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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專文
此對鎏金銅羅漢像鑄造精美，體型碩大，形象是一老一少兩位僧人，老僧穿著右袒的漢式僧袍，左邊衣襬内刻銘文「左三」，少僧穿袒露右肩的印度式袈裟，其右邊衣襬内側刻銘「 右二」，兩尊羅漢均盤腿而坐，其衣襬垂墜於本應有的座子外側，銘文應當用於標示其在寺廟中擺放的位置，卻並無紀年款識。另有兩尊羅漢與本對風格相近，極有可能原爲一組，分別是身穿漢式僧袍，刻「左六」的羅漢，於紐約佳士得2024年3月22日拍賣，拍品1148號（圖一），及身穿印度式袈裟，刻「右九」的羅漢，於香港佳士得2016年11月30日拍賣，拍品3233號（圖二），現存慈山寺。
羅漢信仰雖源於古印度經典，然古印度尚未見到明確的羅漢造像，因此，羅漢信仰基本上可以視為佛教漢化過程中產生的本土信仰，而其造像藝術也發源於中國。唐永徽五年(654) 玄奘譯出《法住記》，此經專說十六大羅漢，羅漢信仰及其造像藝術自此於中國扎根，逐漸於晚唐/五代時期成形。雖然唐代石窟中便出現僧侶的形象，但現存最早，以《法住記》中的十六羅漢為主題的造像實例便是建造於吳越廣順三年(953)的杭州煙霞洞十六羅漢像 (圖三)。這是由吳越國吳延爽發願所造，在《法住記》的十六羅漢基礎上添加了一尊慶友尊者(Nandimitra，即《法住記》作者)和一尊不具名的羅漢，所以也可視為現存最早的十八羅漢實例。1966年瑞安慧光塔曾出土一件吳越國金銅持經羅漢立像，是早期銅羅漢像的一件實例。
宋代是羅漢信仰的鼎盛時期，由於各種關於羅漢的靈應故事透過文士名宦的記載宣揚，使得上從帝王，下至庶人，無不虔誠敬事供養。其中最有名的便是蘇軾。他的外祖父程文應曾落難受到十六個僧侶的救濟，文應認為這十六位僧侶便是十六羅漢化身，因此每年舉辦四個大型的羅漢供會供之。蘇軾自己被貶至海南島時，想起外祖父當日落難情景，便到當地的五百羅漢堂禮拜，並為之題字，先後寫下四篇關於羅漢的贊頌。他又在海南島當地獲得五代張玄畫的十八羅漢像，送給弟弟蘇轍供養祈福。宋人供養羅漢時的祈願包含很廣，大至天象的祈晴，祈雨，小及個人祈求現世的平安康健，長壽，登科及第，乃至於追薦亡者等，可以看出宋代羅漢信仰深入宋人生活的各個層面。雖然《法住記》問世後，各 種以羅漢為題材的作品便開始出現，但是經典中並無羅漢圖像特徵的記載，因此造像風格自由 多變，極富創作力。這時期羅漢形象常以高僧大德為模樣塑造，其形貌粗略可分為梵漢兩類，形成了兩種藝術風格：以貫休為代表的「禪月樣」以梵貌奇古為造型特徵；以李公麟 為代表的「 龍眠樣 」則為世態相，向世俗化，生活化發展，比較自然寫實。北宋以後的羅漢藝術大致在這兩種風格的基本上演繹發揮，再以蘇軾《十八羅漢禮贊 》的文字敘述為輔佐，成為重要的佛教美術主題。宋代羅漢雕塑以陝西崇慶寺北宋元豐二年（1079）的十八羅漢像及山東靈岩寺北宋治平三年（1066）的二十七尊羅漢為代表。他們的舉止神態生動逼真，個性鮮明，充分表達出宋代羅漢雕塑自然寫實的風格。宋代鑄銅羅漢實例非常少見，開封相國寺存四例北宋時期鑄銅羅漢(圖四)，據傳本為五百羅漢，民國十六年遭到破壞，目前只剩此四尊，可以看出其造像風格也以自然樸實為主。
