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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專文
商末以降，吉金長銘多記國政軍旅，足補史冊之闕，可窺王政與秩序。今所論伯㦰父簋，於史事與制度二端，皆稱卓然。其內底鑄銘七行六十七字，記伯㦰父奉命南征。文曰：「唯王九月初吉庚午，王出自成周南征伐及服子，麌、桐、潏。伯㦰父從王伐，親執訊十父，馘廿，得俘，金五十鈞，用作寶簋對揚，用享于父祖考，用易賜享，壽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可釋為：九月初吉庚午，王自成周出師，南征以撫諸「服子」。至麌、桐、潏諸地，伯㦰父從王征討，親執十人而訊，斬獲敵左耳二十並俘。王以其功賜金五十鈞。伯㦰父用是金鑄作寶簋，以宣王恩，薦享祖考，且承王厚賜，冀其萬年長保，子孫永世寶用。此銘不惟可資考訂地名、紀日與軍功之實，亦為其役規模之生動評註。王躬統軍，自成周啟行，而俘獲、賞賜悉以數目著錄，足見王廷總攝之大舉，兵力當在數百之眾，非小股掠襲可比。
銘中所涉辭義與地望，久為學界關注，羅新慧主編《首陽集金疏證》所輯尤詳。成周為西周東都，即今洛陽一帶，乃四方貢賦所會，亦為王室安置殷遺民、發動征討之中樞，所征多在淮上邊陲。「服子」一語，尤值審釋。《國語·周語上》言五服之制，示王朝經營四方、羈縻遠服之意。今銘所云，蓋指南方歸服之屬。「服」兼有歸服、征服與服事之義，可釋為「被撫服之民」或「南方屬民」，宜存周人本義，毋以後世族名牽附。
銘中麌、桐、潏三地，蓋屬淮水流域戰場。麌或即偃姓古國，約在今安徽六安以西；桐之所在未定，或指桐城一帶，或近洪澤湖濱；潏或與「粵」、「雩」相通，多讀為雩婁，當淮上要地。諸說皆屬暫擬，然足見此次南征之所重，亦見王朝以武靖邊、執訊立威之經略。
其賞賚與作器之制，亦可資制度史之考。銘稱王賜「金五十鈞」。據《說文解字》，一鈞為三十斤，則五十鈞約合一千五百斤。然西周金文所謂「金」，多指金屬或鑄料，非必黃金，故不宜逕釋為貴金屬。其後言「用作寶簋對揚……用享于父祖考」，明示王恩與宗祀相互表裡。以王賜鑄器，既彰顯王德，復薦享先祖，使王恩繫於宗廟，延及子孫，實周人以器載德、以祀續族之常制。
此簋亦可參諸同類器與同時金文系譜而觀。吳鎮烽書指本簋為四伯㦰父簋之一，見《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2012年，卷11，編號5267。李學勤文論餘二簋，見〈談西周厲王時伯㦰父簋〉，《安作璋先生史學研究六十周年紀念文集》，2007年。一簋今藏中國文物信息諮詢中心。由出土器比勘形制與紋飾，可得初步年代判斷。本制與紋近於陝西藍田王川1963年所出彌伯簋，(圖一) 其銘辭多歸西周恭王。（圖二）本器之若干特徵，亦與陝西長安張家坡所出夷王元年師史簋相合。尤可注意者，本足稜角雲雷目紋，與北京故宮藏諫簋極為相似，其年定於孝王。綜合諸證，本簋年代或在孝王與夷王之間。
然就文字系聯而觀，其年代猶可商榷。李學勤據台北故宮博物院藏㝬鐘所銘「南國服子敢陷處我土，王敦伐其至」，認為與本器所記南征相參。又桐、潏之地，復見於廖生盨與鄂侯馭方鼎銘文，疑涉同一軍事背景，遂推為厲王時事。是則形制比勘與銘辭互證，尚存張力。蓋西周中期，自昭、穆而下、至恭、懿、孝、夷諸王，史料尤稀，故金文實為重建政區形勢、軍事活動與王權運作之關鍵依據，非僅旁證而已。
