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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專文
寶品——掐絲琺瑯番蓮紋盒
張榮
盒為銅胎，呈八瓣蓮花形，矮圈足。口徑12.4釐米，器身外施藍色琺瑯釉為地色，蓋中心飾蓮心紋，蓋及器身蓮瓣內均飾紅、黃、白、藍八朵折枝蓮花及葉。盒內及底銅鎏金，金光燦燦，底的正中陰刻“大明景泰年制”楷書款。盒的蓮瓣呈立體感，在製作胎體時需要特別的設計與打造，盒面蓮心圖案源于敦煌佛教壁畫和畫像磚的紋樣，花葉使用二色或三色，是為了表現葉子的暈染效果，每朵蓮花皆用三色琺瑯表現，亦是增加花朵的層次與飽滿。礙於當時的製作技術，仔細觀察盒表面有大小不一的砂眼，仿佛歲月的滄桑。無獨有偶，臺北故宮收藏一件幾乎一模一樣的同款盒 (圖一)，唯有刻款位置不同。據《明清琺瑯器展覽圖錄》記載“底及盒內光素鍍金，盒心陰刻‘大明景泰年制’，自右向左一行楷書款。” 仔細觀察，兩個盒的字體很接近，似乎出自同一個工匠之手。臺北故宮陳夏生認為，“此盒紋飾中的花瓣豐滿，同一葉上往往施二至三種顏色，胎體厚重，釉層深厚以及掐絲末端以隱藏的方式處理，均具早期掐絲琺瑯的特色，而且落款的方式與當時漆器瓷器落款的特色也相同，無可質疑的是景泰年間製作之真品。”
所謂景泰琺瑯真品問題始終是掐絲琺瑯研究中的疑點與難點，也許是因為景泰琺瑯名噪一時，後世仿品太多，才有了以皇帝年號命名的工藝——景泰藍。如今“掐絲琺瑯”一詞只在學術界使用，景泰藍是掐絲琺瑯在民間的代名詞，如同宣德爐一樣，成為了銅爐的代名詞，“景泰藍”、“宣德爐”成為家喻戶曉的“老字型大小”。
縱觀傳世帶明代官造款的掐絲琺瑯器，只有宣德、景泰、嘉靖和萬曆四個年號的器物。其中“景泰”款掐絲琺瑯數量最多、問題最多，僅故宮博物院就有一百餘件景泰款掐絲琺瑯，世界各地博物館，如大英博物館、美國布魯克林博物館、俄羅斯埃爾米塔什博物館等均有一定數量的景泰款掐絲琺瑯的收藏。景泰款掐絲琺瑯涵蓋了元、明、清、民國四個朝代。就目前的研究成果顯示，清代康熙朝“創造”出了絕大部分的“景泰器”，包括改器、加款、本朝器加景泰款等手段，其中的原因還在探討中。清代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中記錄了乾隆皇帝弘曆也“製作”了少量“景泰款”掐絲琺瑯。 “景泰款”真器是否存在呢？明末清初收藏家孫承澤《春明夢餘錄》記載：“在玄武門外，每月逢四則開市，謂之內市。”交易奇珍異寶，“至內造如宣德之銅器、成化之窯器、永樂果園廠之髹器、景泰御前作坊之琺瑯，精巧遠邁前古，四方好事者，亦於內市重價購之。” 從這段記載可知，景泰御前琺瑯可與宣德之銅、成化之瓷、永樂之漆競相媲美。對景泰款掐絲琺瑯真品的確認始終是琺瑯器研究中最重要的課題。到目前為止，學術界對景泰款琺瑯還沒有形成統一的認知，主要有三個觀點，北京故宮楊伯達先生認為，“大明景泰年制”款掐絲琺瑯觚（圖二）是標準的景泰琺瑯；北京故宮李久芳先生認為，掐絲琺瑯花蝶紋香筒是比較近似景泰琺瑯風格的作品；臺北故宮陳夏生先生認為，掐絲琺瑯番蓮紋盒是“景泰年間製作琺瑯之真品”。筆者根據多年的研究認為，如果景泰琺瑯真實存在的話，臺北故宮陳夏生的觀點更接近事實。
