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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專文
繼往開來：西周青銅方座簋
毛瑞 (Robert D. Mowry)
哈佛大學藝術博物館亞洲部榮譽主任暨佳士得高級顧問
此簋罕貴之至，這款食器在藝術史上意義重大，因其盌體之下連鑄方座，藉以增高器體，並以直棱紋作為主紋飾，一舉革新了簋的形制；這種以直棱紋為飾，並結合高方座的樣式，一反此前殷商時期的匠作則例，並開創了獨樹一幟的周代風格。就此看來，本拍品來自一小批西周初期（約公元前1050至975年）的直棱紋方座簋。本拍品除了極具藝術史價值，更貴為東京出光美術館舊藏，其來源無懈可擊。
這件大型禮器由圓腹與高方座或台座組成，用於盛放煮熟之黍、梁、稻、稷等穀物。簋的圓腹為容器，側面呈S曲線，口微撇，外沿增厚，底承外侈圈足。與簋連鑄的中空方座，用作增高和承托器體。器頸兩側各飾環耳，上方形如抽象的有角獸首，下方曲而向內與圈足上沿接合。圓腹環飾細密的直棱紋，構成簋體的主紋飾；然而，直棱紋並非單獨呈現，而是依循西周早期慣例，襯以其他的次要題材，如盤踞於外侈圈足的夔紋，以及器頸的紋飾帶，後者貝格禮（Robert W. Bagley）稱之為「漩渦狀凸飾，間以朵花狀紋飾」。1（常見的中文名稱為「火紋與四瓣目紋」，也有人稱之為「火紋與四葉紋」，2間或也有「圓渦四葉紋」之說。）方座四面各有一道水平開光，內飾直棱紋，上下各有一對面面相向的夔龍，兩側各飾一條垂直構圖的夔龍，後者為上行龍紋，但作回首狀。方座以細密雷紋為地，其上的夔龍宛若淺浮雕，但圓腹中央直棱紋上下的淺浮雕紋飾帶中，背景一概光素。方座上的四角各飾一小巧獸面，看似牛首，亦微微凸起，此外地子渾無裝飾。
早於商代（約公元前1600年至1046年)，中國的青銅鑄造業已甚具規模，許多喪葬儀式用的彝器應運而生。除了水器之外，尚有食器與酒器；而最常見者當數食器與酒器，其下尚可細分為貯存、盛放、加熱、炊煮、飲食之器。簋是供奉穀物類熟食的彝器，首見於商代，周代（約公元前1046至256年）仍製作不斷。
商亡之後，標準器形與紋飾定則雖維持不變，但西周（約公元前1046至771年）人民未幾便推陳出新，或是為了反映新的宗教信仰和禮制；因此，早於西周初年，有些器物類別已杳無蹤跡，最顯著的莫如酒器，而碩果獨存者則迭有新猷，多半變得更精緻華美、恢宏大氣。相傳，新君周武王（公元前1046至1043年）深信商代嗜酒之風乃禮崩樂壞之始，乃殷商亡國之因；為此，他宣稱先靈已將天下交託周室，故祭祀應崇德尚禮，方能祈天永命。如此一來，祭祀用酒相應減少，肉和五榖地位提升，成為更理想的供品。於是，許多酒器在西周年間逐漸銷聲匿跡。雖然此簋的圓腹沿襲了商代制式，但其新加的底座和以直棱為主的紋飾，則反映了商亡周起之際的全新氣象。
殷商典型簋式具扁圓腹，下承圈足，頸微撇，兩側環耳厚重，採用垂直構圖；西周雖沿用這一制式，但旋即在造型與紋飾上有所更易。器形最明顯的變化乃加高器身，常見手法是像本拍品般連鑄方座，間或也有在器底添加四足的例子，就此可參照紐約佳士得2018年9月13日呈獻的作寳彝簋（拍品編號888)。3從審美角度來看，用座子加高簋身可使器物更顯氣派，觀之莊嚴靜穆，甚具王者風範。即便如此，加高簋身的確切原因現已無從稽考，但當中或涉及宗教考量或禮制沿革等因素，或純綷是為了加強視覺效果。
西周年間（約公元前1046至771年)，連座簋風行不衰，其流行程度僅於西周中期（約公元前975至875年）後半段有所減退。即便如此，簋的重要性依然不變，惟其造型已捨方座而取圈足，更常見的還有三個獸形或鳥形短足，器足上端形似獸面，下端狀若有蹄獸足，間或也有以三短柱為足的罕見例子。此類青銅簋多飾寬碩的橫條溝紋，而非直棱紋。
饕餮紋雖是商代青銅禮器（如簋）最普遍的紋飾題材，但短尾或長尾鳥紋、夔紋甚或蛇紋等亦十分流行。除了這些「具象」紋飾，商代青銅器還結合了形形色色的寫意、非具象幾何圖案，從T形勾連紋乃至曲折雷紋、方格乳釘雷紋等，不一而足。但無論是具象或幾何紋樣（如本拍品的直棱紋)，即使這些裝飾圖案當年別有深意，如今俱已淹沒在重重的歷史迷霧之中，而相關的推考臆測仍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及至西周，該等飾題材泰半仍沿用不變。
直棱紋（又名「褶紋」）於商代末年面世，西周年間盛行一時。4西周早期飾以直棱紋且工藝嫻熟之作，年代最早的可能是康侯簋，它出自麥奈爾（Neill Malcolm，1869至1953年）舊藏，現已入藏倫敦大英博物館（館藏號1977.404.1)。5康侯簋鑄造於公元前十一世紀，器身中段飾一道直棱紋，器頸與圈足各飾一道交替出現的漩渦狀凸飾與朵花狀紋飾。誠然，本拍品的裝飾風格與康侯簋密切相關，即便後者無方座，雙耳亦明顯較大且更具氣勢。除此之外，據本拍品與康侯簋的近似程度看來，兩者均屬西周初年的製品。
