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pg?w=1)
.jpg?w=1)
.jpg?w=1)
拍品專文
南宋官窯膽瓶
蘇玫瑰
獨立學者
此瓶清雋素雅，是一例彌足珍貴的官釉膽瓶 (亦名「膽式瓶」)，因狀若懸膽，故名。膽瓶之稱或僅指瓶形，但也可能借喻英勇膽識。總體而言，本品造型雅潔，呈梨形，長直頸，溜肩，直口無外翻。東京國立博物館藏烏龜山 (今杭州巿郊) 出土殘器應源自近似瓷瓶，圖見小山富士夫《陶磁大系》卷36頁113圖44右上 (東京：1978)，另可參照蓑豐與蔣人和合著的《Ice and Green Clouds – Traditions of Chinese Celadon》頁168圖66a (印第安納波利斯：1986)。由於烏龜山現已推定為南宋朝廷 (北宋亡國之後建都臨安的政權，位於今日杭州) 兩大官窯之一的郊壇下遺址，所以就本拍品而言，該例殘器可謂意義重大。這一遺址發現於1930年代，中國考古專家曾於1985及1986年間展開深入全面的調查，詳見朱伯謙所著<A Pearl among Greenwares: Guan Ware of the Southern Song>，全文載於《東方陶瓷學會會刊》1991-1992年刊號56頁29-35 (倫敦：1993)。如今，南宋官窯博物館即坐落於烏龜山遺址。
為南宋朝廷燒造的官窯器，雖然大致仍以北宋汝窯御瓷為藍本，但其胎色明顯較深。器口釉薄或足沿素胎處，可見深色胎土。此即「紫口鐵足」，這一官窯器的審美特徵在本拍品一覽無遺。根據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分析，除微量元素之外，南宋官窯胎土大多含65%的氧化硅，氧化鋁佔20-28%，氧化鐵則為2-4.2%，就此可參考蔡和璧論文<An Overview of the Exhibition of Sung Kuan Ware>，詳見《宋官窯特展》圖錄頁29 (臺北：1989)。官窯器胎色深重，正是含鐵高所致。
以本拍品為例的上品官釉器，大多顏色泛藍，釉質肥厚，釉面帶刻意為之的開片。官釉器的質感與開片，有說是特意仿燒玉之質感。官釉常疊施，甚至多達四層，使釉質與呈色益顯腴潤。官釉所含氧化碳高達15%，相較之下，龍泉釉的氧化碳只有5-12%。故此，官釉較為黏稠，更易產生鑑藏家歷來推崇的開片効果，詳見P.B. Vandiver與W.D. Kingery合撰的<Celadons: The Technological Basis of Their Visual Appearance>，全文載於蓑豐與蔣人和之著作《Ice and Green Clouds: Traditions of Chinese Celadon》頁221-3附錄A (印第安納波利斯：1986)。為營造最佳的色澤、質感及開片，本品先要經過素燒。雖然燒造官釉器主要是在大型龍窯進行，但郊壇下遺址和位於老虎洞的其他官窯遺址也曾發現較小的窯，它們很可能便是負責此類素燒。低溫素燒可以在施釉之前穩定胎質，還可去除胎土中的水份，有助於產生泛藍的釉色。每回施釉之後，瓶體必須入窯低溫燒造，然後再罩施另一層釉料。因此，以本拍品為例的上乘官釉器，動輒為五次窯燒而成。每次窯燒過後，總有一批殘損之作，所以此類作品成本不菲，製成品亦格外罕貴。官窯器物是用燃燒木和柴形成的還原焰來燒造，這亦有助於產生泛藍的天青色。若要精準控制整段龍窯的窯燒氣氛，對陶工而言難度極大，像本拍品這樣的佳妙之作，燒造時應是置於龍窯中段。鑑於最後一次窯燒的溫度為1000至1100攝氏度，胎體和釉料均略微欠燒，但設若溫度更高，釉料即呈透明狀，如此一來，官釉備受推崇的瑩潤質感便會蕩然無存。
此類膽瓶在宋代甚罕，但官哥二窯均有傳世的近似之作。誠然，這一形制與紋片釉堪稱天作之合：一方面，膽瓶曲線柔和，紋片因而分佈均勻；另一方面，瓶頸胎土在拉坯時形成的張力，造就了器肩至口沿之間賞心悅目的旋狀紋片。凡此種種，本拍品無不詮釋得淋漓盡致。該等特徵亦見於著名的元代任氏墓群官釉瓶，此例於1953年在上海青浦區高家台出土，其造型與本品相若，但由於沁色及其他墓葬因素，其清晰度不及本拍品明顯，圖見《中國瓷器出土全集》第七冊之「江蘇、上海」編號230 (北京：2008)。