進入元明時代，藏傳佛教成為皇家的主要信仰，雖然 藏傳佛教也供養羅漢，但是藏文經典裏對十六羅漢的描述源於十五世紀克什米爾學者釋迦西日所著《十六羅漢禮供 》， 與 《法住記》的描述有出入 : 1 . 十六羅漢的排列順序不同; 2.有兩位羅漢的名字不一樣:諾矩羅(漢)/巴沽拉 (藏); 蘇頻陀(漢)/阿秘特(藏)。藏文典籍裏也對羅漢形象有比較詳細的特徵描寫。如巴沽拉在經典描述中手抱貓鼬; 羅怙羅雙手捧王冠等，這都是前朝的漢傳形象所未見的。有幾尊明早期宮廷風格的羅漢造像與藏傳經典上的羅漢形象相符，有兩尊拍賣於香港佳士得，一是1993年10月24日拍品524號（圖五），一是1994年10月30日拍品390號（圖六）。他們與維多利亞亞伯特博物館中所藏一羅漢造像風格近似，應同為一組。目前還未見到能確實定年為元代的十六羅漢塑像，但是從一些宋元之際傳世的羅漢畫中可見元代的羅漢形象應該還是以之前的漢傳形象為主，未受到藏傳典籍的影響。
本對羅漢及其相關的造像在過去在定年上莫衷一是，年代範圍廣從宋，元到明，因爲他們不像十五世紀之後的漢藏式羅漢造像，手持法器，而且雕塑風格也比典型的宮廷造像更爲自然生動，於是認爲其年代較早。然而近年來學者還是傾向將這批造像定在十五世紀早期，因爲他們與明代早期宮廷造像風格頗有相近之處，特別是衣紋規整的圓弧突脊，衣領的三角形翻折，以及轉折立體的五官與飽滿的身軀肌理等。這批羅漢展現了佛教造像從宋元自然寫實的風格過渡到早明精美制式的宮廷風格，應當是為宏偉的皇家寺廟所造。值得注意的是，身穿漢式僧袍的羅漢均標示「左」，而身穿印度袈裟的羅漢均標示為「右」，可見當時在寺廟中以衣袍樣式，分開左右擺放。
可比較一對垂足而坐的鎏金銅羅漢，現藏克里夫蘭博物館，於香港佳士得2022年3月22日拍賣，拍品2891號。
羅漢信仰雖源於古印度經典，然古印度尚未見到明確的羅漢造像，因此，羅漢信仰基本上可以視為佛教漢化過程中產生的本土信仰，而其造像藝術也發源於中國。唐永徽五年(654) 玄奘譯出《法住記》，此經專說十六大羅漢，羅漢信仰及其造像藝術自此於中國扎根，逐漸於晚唐/五代時期成形。雖然唐代石窟中便出現僧侶的形象，但現存最早，以《法住記》中的十六羅漢為主題的造像實例便是建造於吳越廣順三年(953)的杭州煙霞洞十六羅漢像 (圖三)。這是由吳越國吳延爽發願所造，在《法住記》的十六羅漢基礎上添加了一尊慶友尊者(Nandimitra，即《法住記》作者)和一尊不具名的羅漢，所以也可視為現存最早的十八羅漢實例。1966年瑞安慧光塔曾出土一件吳越國金銅持經羅漢立像，是早期銅羅漢像的一件實例。