當然，直棱紋並非簋（無論是連方座或帶圈足者）的專屬紋樣；事實上，簋以外的西周實用器物間或也會結合直棱紋飾帶，就此有二例可資參考：其一是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青銅酒器帶座卣，但其座子為單獨鑄造（館藏號24.72.2a–c)；6其二是奧地利維也納艾伯哈特（Julius Eberhardt）舊藏酒器母辛尊，其器身中段飾一道細窄的直棱紋。7
以最早的西周連座簋而言，其圓腹或座子的紋飾大致雷同，一般題材為饕餮紋、對鳥紋或其他獸紋，最佳例證是1976年西安臨潼出土的西周初年帶座簋，8另一例是哈佛大學藝術博物館的知名青銅簋（1944.57.12)。9話雖如此，西周初年的連座簋之中，也有寥寥數例在座子立面各飾一道直棱紋開光，圓腹則採用別的紋飾，題材以抽象、非具象者居多，一例為上海博物館藏甲簋，10另可參見日本神戶白鶴美術館藏四耳大簋，11以及康涅狄格州紐黑文的耶魯美術館珍藏四耳大簋（1954.26.1)，12三者的圓腹皆飾方格乳釘雷紋，座子立面各有一開光，內飾繁密的直棱紋。
直棱紋初現於帶座簋的器腹之際，多以器頸和圈足的次紋飾帶陪襯，其題材或是夔紋、鳥紋、蛇紋，也有漩渦狀凸飾及朵花等抽象圖案，是次拍賣的帶座簋堪可為此現身說法。該等作品的座子立面正中通常有一道水平開光，內飾直棱紋，四周襯以其他圖案，就此可證諸上海博物館藏西周初期的鳥紋方座簋。13
時至西周中期（約公元前975至875年），直棱紋的地位有增無減，偶爾更是簋身唯一的裝飾，乃至捨棄了器頸與圈足的龍紋、鳥紋及抽象圖案等輔助紋飾帶。以上海博物館藏帶座青銅簋為例，它僅以器腹與座子的直棱紋為飾；14同類例子還有紐約佳士得2019年9月13日拍出的一對青銅簋，兩者外觀如出一轍，其器蓋亦飾以細密的青棱紋（拍品編號831)。15
到了西周末年（約公元前875至771年)，連座簋日漸式微，直棱紋在當時的裝飾題材中亦難得一見。新式青銅簋的器腹下置圈足，或承三短足，腹與蓋均飾橫條紋，此類風格自西周晚期以降長盛不衰，就此可證諸上海博物館藏史頌簋（館藏號45688)，16以及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二簋（館藏號1975.66.1a, b及1988.20.3a, b)。17
與本拍品密切相關的知名西周帶座簋有五例，分別藏於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圖一)、18上海博物館、19京都泉屋博古館珍藏、20愛丁堡蘇格蘭國立博物館（V.2007.128）21及華盛頓特區美國國立亞洲藝術館轄下的薩克勒美術館（S1987.342)。22
本季推出的帶座簋為東京出光美術館舊藏，其傳承世緒無懈可擊。它的紋飾自然奔放，器體鏽色斑斕，觀之恢宏靜穆、意趣盎然，此外更巧用方座來加高器身，以抽象直棱紋為裝飾的手法亦臻微入妙，為傳統簋式注入了新的元素，其於藝術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這一詮釋一新耳目，既為商代青銅遺制劃上了句號，亦展示了獨樹一幟的周代風範。
1 貝格禮 (Robert W. Bagley) 著作《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頁521編號103 (華盛頓特區：賽克勒基金會；麻省劍橋：哈佛大學賽克勒藝術博物館，1987)。
2 陳佩芬著作《夏商周青銅器研究：上海博物館藏品》之「西周篇」上卷第一版頁72編號225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3 紐約佳士得《周寶彝：清宮舊藏作寶彝簋》拍品編號888 (紐約：佳士得，2018)。
4 前述貝氏1987年著作頁520-533編號103。
5 羅森 (Jessica Rawson) 著作《Chinese Bronzes: Art and Ritual》頁78編號22 (倫敦：大英博物館，1987)；羅森 (Jessica Rawson) 著作《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頁26圖15 (華盛頓特區：賽克勒基金會；麻省劍橋：哈佛大學賽克勒博物館，1990)。
6 參見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42165?&searchField=All&sortBy=Relevance&ft=24.72.2a%E2%80%93c&offset=0&rpp=20&pos=1。