臺北故宮亦珍藏一例形制相仿的官釉瓶，它曾亮相於2016年「貴似晨星：清宮傳世十二至十四世紀青瓷特展」(詳見圖錄頁164-5，展品編號II-47)。圖錄作者曾比對國立故宮藏品與青浦出土實例，並將前者斷代為南宋製品。北京故宮博物院也有兩件清宮舊藏近似例，據館方鑑定為哥窯器，圖見《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33：兩宋瓷器 (下)》(香港：1996) 頁40-2編號35及36。這兩件北京故宮膽瓶的釉色均微微泛黃，紋片顏色較深，呈典型的哥窯特徵。
歷代宮廷皆對此類紋片宋瓷趨之若鶩，最佳佐證莫過於1728年為雍正皇帝 (公元1723至1735年) 繪製的手卷，圖中也有一例近似膽瓶，該畫出自大維德爵士舊藏，圖見E. Rawski與J. Rawson合編的《盛世華章》頁253中排 (倫敦：2005)。手卷題為《古玩圖》，來自一系列卷軸，畫中描摹了一組精心挑選的宮廷古玩，以陶瓷、玉雕和青銅器為主。卷末繪一寶座，座上空空如也，恍若靜候皇上駕臨御覽各式珍玩。
本品系出名門，它來自瑞典收藏家卡爾‧坎普 (1884至1967年，歐洲庋藏中國藝術品全盛時期的泰斗之一) 珍藏，其收藏焦點為唐宋單色釉佳器。坎普既是一名熱心公益的企業家，更是一名運動健將，曾與搭檔Gunnar Setterwall贏得斯德哥爾摩夏季奧運會的室內網球雙打銀牌。他早於1920年代初已對中國藝術萌生興趣，自三十年代起，更迷上了以唐宋為主的中國白釉和青釉器，當中不乏紋片之作。1935至1936年期間，倫敦皇家藝術學院舉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古斯塔夫王儲 (HRH Crown Prince Gustaf Adolf，生卒年為1882至1973年，1950年登基為古斯塔夫六世) 出任榮譽委員會成員，坎普當年很可能是應王儲之邀，向展覽會借出十二件藏品，其中泰半為陶瓷器物。
本拍品是特為南宋宮廷燒造的御製珍品，它既體現了北宋宮廷素雅簡約的審美觀，更是後世藏家奉為圭臬的範例之一，對中國宮廷御瓷的影響極其深遠，晚至清代仍仿燒不斷。
蘇玫瑰
獨立學者
此瓶清雋素雅，是一例彌足珍貴的官釉膽瓶 (亦名「膽式瓶」)，因狀若懸膽，故名。膽瓶之稱或僅指瓶形，但也可能借喻英勇膽識。總體而言，本品造型雅潔，呈梨形，長直頸，溜肩，直口無外翻。東京國立博物館藏烏龜山 (今杭州巿郊) 出土殘器應源自近似瓷瓶，圖見小山富士夫《陶磁大系》卷36頁113圖44右上 (東京：1978)，另可參照蓑豐與蔣人和合著的《Ice and Green Clouds – Traditions of Chinese Celadon》頁168圖66a (印第安納波利斯：1986)。由於烏龜山現已推定為南宋朝廷 (北宋亡國之後建都臨安的政權，位於今日杭州) 兩大官窯之一的郊壇下遺址，所以就本拍品而言，該例殘器可謂意義重大。這一遺址發現於1930年代，中國考古專家曾於1985及1986年間展開深入全面的調查，詳見朱伯謙所著<A Pearl among Greenwares: Guan Ware of the Southern Song>，全文載於《東方陶瓷學會會刊》1991-1992年刊號56頁29-35 (倫敦：1993)。如今，南宋官窯博物館即坐落於烏龜山遺址。
為南宋朝廷燒造的官窯器，雖然大致仍以北宋汝窯御瓷為藍本，但其胎色明顯較深。器口釉薄或足沿素胎處，可見深色胎土。此即「紫口鐵足」，這一官窯器的審美特徵在本拍品一覽無遺。根據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分析，除微量元素之外，南宋官窯胎土大多含65%的氧化硅，氧化鋁佔20-28%，氧化鐵則為2-4.2%，就此可參考蔡和璧論文<An Overview of the Exhibition of Sung Kuan Ware>，詳見《宋官窯特展》圖錄頁29 (臺北：1989)。官窯器胎色深重，正是含鐵高所致。
