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品專文
南宋官窯膽瓶
蘇玫瑰
獨立學者
此瓶清雋素雅,是一例彌足珍貴的官釉膽瓶 (亦名「膽式瓶」),因狀若懸膽,故名。膽瓶之稱或僅指瓶形,但也可能借喻英勇膽識。總體而言,本品造型雅潔,呈梨形,長直頸,溜肩,直口無外翻。東京國立博物館藏烏龜山 (今杭州巿郊) 出土殘器應源自近似瓷瓶,圖見小山富士夫《陶磁大系》卷36頁113圖44右上 (東京:1978),另可參照蓑豐與蔣人和合著的《Ice and Green Clouds – Traditions of Chinese Celadon》頁168圖66a (印第安納波利斯:1986)。由於烏龜山現已推定為南宋朝廷 (北宋亡國之後建都臨安的政權,位於今日杭州) 兩大官窯之一的郊壇下遺址,所以就本拍品而言,該例殘器可謂意義重大。這一遺址發現於1930年代,中國考古專家曾於1985及1986年間展開深入全面的調查,詳見朱伯謙所著<A Pearl among Greenwares: Guan Ware of the Southern Song>,全文載於《東方陶瓷學會會刊》1991-1992年刊號56頁29-35 (倫敦:1993)。如今,南宋官窯博物館即坐落於烏龜山遺址。
為南宋朝廷燒造的官窯器,雖然大致仍以北宋汝窯御瓷為藍本,但其胎色明顯較深。器口釉薄或足沿素胎處,可見深色胎土。此即「紫口鐵足」,這一官窯器的審美特徵在本拍品一覽無遺。根據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分析,除微量元素之外,南宋官窯胎土大多含65%的氧化硅,氧化鋁佔20-28%,氧化鐵則為2-4.2%,就此可參考蔡和璧論文<An Overview of the Exhibition of Sung Kuan Ware>,詳見《宋官窯特展》圖錄頁29 (臺北:1989)。官窯器胎色深重,正是含鐵高所致。
以本拍品為例的上品官釉器,大多顏色泛藍,釉質肥厚,釉面帶刻意為之的開片。官釉器的質感與開片,有說是特意仿燒玉之質感。官釉常疊施,甚至多達四層,使釉質與呈色益顯腴潤。官釉所含氧化碳高達15%,相較之下,龍泉釉的氧化碳只有5-12%。故此,官釉較為黏稠,更易產生鑑藏家歷來推崇的開片効果,詳見P.B. Vandiver與W.D. Kingery合撰的<Celadons: The Technological Basis of Their Visual Appearance>,全文載於蓑豐與蔣人和之著作《Ice and Green Clouds: Traditions of Chinese Celadon》頁221-3附錄A (印第安納波利斯:1986)。為營造最佳的色澤、質感及開片,本品先要經過素燒。雖然燒造官釉器主要是在大型龍窯進行,但郊壇下遺址和位於老虎洞的其他官窯遺址也曾發現較小的窯,它們很可能便是負責此類素燒。低溫素燒可以在施釉之前穩定胎質,還可去除胎土中的水份,有助於產生泛藍的釉色。每回施釉之後,瓶體必須入窯低溫燒造,然後再罩施另一層釉料。因此,以本拍品為例的上乘官釉器,動輒為五次窯燒而成。每次窯燒過後,總有一批殘損之作,所以此類作品成本不菲,製成品亦格外罕貴。官窯器物是用燃燒木和柴形成的還原焰來燒造,這亦有助於產生泛藍的天青色。若要精準控制整段龍窯的窯燒氣氛,對陶工而言難度極大,像本拍品這樣的佳妙之作,燒造時應是置於龍窯中段。鑑於最後一次窯燒的溫度為1000至1100攝氏度,胎體和釉料均略微欠燒,但設若溫度更高,釉料即呈透明狀,如此一來,官釉備受推崇的瑩潤質感便會蕩然無存。
此類膽瓶在宋代甚罕,但官哥二窯均有傳世的近似之作。誠然,這一形制與紋片釉堪稱天作之合:一方面,膽瓶曲線柔和,紋片因而分佈均勻;另一方面,瓶頸胎土在拉坯時形成的張力,造就了器肩至口沿之間賞心悅目的旋狀紋片。凡此種種,本拍品無不詮釋得淋漓盡致。該等特徵亦見於著名的元代任氏墓群官釉瓶,此例於1953年在上海青浦區高家台出土,其造型與本品相若,但由於沁色及其他墓葬因素,其清晰度不及本拍品明顯,圖見《中國瓷器出土全集》第七冊之「江蘇、上海」編號230 (北京:2008)。