7 汪濤編著《Mirroring China’s Past》頁204、248編號139 (芝加哥：芝加哥藝術學院，2018)；康蕊君 (Regina Krahl) 著作《Sammlung Julius Eberhardt: Frühe chinesiche Kunst / Collection Julius Eberhardt: Early Chinese Art》卷一頁94-95編號38；以及紐約蘇富比2013年9月17日《朱利思•艾伯哈特收藏重要中國古代青銅禮器》拍賣圖錄拍品編號5 (紐約：蘇富比，2013)。
8 方聞等合編的《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An Exhibition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頁203-204、215編號41 (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1980)；另可參見時學顏主編的馬承源著作《中國古代青銅器》頁110圖版35 (牛津、香港、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1986)。
9 Max Loehr著作《Ritual Vessels of Bronze Age China》頁112-113編號48 (紐約：亞洲協會，1968)。
10 前述陳佩芬2004年著作「西周篇」上卷頁68-70編號224；林巳奈夫著作《殷周時代靑銅器綜覽：商周時代靑銅器之硏究》卷一「西周篇」圖版頁93簋101號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原作為日文版《殷周時代靑銅器の硏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84)，譯者為廣瀬薫雄及近藤晴香，郭永秉潤文。
11 林巳奈夫著作《殷周時代靑銅器綜覽》「西周篇」2017中譯本頁92簋97號。
12 George J. Lee著作《Selected Far Eastern Art in the Yale University Art Gallery》頁121編號236 (康涅狄格州紐黑文：耶魯大學出版社；1970)。
13 前述陳佩芬2004年著作「西周篇」上卷頁71-72編號225。
14 前述陳佩芬2004年著作「西周篇」上卷頁277-278編號313。
15 參見紐約佳士得2019年9月13日《重要中國瓷器及工藝精品》拍賣圖錄頁56-65拍品編號831 (紐約：佳士得，2019)。
16 前述汪濤2018年編著《Mirroring China’s Past》頁112、244編號61；前述陳佩芬著作「西周篇」下卷頁455-459編號381。
17 參見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61310?&searchField=All&sortBy=Relevance&ft=gui&offset=0&rpp=80&pos=23，以及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44514?&searchField=All&sortBy=Relevance&ft=gui&offset=0&rpp=20&pos=7。
18 前述羅氏1990年著作《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頁369圖39-2；另可參見https://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0c/c0/36.html。
19 前述陳佩芬2004年著作「西周篇」上卷頁71-72編號225。
20 泉屋博古館編著《中國古銅器編》頁31及191編號29 (京都：泉屋博古館，平成十四年 [2002年])；另可參見前述羅氏1990年著作《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頁369圖39-1。
21 參見https://www.nms.ac.uk/explore-our-collections/collection-search-results/gui/693215。
22 前述羅氏1990年著作《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頁368-369圖39。