按照文物研究的普遍規律判斷，景泰款琺瑯的風格應靠近宣德琺瑯。宣德皇帝在位十年（1426—1435），宣德之後是正統（1436—1449），景泰僅僅七年（1450-1456）。景泰與宣德間隔十四年。傳世的宣德款琺瑯數量不多，大部分在北京故宮，風格也不盡相同。除此之外大英博物館和瑞士烏士收藏家各有一件“大明宣德年制”、“御用監造”款龍紋罐。西藏博物館收藏一件掐絲琺瑯僧帽壺（圖三）並帶有原包裝（圖四）。此壺雖無款識，但與傳世宣德款紅釉、白釉瓷僧帽壺如出一轍，是可信的明早期掐絲琺瑯器。該掐絲琺瑯僧帽壺曾在上海博物館、故宮博物院、首都博物館公開展示過。該器有蓋、柄、流，頸部和腹部皆為開光，開光內裝飾一朵掐絲蓮花紋，花朵飽滿富麗，釉色鮮豔和諧，掐絲靈活流暢，鎏金光亮如新。最為珍貴的不僅僅是這件掐絲琺瑯僧帽壺，還有紅漆戧金纏枝蓮紋包裝盒。該盒採用漆器中的“戧金”工藝，這種工藝從南宋開始，一直流傳至明代永宣時期，山東省博物館藏朱檀墓出土的紅漆戧金盝頂盒、故宮博物院藏紅漆戧金大明譜系長方盒皆是明早期戧金漆器代表作。永宣之後此工藝基本消失，與彩漆工藝結合，誕生了新的“戧金彩漆工藝”。這件包裝盒所用的紅色大漆及裝飾紋樣皆具有明早期風格，與盒內的掐絲琺瑯僧帽壺應是同一時期的器物。而佳士得秋拍的掐絲琺瑯番蓮紋盒的琺瑯釉色、紋樣、鎏金基本與僧帽壺相同，特別是掐絲的做法，正如臺北故宮陳夏生所言“掐絲末端以隱藏的方式處理”。這件掐絲琺瑯番蓮紋盒與掐絲琺瑯僧帽壺有太多相似或相同的地方，可以認定風格基本一致，是傳世的明早期琺瑯器，彌足珍貴。
該件掐絲琺瑯番蓮紋盒1957年參加了由大英藝術委員會及東方陶瓷研究所舉辦的《明代藝術展》，1962年在《中日景泰藍琺瑯》（Chinese and Japanese Cloisonne Enamels--Sir Harry Garner）中再次出版。
1 《明清珐琅器展覽圖錄》，圖1，頁66。1999年出版。
2 《明清珐琅器展覽圖錄》，圖1，頁66。1999年出版。
3 楊伯达：《景泰掐絲珐琅的真相》，《故宮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2期
4 李久芳：《故宮博物院珍品全集—43金属胎珐琅器》，香港商務印書館2002年。
5 陳夏生：《明清珐琅器展覽圖錄》，台北故宮1999年。
6 故宮博物院編：《永宣文物萃珍——明永樂宣德文物特展》，頁282，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
張榮
盒為銅胎，呈八瓣蓮花形，矮圈足。口徑12.4釐米，器身外施藍色琺瑯釉為地色，蓋中心飾蓮心紋，蓋及器身蓮瓣內均飾紅、黃、白、藍八朵折枝蓮花及葉。盒內及底銅鎏金，金光燦燦，底的正中陰刻“大明景泰年制”楷書款。盒的蓮瓣呈立體感，在製作胎體時需要特別的設計與打造，盒面蓮心圖案源于敦煌佛教壁畫和畫像磚的紋樣，花葉使用二色或三色，是為了表現葉子的暈染效果，每朵蓮花皆用三色琺瑯表現，亦是增加花朵的層次與飽滿。礙於當時的製作技術，仔細觀察盒表面有大小不一的砂眼，仿佛歲月的滄桑。無獨有偶，臺北故宮收藏一件幾乎一模一樣的同款盒 (圖一)，唯有刻款位置不同。據《明清琺瑯器展覽圖錄》記載“底及盒內光素鍍金，盒心陰刻‘大明景泰年制’，自右向左一行楷書款。” 仔細觀察，兩個盒的字體很接近，似乎出自同一個工匠之手。臺北故宮陳夏生認為，“此盒紋飾中的花瓣豐滿，同一葉上往往施二至三種顏色，胎體厚重，釉層深厚以及掐絲末端以隱藏的方式處理，均具早期掐絲琺瑯的特色，而且落款的方式與當時漆器瓷器落款的特色也相同，無可質疑的是景泰年間製作之真品。”
所謂景泰琺瑯真品問題始終是掐絲琺瑯研究中的疑點與難點，也許是因為景泰琺瑯名噪一時，後世仿品太多，才有了以皇帝年號命名的工藝——景泰藍。如今“掐絲琺瑯”一詞只在學術界使用，景泰藍是掐絲琺瑯在民間的代名詞，如同宣德爐一樣，成為了銅爐的代名詞，“景泰藍”、“宣德爐”成為家喻戶曉的“老字型大小”。