臺北故宮亦珍藏一例形制相仿的官釉瓶,它曾亮相於2016年「貴似晨星:清宮傳世十二至十四世紀青瓷特展」(詳見圖錄頁164-5,展品編號II-47)。圖錄作者曾比對國立故宮藏品與青浦出土實例,並將前者斷代為南宋製品。北京故宮博物院也有兩件清宮舊藏近似例,據館方鑑定為哥窯器,圖見《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33:兩宋瓷器 (下)》(香港:1996) 頁40-2編號35及36。這兩件北京故宮膽瓶的釉色均微微泛黃,紋片顏色較深,呈典型的哥窯特徵。
歷代宮廷皆對此類紋片宋瓷趨之若鶩,最佳佐證莫過於1728年為雍正皇帝 (公元1723至1735年) 繪製的手卷,圖中也有一例近似膽瓶,該畫出自大維德爵士舊藏,圖見E. Rawski與J. Rawson合編的《盛世華章》頁253中排 (倫敦:2005)。手卷題為《古玩圖》,來自一系列卷軸,畫中描摹了一組精心挑選的宮廷古玩,以陶瓷、玉雕和青銅器為主。卷末繪一寶座,座上空空如也,恍若靜候皇上駕臨御覽各式珍玩。
本品系出名門,它來自瑞典收藏家卡爾‧坎普 (1884至1967年,歐洲庋藏中國藝術品全盛時期的泰斗之一) 珍藏,其收藏焦點為唐宋單色釉佳器。坎普既是一名熱心公益的企業家,更是一名運動健將,曾與搭檔Gunnar Setterwall贏得斯德哥爾摩夏季奧運會的室內網球雙打銀牌。他早於1920年代初已對中國藝術萌生興趣,自三十年代起,更迷上了以唐宋為主的中國白釉和青釉器,當中不乏紋片之作。1935至1936年期間,倫敦皇家藝術學院舉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古斯塔夫王儲 (HRH Crown Prince Gustaf Adolf,生卒年為1882至1973年,1950年登基為古斯塔夫六世) 出任榮譽委員會成員,坎普當年很可能是應王儲之邀,向展覽會借出十二件藏品,其中泰半為陶瓷器物。
本拍品是特為南宋宮廷燒造的御製珍品,它既體現了北宋宮廷素雅簡約的審美觀,更是後世藏家奉為圭臬的範例之一,對中國宮廷御瓷的影響極其深遠,晚至清代仍仿燒不斷。
蘇玫瑰
獨立學者
此瓶清雋素雅,是一例彌足珍貴的官釉膽瓶 (亦名「膽式瓶」),因狀若懸膽,故名。膽瓶之稱或僅指瓶形,但也可能借喻英勇膽識。總體而言,本品造型雅潔,呈梨形,長直頸,溜肩,直口無外翻。東京國立博物館藏烏龜山 (今杭州巿郊) 出土殘器應源自近似瓷瓶,圖見小山富士夫《陶磁大系》卷36頁113圖44右上 (東京:1978),另可參照蓑豐與蔣人和合著的《Ice and Green Clouds – Traditions of Chinese Celadon》頁168圖66a (印第安納波利斯:1986)。由於烏龜山現已推定為南宋朝廷 (北宋亡國之後建都臨安的政權,位於今日杭州) 兩大官窯之一的郊壇下遺址,所以就本拍品而言,該例殘器可謂意義重大。這一遺址發現於1930年代,中國考古專家曾於1985及1986年間展開深入全面的調查,詳見朱伯謙所著<A Pearl among Greenwares: Guan Ware of the Southern Song>,全文載於《東方陶瓷學會會刊》1991-1992年刊號56頁29-35 (倫敦:1993)。如今,南宋官窯博物館即坐落於烏龜山遺址。
為南宋朝廷燒造的官窯器,雖然大致仍以北宋汝窯御瓷為藍本,但其胎色明顯較深。器口釉薄或足沿素胎處,可見深色胎土。此即「紫口鐵足」,這一官窯器的審美特徵在本拍品一覽無遺。根據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分析,除微量元素之外,南宋官窯胎土大多含65%的氧化硅,氧化鋁佔20-28%,氧化鐵則為2-4.2%,就此可參考蔡和璧論文<An Overview of the Exhibition of Sung Kuan Ware>,詳見《宋官窯特展》圖錄頁29 (臺北:1989)。官窯器胎色深重,正是含鐵高所致。