毛瑞 (Robert D. Mowry)
哈佛大學藝術博物館亞洲部榮譽主任暨佳士得高級顧問
此簋罕貴之至，這款食器在藝術史上意義重大，因其盌體之下連鑄方座，藉以增高器體，並以直棱紋作為主紋飾，一舉革新了簋的形制；這種以直棱紋為飾，並結合高方座的樣式，一反此前殷商時期的匠作則例，並開創了獨樹一幟的周代風格。就此看來，本拍品來自一小批西周初期（約公元前1050至975年）的直棱紋方座簋。本拍品除了極具藝術史價值，更貴為東京出光美術館舊藏，其來源無懈可擊。
這件大型禮器由圓腹與高方座或台座組成，用於盛放煮熟之黍、梁、稻、稷等穀物。簋的圓腹為容器，側面呈S曲線，口微撇，外沿增厚，底承外侈圈足。與簋連鑄的中空方座，用作增高和承托器體。器頸兩側各飾環耳，上方形如抽象的有角獸首，下方曲而向內與圈足上沿接合。圓腹環飾細密的直棱紋，構成簋體的主紋飾；然而，直棱紋並非單獨呈現，而是依循西周早期慣例，襯以其他的次要題材，如盤踞於外侈圈足的夔紋，以及器頸的紋飾帶，後者貝格禮（Robert W. Bagley）稱之為「漩渦狀凸飾，間以朵花狀紋飾」。1（常見的中文名稱為「火紋與四瓣目紋」，也有人稱之為「火紋與四葉紋」，2間或也有「圓渦四葉紋」之說。）方座四面各有一道水平開光，內飾直棱紋，上下各有一對面面相向的夔龍，兩側各飾一條垂直構圖的夔龍，後者為上行龍紋，但作回首狀。方座以細密雷紋為地，其上的夔龍宛若淺浮雕，但圓腹中央直棱紋上下的淺浮雕紋飾帶中，背景一概光素。方座上的四角各飾一小巧獸面，看似牛首，亦微微凸起，此外地子渾無裝飾。
早於商代（約公元前1600年至1046年)，中國的青銅鑄造業已甚具規模，許多喪葬儀式用的彝器應運而生。除了水器之外，尚有食器與酒器；而最常見者當數食器與酒器，其下尚可細分為貯存、盛放、加熱、炊煮、飲食之器。簋是供奉穀物類熟食的彝器，首見於商代，周代（約公元前1046至256年）仍製作不斷。
商亡之後，標準器形與紋飾定則雖維持不變，但西周（約公元前1046至771年）人民未幾便推陳出新，或是為了反映新的宗教信仰和禮制；因此，早於西周初年，有些器物類別已杳無蹤跡，最顯著的莫如酒器，而碩果獨存者則迭有新猷，多半變得更精緻華美、恢宏大氣。相傳，新君周武王（公元前1046至1043年）深信商代嗜酒之風乃禮崩樂壞之始，乃殷商亡國之因；為此，他宣稱先靈已將天下交託周室，故祭祀應崇德尚禮，方能祈天永命。如此一來，祭祀用酒相應減少，肉和五榖地位提升，成為更理想的供品。於是，許多酒器在西周年間逐漸銷聲匿跡。雖然此簋的圓腹沿襲了商代制式，但其新加的底座和以直棱為主的紋飾，則反映了商亡周起之際的全新氣象。
殷商典型簋式具扁圓腹，下承圈足，頸微撇，兩側環耳厚重，採用垂直構圖；西周雖沿用這一制式，但旋即在造型與紋飾上有所更易。器形最明顯的變化乃加高器身，常見手法是像本拍品般連鑄方座，間或也有在器底添加四足的例子，就此可參照紐約佳士得2018年9月13日呈獻的作寳彝簋（拍品編號888)。3從審美角度來看，用座子加高簋身可使器物更顯氣派，觀之莊嚴靜穆，甚具王者風範。即便如此，加高簋身的確切原因現已無從稽考，但當中或涉及宗教考量或禮制沿革等因素，或純綷是為了加強視覺效果。
西周年間（約公元前1046至771年)，連座簋風行不衰，其流行程度僅於西周中期（約公元前975至875年）後半段有所減退。即便如此，簋的重要性依然不變，惟其造型已捨方座而取圈足，更常見的還有三個獸形或鳥形短足，器足上端形似獸面，下端狀若有蹄獸足，間或也有以三短柱為足的罕見例子。此類青銅簋多飾寬碩的橫條溝紋，而非直棱紋。
饕餮紋雖是商代青銅禮器（如簋）最普遍的紋飾題材，但短尾或長尾鳥紋、夔紋甚或蛇紋等亦十分流行。除了這些「具象」紋飾，商代青銅器還結合了形形色色的寫意、非具象幾何圖案，從T形勾連紋乃至曲折雷紋、方格乳釘雷紋等，不一而足。但無論是具象或幾何紋樣（如本拍品的直棱紋)，即使這些裝飾圖案當年別有深意，如今俱已淹沒在重重的歷史迷霧之中，而相關的推考臆測仍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及至西周，該等飾題材泰半仍沿用不變。
直棱紋（又名「褶紋」）於商代末年面世，西周年間盛行一時。4西周早期飾以直棱紋且工藝嫻熟之作，年代最早的可能是康侯簋，它出自麥奈爾（Neill Malcolm，1869至1953年）舊藏，現已入藏倫敦大英博物館（館藏號1977.404.1)。5康侯簋鑄造於公元前十一世紀，器身中段飾一道直棱紋，器頸與圈足各飾一道交替出現的漩渦狀凸飾與朵花狀紋飾。誠然，本拍品的裝飾風格與康侯簋密切相關，即便後者無方座，雙耳亦明顯較大且更具氣勢。除此之外，據本拍品與康侯簋的近似程度看來，兩者均屬西周初年的製品。