縱觀傳世帶明代官造款的掐絲琺瑯器，只有宣德、景泰、嘉靖和萬曆四個年號的器物。其中“景泰”款掐絲琺瑯數量最多、問題最多，僅故宮博物院就有一百餘件景泰款掐絲琺瑯，世界各地博物館，如大英博物館、美國布魯克林博物館、俄羅斯埃爾米塔什博物館等均有一定數量的景泰款掐絲琺瑯的收藏。景泰款掐絲琺瑯涵蓋了元、明、清、民國四個朝代。就目前的研究成果顯示，清代康熙朝“創造”出了絕大部分的“景泰器”，包括改器、加款、本朝器加景泰款等手段，其中的原因還在探討中。清代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中記錄了乾隆皇帝弘曆也“製作”了少量“景泰款”掐絲琺瑯。 “景泰款”真器是否存在呢？明末清初收藏家孫承澤《春明夢餘錄》記載：“在玄武門外，每月逢四則開市，謂之內市。”交易奇珍異寶，“至內造如宣德之銅器、成化之窯器、永樂果園廠之髹器、景泰御前作坊之琺瑯，精巧遠邁前古，四方好事者，亦於內市重價購之。” 從這段記載可知，景泰御前琺瑯可與宣德之銅、成化之瓷、永樂之漆競相媲美。對景泰款掐絲琺瑯真品的確認始終是琺瑯器研究中最重要的課題。到目前為止，學術界對景泰款琺瑯還沒有形成統一的認知，主要有三個觀點，北京故宮楊伯達先生認為，“大明景泰年制”款掐絲琺瑯觚（圖二）是標準的景泰琺瑯；北京故宮李久芳先生認為，掐絲琺瑯花蝶紋香筒是比較近似景泰琺瑯風格的作品；臺北故宮陳夏生先生認為，掐絲琺瑯番蓮紋盒是“景泰年間製作琺瑯之真品”。筆者根據多年的研究認為，如果景泰琺瑯真實存在的話，臺北故宮陳夏生的觀點更接近事實。
按照文物研究的普遍規律判斷，景泰款琺瑯的風格應靠近宣德琺瑯。宣德皇帝在位十年（1426—1435），宣德之後是正統（1436—1449），景泰僅僅七年（1450-1456）。景泰與宣德間隔十四年。傳世的宣德款琺瑯數量不多，大部分在北京故宮，風格也不盡相同。除此之外大英博物館和瑞士烏士收藏家各有一件“大明宣德年制”、“御用監造”款龍紋罐。西藏博物館收藏一件掐絲琺瑯僧帽壺（圖三）並帶有原包裝（圖四）。此壺雖無款識，但與傳世宣德款紅釉、白釉瓷僧帽壺如出一轍，是可信的明早期掐絲琺瑯器。該掐絲琺瑯僧帽壺曾在上海博物館、故宮博物院、首都博物館公開展示過。該器有蓋、柄、流，頸部和腹部皆為開光，開光內裝飾一朵掐絲蓮花紋，花朵飽滿富麗，釉色鮮豔和諧，掐絲靈活流暢，鎏金光亮如新。最為珍貴的不僅僅是這件掐絲琺瑯僧帽壺，還有紅漆戧金纏枝蓮紋包裝盒。該盒採用漆器中的“戧金”工藝，這種工藝從南宋開始，一直流傳至明代永宣時期，山東省博物館藏朱檀墓出土的紅漆戧金盝頂盒、故宮博物院藏紅漆戧金大明譜系長方盒皆是明早期戧金漆器代表作。永宣之後此工藝基本消失，與彩漆工藝結合，誕生了新的“戧金彩漆工藝”。這件包裝盒所用的紅色大漆及裝飾紋樣皆具有明早期風格，與盒內的掐絲琺瑯僧帽壺應是同一時期的器物。而佳士得秋拍的掐絲琺瑯番蓮紋盒的琺瑯釉色、紋樣、鎏金基本與僧帽壺相同，特別是掐絲的做法，正如臺北故宮陳夏生所言“掐絲末端以隱藏的方式處理”。這件掐絲琺瑯番蓮紋盒與掐絲琺瑯僧帽壺有太多相似或相同的地方，可以認定風格基本一致，是傳世的明早期琺瑯器，彌足珍貴。
該件掐絲琺瑯番蓮紋盒1957年參加了由大英藝術委員會及東方陶瓷研究所舉辦的《明代藝術展》，1962年在《中日景泰藍琺瑯》（Chinese and Japanese Cloisonne Enamels--Sir Harry Garner）中再次出版。
1 《明清珐琅器展覽圖錄》，圖1，頁66。1999年出版。
2 《明清珐琅器展覽圖錄》，圖1，頁66。1999年出版。
3 楊伯达：《景泰掐絲珐琅的真相》，《故宮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2期
4 李久芳：《故宮博物院珍品全集—43金属胎珐琅器》，香港商務印書館2002年。
5 陳夏生：《明清珐琅器展覽圖錄》，台北故宮1999年。
6 故宮博物院編：《永宣文物萃珍——明永樂宣德文物特展》，頁282，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