總而言之，伯㦰父簋之意義可歸納為三。其一，銘文記一次南征，繫時著地，詳載戰功，使史事條貫，昭然可考。其二，呈現王朝賞賚，藉宗廟禮器而著其形跡，使王德與家祀相資而存。其三，與同期諸鐘鼎銘辭互參，勾勒西周南疆局勢與整合過程。是以此簋不僅為王權施於邊陲之實證，亦為宗廟中之王恩所寄，彌足珍貴。
銘中所涉辭義與地望，久為學界關注，羅新慧主編《首陽集金疏證》所輯尤詳。成周為西周東都，即今洛陽一帶，乃四方貢賦所會，亦為王室安置殷遺民、發動征討之中樞，所征多在淮上邊陲。「服子」一語，尤值審釋。《國語·周語上》言五服之制，示王朝經營四方、羈縻遠服之意。今銘所云，蓋指南方歸服之屬。「服」兼有歸服、征服與服事之義，可釋為「被撫服之民」或「南方屬民」，宜存周人本義，毋以後世族名牽附。
銘中麌、桐、潏三地，蓋屬淮水流域戰場。麌或即偃姓古國，約在今安徽六安以西；桐之所在未定，或指桐城一帶，或近洪澤湖濱；潏或與「粵」、「雩」相通，多讀為雩婁，當淮上要地。諸說皆屬暫擬，然足見此次南征之所重，亦見王朝以武靖邊、執訊立威之經略。
其賞賚與作器之制，亦可資制度史之考。銘稱王賜「金五十鈞」。據《說文解字》，一鈞為三十斤，則五十鈞約合一千五百斤。然西周金文所謂「金」，多指金屬或鑄料，非必黃金，故不宜逕釋為貴金屬。其後言「用作寶簋對揚……用享于父祖考」，明示王恩與宗祀相互表裡。以王賜鑄器，既彰顯王德，復薦享先祖，使王恩繫於宗廟，延及子孫，實周人以器載德、以祀續族之常制。
此簋亦可參諸同類器與同時金文系譜而觀。吳鎮烽書指本簋為四伯㦰父簋之一，見《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2012年，卷11，編號5267。李學勤文論餘二簋，見〈談西周厲王時伯㦰父簋〉，《安作璋先生史學研究六十周年紀念文集》，2007年。一簋今藏中國文物信息諮詢中心。由出土器比勘形制與紋飾，可得初步年代判斷。本制與紋近於陝西藍田王川1963年所出彌伯簋，(圖一) 其銘辭多歸西周恭王。（圖二）本器之若干特徵，亦與陝西長安張家坡所出夷王元年師史簋相合。尤可注意者，本足稜角雲雷目紋，與北京故宮藏諫簋極為相似，其年定於孝王。綜合諸證，本簋年代或在孝王與夷王之間。
然就文字系聯而觀，其年代猶可商榷。李學勤據台北故宮博物院藏㝬鐘所銘「南國服子敢陷處我土，王敦伐其至」，認為與本器所記南征相參。又桐、潏之地，復見於廖生盨與鄂侯馭方鼎銘文，疑涉同一軍事背景，遂推為厲王時事。是則形制比勘與銘辭互證，尚存張力。蓋西周中期，自昭、穆而下、至恭、懿、孝、夷諸王，史料尤稀，故金文實為重建政區形勢、軍事活動與王權運作之關鍵依據，非僅旁證而已。
總而言之，伯㦰父簋之意義可歸納為三。其一，銘文記一次南征，繫時著地，詳載戰功，使史事條貫，昭然可考。其二，呈現王朝賞賚，藉宗廟禮器而著其形跡，使王德與家祀相資而存。其三，與同期諸鐘鼎銘辭互參，勾勒西周南疆局勢與整合過程。是以此簋不僅為王權施於邊陲之實證，亦為宗廟中之王恩所寄，彌足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