當然，直棱紋並非簋（無論是連方座或帶圈足者）的專屬紋樣；事實上，簋以外的西周實用器物間或也會結合直棱紋飾帶，就此有二例可資參考：其一是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青銅酒器帶座卣，但其座子為單獨鑄造（館藏號24.72.2a–c)；6其二是奧地利維也納艾伯哈特（Julius Eberhardt）舊藏酒器母辛尊，其器身中段飾一道細窄的直棱紋。7
以最早的西周連座簋而言，其圓腹或座子的紋飾大致雷同，一般題材為饕餮紋、對鳥紋或其他獸紋，最佳例證是1976年西安臨潼出土的西周初年帶座簋，8另一例是哈佛大學藝術博物館的知名青銅簋（1944.57.12)。9話雖如此，西周初年的連座簋之中，也有寥寥數例在座子立面各飾一道直棱紋開光，圓腹則採用別的紋飾，題材以抽象、非具象者居多，一例為上海博物館藏甲簋，10另可參見日本神戶白鶴美術館藏四耳大簋，11以及康涅狄格州紐黑文的耶魯美術館珍藏四耳大簋（1954.26.1)，12三者的圓腹皆飾方格乳釘雷紋，座子立面各有一開光，內飾繁密的直棱紋。
直棱紋初現於帶座簋的器腹之際，多以器頸和圈足的次紋飾帶陪襯，其題材或是夔紋、鳥紋、蛇紋，也有漩渦狀凸飾及朵花等抽象圖案，是次拍賣的帶座簋堪可為此現身說法。該等作品的座子立面正中通常有一道水平開光，內飾直棱紋，四周襯以其他圖案，就此可證諸上海博物館藏西周初期的鳥紋方座簋。13
時至西周中期（約公元前975至875年），直棱紋的地位有增無減，偶爾更是簋身唯一的裝飾，乃至捨棄了器頸與圈足的龍紋、鳥紋及抽象圖案等輔助紋飾帶。以上海博物館藏帶座青銅簋為例，它僅以器腹與座子的直棱紋為飾；14同類例子還有紐約佳士得2019年9月13日拍出的一對青銅簋，兩者外觀如出一轍，其器蓋亦飾以細密的青棱紋（拍品編號831)。15
到了西周末年（約公元前875至771年)，連座簋日漸式微，直棱紋在當時的裝飾題材中亦難得一見。新式青銅簋的器腹下置圈足，或承三短足，腹與蓋均飾橫條紋，此類風格自西周晚期以降長盛不衰，就此可證諸上海博物館藏史頌簋（館藏號45688)，16以及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二簋（館藏號1975.66.1a, b及1988.20.3a, b)。17
與本拍品密切相關的知名西周帶座簋有五例，分別藏於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圖一)、18上海博物館、19京都泉屋博古館珍藏、20愛丁堡蘇格蘭國立博物館（V.2007.128）21及華盛頓特區美國國立亞洲藝術館轄下的薩克勒美術館（S1987.342)。22
本季推出的帶座簋為東京出光美術館舊藏，其傳承世緒無懈可擊。它的紋飾自然奔放，器體鏽色斑斕，觀之恢宏靜穆、意趣盎然，此外更巧用方座來加高器身，以抽象直棱紋為裝飾的手法亦臻微入妙，為傳統簋式注入了新的元素，其於藝術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這一詮釋一新耳目，既為商代青銅遺制劃上了句號，亦展示了獨樹一幟的周代風範。
1 貝格禮 (Robert W. Bagley) 著作《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頁521編號103 (華盛頓特區：賽克勒基金會；麻省劍橋：哈佛大學賽克勒藝術博物館，1987)。
2 陳佩芬著作《夏商周青銅器研究：上海博物館藏品》之「西周篇」上卷第一版頁72編號225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3 紐約佳士得《周寶彝：清宮舊藏作寶彝簋》拍品編號888 (紐約：佳士得，2018)。
4 前述貝氏1987年著作頁520-533編號103。
5 羅森 (Jessica Rawson) 著作《Chinese Bronzes: Art and Ritual》頁78編號22 (倫敦：大英博物館，1987)；羅森 (Jessica Rawson) 著作《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頁26圖15 (華盛頓特區：賽克勒基金會；麻省劍橋：哈佛大學賽克勒博物館，1990)。
6 參見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42165?&searchField=All&sortBy=Relevance&ft=24.72.2a%E2%80%93c&offset=0&rpp=20&pos=1。
