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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專文
瓶撇口，短頸，折肩，肩下漸收，通體施粉青釉。由上至下共五層紋飾，頸、肩及腹下飾竊曲紋，腹部飾波曲紋，近足處飾垂葉紋。底青花書「大清乾隆年製」篆書款。此器造型古樸俊美，釉色光潔瑩潤，其紋飾充分體現出乾隆皇帝好雅慕古的情懷。
此尊的造型和紋飾靈感來自西周青銅器皿罍。商周時期，青銅器作為立國傳家禮器，被賦予尊崇地位。秦漢以降，青銅器的形制與審美一直對宮廷器物的製作產生影響。時至明清，文人雅逸生活方式進一步細分，仿古之風興起，尤以青銅器為盛。且時人認為銅器深浸土氣，適宜養花，故而，銅器作花器一時風靡。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仇英作《竹院品古圖》，藏品編號：新00119160 ，文人萃聚，桌案擺滿各式青銅重器，有一銅觚單獨安置，一株紅珊瑚立於其中，儼然作花器之用（圖一）。此時，青銅器的法禮性與厚重感被弱化，其賞玩功能在文人雅事精神的發揚中得以無限放大。
明嘉靖七年重修《宣和博古圖》，考證宋代記載青銅器銘文謬誤，為後來清乾隆年間修訂刊刻定立基礎。此書收錄於《欽定四庫全書》，並評述「當時裒集之功亦不可沒」，而乾隆年間仿青銅瓷器造型多受宋明之啟發，當為此故。此粉青釉罍式尊脫離青銅原料，而保留其形制與紋飾，使其作為花器的賞玩性得以完全凸顯。
參考美國費瑞爾美術館藏一件造型及紋理十分相似的青銅罍，見John. A. Pope等所著《Freer Chinese Bronzes》，卷一，華盛頓，1967年，圖版83號。然本瓶不設青銅罍原型之雙耳，使得整體造型更簡樸俊麗。相同的竊曲紋與波曲紋可比較《西清古鑑》所錄一周鑄鼎，見第三卷，圖版38號（圖二）；以及上海博物館藏一西周小克鼎，腹部波曲紋飾與本瓶一致（圖三）。
此尊為刻花單色瓷中的傑作，燒造時先在胎體雕刻精緻的仿古紋，再施剔透粉青釉，釉彩流入綫條之中，使得釉色呈現出不同層次的對比，令人賞心悅目。此類傳世品僅見數例。一例藏鮑氏東方藝術館，見J. Ayers 所著《Chinese Ceramics in the Baur Collection》，卷二，日內瓦，1999年，圖版290號；另一例為趙從衍舊藏，並於2004年11月1日香港佳士得拍賣，拍品875號；再一例為望星樓舊藏，出版於《清代康雍乾官窯瓷器：望星樓藏瓷》，香港，2004年，頁184，圖版68號；及日本明治皇后舊藏一例，2012年5月30日於香港佳士得拍賣，拍品3963號，可相比較（圖四）。
此尊的造型和紋飾靈感來自西周青銅器皿罍。商周時期，青銅器作為立國傳家禮器，被賦予尊崇地位。秦漢以降，青銅器的形制與審美一直對宮廷器物的製作產生影響。時至明清，文人雅逸生活方式進一步細分，仿古之風興起，尤以青銅器為盛。且時人認為銅器深浸土氣，適宜養花，故而，銅器作花器一時風靡。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仇英作《竹院品古圖》，藏品編號：新00119160 ，文人萃聚，桌案擺滿各式青銅重器，有一銅觚單獨安置，一株紅珊瑚立於其中，儼然作花器之用（圖一）。此時，青銅器的法禮性與厚重感被弱化，其賞玩功能在文人雅事精神的發揚中得以無限放大。
明嘉靖七年重修《宣和博古圖》，考證宋代記載青銅器銘文謬誤，為後來清乾隆年間修訂刊刻定立基礎。此書收錄於《欽定四庫全書》，並評述「當時裒集之功亦不可沒」，而乾隆年間仿青銅瓷器造型多受宋明之啟發，當為此故。此粉青釉罍式尊脫離青銅原料，而保留其形制與紋飾，使其作為花器的賞玩性得以完全凸顯。
參考美國費瑞爾美術館藏一件造型及紋理十分相似的青銅罍，見John. A. Pope等所著《Freer Chinese Bronzes》，卷一，華盛頓，1967年，圖版83號。然本瓶不設青銅罍原型之雙耳，使得整體造型更簡樸俊麗。相同的竊曲紋與波曲紋可比較《西清古鑑》所錄一周鑄鼎，見第三卷，圖版38號（圖二）；以及上海博物館藏一西周小克鼎，腹部波曲紋飾與本瓶一致（圖三）。
此尊為刻花單色瓷中的傑作，燒造時先在胎體雕刻精緻的仿古紋，再施剔透粉青釉，釉彩流入綫條之中，使得釉色呈現出不同層次的對比，令人賞心悅目。此類傳世品僅見數例。一例藏鮑氏東方藝術館，見J. Ayers 所著《Chinese Ceramics in the Baur Collection》，卷二，日內瓦，1999年，圖版290號；另一例為趙從衍舊藏，並於2004年11月1日香港佳士得拍賣，拍品875號；再一例為望星樓舊藏，出版於《清代康雍乾官窯瓷器：望星樓藏瓷》，香港，2004年，頁184，圖版68號；及日本明治皇后舊藏一例，2012年5月30日於香港佳士得拍賣，拍品3963號，可相比較（圖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