宋代是羅漢信仰的鼎盛時期，由於各種關於羅漢的靈應故事透過文士名宦的記載宣揚，使得上從帝王，下至庶人，無不虔誠敬事供養。其中最有名的便是蘇軾。他的外祖父程文應曾落難受到十六個僧侶的救濟，文應認為這十六位僧侶便是十六羅漢化身，因此每年舉辦四個大型的羅漢供會供之。蘇軾自己被貶至海南島時，想起外祖父當日落難情景，便到當地的五百羅漢堂禮拜，並為之題字，先後寫下四篇關於羅漢的贊頌。他又在海南島當地獲得五代張玄畫的十八羅漢像，送給弟弟蘇轍供養祈福。宋人供養羅漢時的祈願包含很廣，大至天象的祈晴，祈雨，小及個人祈求現世的平安康健，長壽，登科及第，乃至於追薦亡者等，可以看出宋代羅漢信仰深入宋人生活的各個層面。雖然《法住記》問世後，各 種以羅漢為題材的作品便開始出現，但是經典中並無羅漢圖像特徵的記載，因此造像風格自由 多變，極富創作力。這時期羅漢形象常以高僧大德為模樣塑造，其形貌粗略可分為梵漢兩類，形成了兩種藝術風格：以貫休為代表的「禪月樣」以梵貌奇古為造型特徵；以李公麟 為代表的「 龍眠樣 」則為世態相，向世俗化，生活化發展，比較自然寫實。北宋以後的羅漢藝術大致在這兩種風格的基本上演繹發揮，再以蘇軾《十八羅漢禮贊 》的文字敘述為輔佐，成為重要的佛教美術主題。宋代羅漢雕塑以陝西崇慶寺北宋元豐二年（1079）的十八羅漢像及山東靈岩寺北宋治平三年（1066）的二十七尊羅漢為代表。他們的舉止神態生動逼真，個性鮮明，充分表達出宋代羅漢雕塑自然寫實的風格。宋代鑄銅羅漢實例非常少見，開封相國寺存四例北宋時期鑄銅羅漢(圖四)，據傳本為五百羅漢，民國十六年遭到破壞，目前只剩此四尊，可以看出其造像風格也以自然樸實為主。
進入元明時代，藏傳佛教成為皇家的主要信仰，雖然 藏傳佛教也供養羅漢，但是藏文經典裏對十六羅漢的描述源於十五世紀克什米爾學者釋迦西日所著《十六羅漢禮供 》， 與 《法住記》的描述有出入 : 1 . 十六羅漢的排列順序不同; 2.有兩位羅漢的名字不一樣:諾矩羅(漢)/巴沽拉 (藏); 蘇頻陀(漢)/阿秘特(藏)。藏文典籍裏也對羅漢形象有比較詳細的特徵描寫。如巴沽拉在經典描述中手抱貓鼬; 羅怙羅雙手捧王冠等，這都是前朝的漢傳形象所未見的。有幾尊明早期宮廷風格的羅漢造像與藏傳經典上的羅漢形象相符，有兩尊拍賣於香港佳士得，一是1993年10月24日拍品524號（圖五），一是1994年10月30日拍品390號（圖六）。他們與維多利亞亞伯特博物館中所藏一羅漢造像風格近似，應同為一組。目前還未見到能確實定年為元代的十六羅漢塑像，但是從一些宋元之際傳世的羅漢畫中可見元代的羅漢形象應該還是以之前的漢傳形象為主，未受到藏傳典籍的影響。
本對羅漢及其相關的造像在過去在定年上莫衷一是，年代範圍廣從宋，元到明，因爲他們不像十五世紀之後的漢藏式羅漢造像，手持法器，而且雕塑風格也比典型的宮廷造像更爲自然生動，於是認爲其年代較早。然而近年來學者還是傾向將這批造像定在十五世紀早期，因爲他們與明代早期宮廷造像風格頗有相近之處，特別是衣紋規整的圓弧突脊，衣領的三角形翻折，以及轉折立體的五官與飽滿的身軀肌理等。這批羅漢展現了佛教造像從宋元自然寫實的風格過渡到早明精美制式的宮廷風格，應當是為宏偉的皇家寺廟所造。值得注意的是，身穿漢式僧袍的羅漢均標示「左」，而身穿印度袈裟的羅漢均標示為「右」，可見當時在寺廟中以衣袍樣式，分開左右擺放。
可比較一對垂足而坐的鎏金銅羅漢，現藏克里夫蘭博物館，於香港佳士得2022年3月22日拍賣，拍品289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