以本拍品為例的上品官釉器，大多顏色泛藍，釉質肥厚，釉面帶刻意為之的開片。官釉器的質感與開片，有說是特意仿燒玉之質感。官釉常疊施，甚至多達四層，使釉質與呈色益顯腴潤。官釉所含氧化碳高達15%，相較之下，龍泉釉的氧化碳只有5-12%。故此，官釉較為黏稠，更易產生鑑藏家歷來推崇的開片効果，詳見P.B. Vandiver與W.D. Kingery合撰的<Celadons: The Technological Basis of Their Visual Appearance>，全文載於蓑豐與蔣人和之著作《Ice and Green Clouds: Traditions of Chinese Celadon》頁221-3附錄A (印第安納波利斯：1986)。為營造最佳的色澤、質感及開片，本品先要經過素燒。雖然燒造官釉器主要是在大型龍窯進行，但郊壇下遺址和位於老虎洞的其他官窯遺址也曾發現較小的窯，它們很可能便是負責此類素燒。低溫素燒可以在施釉之前穩定胎質，還可去除胎土中的水份，有助於產生泛藍的釉色。每回施釉之後，瓶體必須入窯低溫燒造，然後再罩施另一層釉料。因此，以本拍品為例的上乘官釉器，動輒為五次窯燒而成。每次窯燒過後，總有一批殘損之作，所以此類作品成本不菲，製成品亦格外罕貴。官窯器物是用燃燒木和柴形成的還原焰來燒造，這亦有助於產生泛藍的天青色。若要精準控制整段龍窯的窯燒氣氛，對陶工而言難度極大，像本拍品這樣的佳妙之作，燒造時應是置於龍窯中段。鑑於最後一次窯燒的溫度為1000至1100攝氏度，胎體和釉料均略微欠燒，但設若溫度更高，釉料即呈透明狀，如此一來，官釉備受推崇的瑩潤質感便會蕩然無存。
此類膽瓶在宋代甚罕，但官哥二窯均有傳世的近似之作。誠然，這一形制與紋片釉堪稱天作之合：一方面，膽瓶曲線柔和，紋片因而分佈均勻；另一方面，瓶頸胎土在拉坯時形成的張力，造就了器肩至口沿之間賞心悅目的旋狀紋片。凡此種種，本拍品無不詮釋得淋漓盡致。該等特徵亦見於著名的元代任氏墓群官釉瓶，此例於1953年在上海青浦區高家台出土，其造型與本品相若，但由於沁色及其他墓葬因素，其清晰度不及本拍品明顯，圖見《中國瓷器出土全集》第七冊之「江蘇、上海」編號230 (北京：2008)。
臺北故宮亦珍藏一例形制相仿的官釉瓶，它曾亮相於2016年「貴似晨星：清宮傳世十二至十四世紀青瓷特展」(詳見圖錄頁164-5，展品編號II-47)。圖錄作者曾比對國立故宮藏品與青浦出土實例，並將前者斷代為南宋製品。北京故宮博物院也有兩件清宮舊藏近似例，據館方鑑定為哥窯器，圖見《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33：兩宋瓷器 (下)》(香港：1996) 頁40-2編號35及36。這兩件北京故宮膽瓶的釉色均微微泛黃，紋片顏色較深，呈典型的哥窯特徵。
歷代宮廷皆對此類紋片宋瓷趨之若鶩，最佳佐證莫過於1728年為雍正皇帝 (公元1723至1735年) 繪製的手卷，圖中也有一例近似膽瓶，該畫出自大維德爵士舊藏，圖見E. Rawski與J. Rawson合編的《盛世華章》頁253中排 (倫敦：2005)。手卷題為《古玩圖》，來自一系列卷軸，畫中描摹了一組精心挑選的宮廷古玩，以陶瓷、玉雕和青銅器為主。卷末繪一寶座，座上空空如也，恍若靜候皇上駕臨御覽各式珍玩。
本品系出名門，它來自瑞典收藏家卡爾‧坎普 (1884至1967年，歐洲庋藏中國藝術品全盛時期的泰斗之一) 珍藏，其收藏焦點為唐宋單色釉佳器。坎普既是一名熱心公益的企業家，更是一名運動健將，曾與搭檔Gunnar Setterwall贏得斯德哥爾摩夏季奧運會的室內網球雙打銀牌。他早於1920年代初已對中國藝術萌生興趣，自三十年代起，更迷上了以唐宋為主的中國白釉和青釉器，當中不乏紋片之作。1935至1936年期間，倫敦皇家藝術學院舉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古斯塔夫王儲 (HRH Crown Prince Gustaf Adolf，生卒年為1882至1973年，1950年登基為古斯塔夫六世) 出任榮譽委員會成員，坎普當年很可能是應王儲之邀，向展覽會借出十二件藏品，其中泰半為陶瓷器物。
本拍品是特為南宋宮廷燒造的御製珍品，它既體現了北宋宮廷素雅簡約的審美觀，更是後世藏家奉為圭臬的範例之一，對中國宮廷御瓷的影響極其深遠，晚至清代仍仿燒不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