以本拍品為例的上品官釉器,大多顏色泛藍,釉質肥厚,釉面帶刻意為之的開片。官釉器的質感與開片,有說是特意仿燒玉之質感。官釉常疊施,甚至多達四層,使釉質與呈色益顯腴潤。官釉所含氧化碳高達15%,相較之下,龍泉釉的氧化碳只有5-12%。故此,官釉較為黏稠,更易產生鑑藏家歷來推崇的開片効果,詳見P.B. Vandiver與W.D. Kingery合撰的<Celadons: The Technological Basis of Their Visual Appearance>,全文載於蓑豐與蔣人和之著作《Ice and Green Clouds: Traditions of Chinese Celadon》頁221-3附錄A (印第安納波利斯:1986)。為營造最佳的色澤、質感及開片,本品先要經過素燒。雖然燒造官釉器主要是在大型龍窯進行,但郊壇下遺址和位於老虎洞的其他官窯遺址也曾發現較小的窯,它們很可能便是負責此類素燒。低溫素燒可以在施釉之前穩定胎質,還可去除胎土中的水份,有助於產生泛藍的釉色。每回施釉之後,瓶體必須入窯低溫燒造,然後再罩施另一層釉料。因此,以本拍品為例的上乘官釉器,動輒為五次窯燒而成。每次窯燒過後,總有一批殘損之作,所以此類作品成本不菲,製成品亦格外罕貴。官窯器物是用燃燒木和柴形成的還原焰來燒造,這亦有助於產生泛藍的天青色。若要精準控制整段龍窯的窯燒氣氛,對陶工而言難度極大,像本拍品這樣的佳妙之作,燒造時應是置於龍窯中段。鑑於最後一次窯燒的溫度為1000至1100攝氏度,胎體和釉料均略微欠燒,但設若溫度更高,釉料即呈透明狀,如此一來,官釉備受推崇的瑩潤質感便會蕩然無存。
此類膽瓶在宋代甚罕,但官哥二窯均有傳世的近似之作。誠然,這一形制與紋片釉堪稱天作之合:一方面,膽瓶曲線柔和,紋片因而分佈均勻;另一方面,瓶頸胎土在拉坯時形成的張力,造就了器肩至口沿之間賞心悅目的旋狀紋片。凡此種種,本拍品無不詮釋得淋漓盡致。該等特徵亦見於著名的元代任氏墓群官釉瓶,此例於1953年在上海青浦區高家台出土,其造型與本品相若,但由於沁色及其他墓葬因素,其清晰度不及本拍品明顯,圖見《中國瓷器出土全集》第七冊之「江蘇、上海」編號230 (北京:2008)。
臺北故宮亦珍藏一例形制相仿的官釉瓶,它曾亮相於2016年「貴似晨星:清宮傳世十二至十四世紀青瓷特展」(詳見圖錄頁164-5,展品編號II-47)。圖錄作者曾比對國立故宮藏品與青浦出土實例,並將前者斷代為南宋製品。北京故宮博物院也有兩件清宮舊藏近似例,據館方鑑定為哥窯器,圖見《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33:兩宋瓷器 (下)》(香港:1996) 頁40-2編號35及36。這兩件北京故宮膽瓶的釉色均微微泛黃,紋片顏色較深,呈典型的哥窯特徵。
歷代宮廷皆對此類紋片宋瓷趨之若鶩,最佳佐證莫過於1728年為雍正皇帝 (公元1723至1735年) 繪製的手卷,圖中也有一例近似膽瓶,該畫出自大維德爵士舊藏,圖見E. Rawski與J. Rawson合編的《盛世華章》頁253中排 (倫敦:2005)。手卷題為《古玩圖》,來自一系列卷軸,畫中描摹了一組精心挑選的宮廷古玩,以陶瓷、玉雕和青銅器為主。卷末繪一寶座,座上空空如也,恍若靜候皇上駕臨御覽各式珍玩。
本品系出名門,它來自瑞典收藏家卡爾‧坎普 (1884至1967年,歐洲庋藏中國藝術品全盛時期的泰斗之一) 珍藏,其收藏焦點為唐宋單色釉佳器。坎普既是一名熱心公益的企業家,更是一名運動健將,曾與搭檔Gunnar Setterwall贏得斯德哥爾摩夏季奧運會的室內網球雙打銀牌。他早於1920年代初已對中國藝術萌生興趣,自三十年代起,更迷上了以唐宋為主的中國白釉和青釉器,當中不乏紋片之作。1935至1936年期間,倫敦皇家藝術學院舉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古斯塔夫王儲 (HRH Crown Prince Gustaf Adolf,生卒年為1882至1973年,1950年登基為古斯塔夫六世) 出任榮譽委員會成員,坎普當年很可能是應王儲之邀,向展覽會借出十二件藏品,其中泰半為陶瓷器物。
本拍品是特為南宋宮廷燒造的御製珍品,它既體現了北宋宮廷素雅簡約的審美觀,更是後世藏家奉為圭臬的範例之一,對中國宮廷御瓷的影響極其深遠,晚至清代仍仿燒不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