7 汪濤編著《Mirroring China’s Past》頁204、248編號139 (芝加哥：芝加哥藝術學院，2018)；康蕊君 (Regina Krahl) 著作《Sammlung Julius Eberhardt: Frühe chinesiche Kunst / Collection Julius Eberhardt: Early Chinese Art》卷一頁94-95編號38；以及紐約蘇富比2013年9月17日《朱利思•艾伯哈特收藏重要中國古代青銅禮器》拍賣圖錄拍品編號5 (紐約：蘇富比，2013)。
8 方聞等合編的《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An Exhibition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頁203-204、215編號41 (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1980)；另可參見時學顏主編的馬承源著作《中國古代青銅器》頁110圖版35 (牛津、香港、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1986)。
9 Max Loehr著作《Ritual Vessels of Bronze Age China》頁112-113編號48 (紐約：亞洲協會，1968)。
10 前述陳佩芬2004年著作「西周篇」上卷頁68-70編號224；林巳奈夫著作《殷周時代靑銅器綜覽：商周時代靑銅器之硏究》卷一「西周篇」圖版頁93簋101號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原作為日文版《殷周時代靑銅器の硏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84)，譯者為廣瀬薫雄及近藤晴香，郭永秉潤文。
11 林巳奈夫著作《殷周時代靑銅器綜覽》「西周篇」2017中譯本頁92簋97號。
12 George J. Lee著作《Selected Far Eastern Art in the Yale University Art Gallery》頁121編號236 (康涅狄格州紐黑文：耶魯大學出版社；1970)。
13 前述陳佩芬2004年著作「西周篇」上卷頁71-72編號225。
14 前述陳佩芬2004年著作「西周篇」上卷頁277-278編號313。
15 參見紐約佳士得2019年9月13日《重要中國瓷器及工藝精品》拍賣圖錄頁56-65拍品編號831 (紐約：佳士得，2019)。
16 前述汪濤2018年編著《Mirroring China’s Past》頁112、244編號61；前述陳佩芬著作「西周篇」下卷頁455-459編號381。
17 參見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61310?&searchField=All&sortBy=Relevance&ft=gui&offset=0&rpp=80&pos=23，以及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44514?&searchField=All&sortBy=Relevance&ft=gui&offset=0&rpp=20&pos=7。
18 前述羅氏1990年著作《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頁369圖39-2；另可參見https://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0c/c0/36.html。
19 前述陳佩芬2004年著作「西周篇」上卷頁71-72編號225。
20 泉屋博古館編著《中國古銅器編》頁31及191編號29 (京都：泉屋博古館，平成十四年 [2002年])；另可參見前述羅氏1990年著作《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頁369圖39-1。
21 參見https://www.nms.ac.uk/explore-our-collections/collection-search-results/gui/693215。
22 前述羅氏1990年著作《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頁368-369圖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