院，2017年曾於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展出。10
漢亡 (公元220年) 至唐代立國 (公元618) 的數百年間，犀牛形象雖難得一見，但在唐代藝術作品中卻再度風行。位於西安的陝西歷史博物館藏一例何家村1970年出土的局部鎏金犀牛紋小銀盒。11 此外，日本神戶白鶴美術館亦珍藏一件唐代單卧犀紋銀盒。121991年，戴克成 (Christian Deydier) 藝廊展出一件唐代銀盌，此盌雖形狀有別，但亦飾鎏金壓花卧犀紋，以鏨花珍珠地局部鎏金纏枝花卉為地。13 除了這批銀製的犀牛紋盤、盌和盒之外，私人珍藏中尚有一例青銅立犀小像，此像業已經熱發光鑑定為唐代文物，14日本奈良市正倉院珍藏唐代銅鏡亦飾一對行進犀牛，鏡的背面結合了「平脫」工藝，「平脫」一般是指漆嵌金銀箔，而此鏡則是黑漆嵌螺鈿。15 另有一例橢圓形四瓣鎏金盌殘件，其盌心飾一卧犀，斷代為公元825至850年,乃是公元830年在印尼勿里洞島沿岸沉沒的阿拉伯獨桅帆船上之物。16該艘商船自阿拉伯啟航，雖順利抵達中國，回程時卻在勿里洞島離岸1. 6公里處遇險沉没。（圖二）
商及周初，犀牛以其革之堅見稱，常用於製作甲冑。再者，戰國時期乃至更早的年代，人們深信犀角可用於驗毒甚或化解飲食之毒，所以犀牛益發罕貴。就製甲而言，犀革風乾及適當加工後，即可裁成細長方形，又稱甲片，連綴而成「板甲」，又稱「鱗甲」。無疑，此類鎧甲近似秦始皇 (公元前221至210年在位) 陵墓周邊俑坑出土的兵馬俑所穿之板，但後者顯然由鐵片綴成。17 鑑於青銅時代末葉 (約公元前1700至公元220年) 華北犀牛銳減，兼之周代鐵甲與漢代鋼甲相繼興起，犀革的 使用很早就大幅減少；話雖如此，相傳唐代仍有製作少量犀甲。18 根據1852年刊行的一本著作中的圖示，晚至清代 ，犀甲在祭祀中仍有亮相。19
唐代文獻未有闡明犀牛的象徵意義，所以為何本盤及其他唐代藝術品的犀牛紋身披鱗甲，此謎底亦無從得知。但鱗狀犀皮最為可信的解釋是，這種動物的形象已與當時主流的麒麟形象共冶一爐。誠然，有人相信犀牛即中國神話中虛構的有蹄瑞獸麒麟，據說麒麟現身乃聖賢、明君誕生或逝世的先兆。(時至明代，長頸鹿即麒麟之說亦流傳甚廣) 20。麒麟形象通常矯若遊龍，且如鹿般身有軟毛， 但亦不乏身披鱗甲的描寫，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藏元代 (公元1279至1368年) 景德鎮麒麟紋青花大盤 (館藏號AK-RBK-1965-88)即爲一例。 21
1970年10月何家村出土的一批銀盤之中，也有若干盤心以一隻動物為鎏金紋飾的實例，這些動物或虛或實，如狐狸、猞猁、鳳凰、飛廉、熊、龜等。以飾犀紋者而言，最引人入勝的是當中一例局部鎏金的小巧銀盒，此物現藏西安市陝西歷史博物館。器物內底飾壓花動物，背景光素平坦，既無邊框，亦無地子。遼寧省敖漢旗李家營子亦曾出土一例造型近似但具圈足的唐代銀盤，其盤心飾猞猁紋。遼寧盤內底微凹，其沿恍若圖框，內飾鎏金壓花猞猁紋；此獸左足輕踏內凹盤心邊沿，鼻尖剛伸出盤心前沿，不僅酷肖具三維景深的立體描寫，再加上張口咆哮之姿，神獸的法力與剛猛呼之欲出。本拍品具弦紋邊框，犀牛表皮的紋理豐富細膩，與何家村和遼寧的出土銀盤高下立辨；話雖如此，本拍品與出土文物的相似程度，已足以證實此乃唐代作品，而且很可能源於華北，或出自長安某家作坊。此類器物或脫胎於古薩桑時期 (公元224至651年) 的伊朗銀器，就此可參照一例公元七世紀鎏金壓花立馬紋銀盤，該盤今藏華盛頓特區的薩克勒美術館國
立亞洲藝術博物館 (館藏號S1987.123)。22 （圖三）
是次拍賣的銀盤應是用整塊銀錘揲成雛形，再放進 很可能為木製的穹形模具 加工。此盤具備雛形後再以錘鍱手法製作盤心的壓花犀牛紋，其對應外表則留下深淺不一的壓痕。至於犀鱗及別的細部紋飾則直接施加於犀牛身，。觀乎器底正中 (即外底圈足內)的圓點及其四周無數的同心圓，此盤應曾用車床加工，以去除所有錘揲痕跡，並使器表平滑如鏡。犀牛紋和凸起的弦紋另用鎏金 (即「汞鍍金」，又稱「火鍍金」) 加以潤飾，以收畫龍點睛之效，使金銀紋飾之對比格外鮮明。製作低矮圈足時，則另行錘製一道細窄銀片，再與盤底焊接而成。
唐代銀器造型清雅、比例雍容、紋飾雋永，故而備受古今帝王將相、皇親貴冑、鑑藏名家及學者青睞，被視為唐代工藝與奢侈品的圭臬之作。雖然金銀器在唐末日漸式微，但這批華美重器依然象徵着唐代文化之輝煌與工藝之高超，對歷代奢華器物的影響至為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