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品 2001
2001
A DALI MARBLE-INSET HUANGHUALI TABLE SCREEN, XIAOZUOPINGFENG
浪淘沙—中國古傢具鉤沉 柯惕思 西方對中國事物的渴慕，可追溯至數百年前。於十七、十八世紀，中國風在歐洲風靡一時。中國當時國力強盛，一時無兩，與西方各國往來頻繁，許多中國漆器、絲織品和瓷器紛紛通過各遠東通商口岸行銷海外。中國於二十世紀銳意重塑自己在國際舞台上的形象，此間的蒐藏機遇更多不勝數。如今，中國一片欣欣向榮，文化事業再度蓬勃發展，情況也有逆轉之勢，而亞洲在藝術市場的崛起，亦促使大量散失海外的中國藝術品回流故土。值此良機，佳士得將於香港推出一場盛大的中國傢具拍賣，洵為意料中事；以往，這場盛會都在紐約舉行，移師香港無疑將更貼近亞洲的客戶群。在歷史更迭和興衰榮枯的浪潮中，東西方之間的交流往來在不斷地蛻變發展。是次拍賣的部分傢具亦彰顯了東西方文化傳播的相互影響和融合，拙文謹擷數例淺析如下。 清康熙 褐漆款彩「滿床笏」圖十二扇屏 康熙丁卯（1687年）款（拍品2037號） 西方介紹中國傢具的肇始之作是謝思齊（Herbert Cesinsky）的《中國傢具》（Chinese Furniture, 1922），以及杜邦（Maurice Dupont）的續篇《中國傢具》（Les meubles de la Chine, 1926），二者各收錄了法國和德國收藏家五十多件明清傢具。時至十七世紀初路易十三時期，法國首相兼紅衣主教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u, 1585-1642年）的著名藝術珍藏中已有中國漆器和瓷器的身影，這些俱是明末以來中國與荷蘭及葡萄牙東印度貿易公司通商而流入歐洲的作品。十七世紀末，路易十四與康熙王朝之間也開始了外交往來：法國君主亟欲與中國開展科學和文化上的交流，以增進在華的政治和商業利益；中國皇帝則熱衷於掌握歐洲藝術和科學技術。1670年，凡爾賽宮的特列安農瓷宮（Trianon de Porcelain）正式落成，是為西方最早的中國風建築；1695年，耶穌會傳教士開始在紫禁城設館從事科學研究。在此期間，中法兩國亦不時交換禮物。 1664年，法國在暹羅開設東印度公司，處理與中國的商品貿易。時至1699年，直接貿易正式開通，該公司遂遷址廣東。中國也積極迎合歐洲市場的需求，據當時出口至法國口岸的貨運記錄顯示，貨品中有大批漆屏、漆櫃和几案；但在此之前，荷蘭和葡萄牙其實早已開始從印度東南部的科羅曼德爾海岸和其他通商口岸進口中國漆器。歐美珍藏中大批「科羅曼德爾」漆屏即由此而來；其中不少具康熙款的例子（拍品2037號），便是這類早期貿易的有力證據。在一幅德國畫家凱勒（Albert von Keller）的作品中，其人物即以漆屏為背景，展示了十九世紀歐洲大行其道的中國風審美觀（圖一）。 在中國傢具發展史上，此類屏風源遠流長且用途廣泛，它既可彰顯身份地位，亦具屏蔽之用，或當作裝飾性的間隔物。就風水布局而言，屏風還可化解沿直線移動的煞氣。雖然日本人早於唐代也開始使用屏風，但總體而言，這類傢具可以說是中國特有的文化產物。據繪畫和版畫中的圖示看來，體積較小的六扇及八扇圍屏在明代相當普遍；明代木工用書《魯班經》收錄的八扇圍屏圖樣，即為當時的流行樣式之一。 時至清代，大型十二扇圍屏蔚為時尚。在富貴宦達之家的廳堂，此類屏風發揮着裝飾陳設的作用。此外，由於其紋飾飽含吉祥寓意，故亦用作特殊喜慶場合的賀禮，如恭祝社會賢達升遷、告老或大壽等。在《紅樓夢》第七十一回中，賈母在其八十大壽時問道：「前兒這些人家送禮來的，共有幾家有圍屏？」鳳姐兒道：「共有十六家。有十二架大的，四架小的炕屏。內中只有甄家一架大屏，十二扇大紅緞子刻絲『滿床笏』、一面泥金『百壽圖』的是頭等。」由此可見，以圍屏為壽禮的習俗其來有自。 是次拍賣的十二扇漆屏（拍品2037號）描寫的正是傳統題材《滿床笏》—康熙時期根據郭子儀事跡改編而成的傳奇劇目。郭子儀乃唐代四朝元老，以忠勇愛國而聞名，更是平定安史之亂的關鍵人物。相傳他六十大壽時，到賀的親友和滿朝文武蜂湧而至（圖二），一時間笏板堆滿床頭。 滿清統治時期，郭子儀被塑造成儒家典範。至於清代屏風紋飾常見的博古圖（圖三），同樣是清廷大力提倡的結果。這兩類題材之所以大行其道，無非是為了證明滿清統治者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儒家道統兼收並蓄。饒富興味的是，時至十八世紀中葉，中國傳統思想在歐洲的皇親貴冑當中亦有一定的影響力。 清初 黃花梨圈口欄杆亮格大櫃一對（拍品2018號） 在謝思齊及杜邦的早期中國傢具文獻中，收錄了好幾件歐洲珍藏的明末清初漆櫃，它們很可能也是源自上文所述十七、十八世紀的中西貿易。其中有二例「萬曆櫃」（圖四及五），與近年來華北地區（泰半來自山西）發現的漆櫃頗為類似。然漆面像西方傳世漆櫃般完好如新者，則少如鳳毛麟角；況且，漆面破損者極難修復。相較之下，器表若是經久耐用的硬木，則更能經受歲月滄桑的考驗，只要略加清理和拋光，其柔和光潤的紋理即重新煥發出迷人的風采，是次拍賣的一對珍罕黃花梨亮格櫃（拍品2018號）便是一例。除材質以外，這類亮格櫃更是鐘鼎書香之家的用器，有別於常見的實用櫃格。 至於「萬曆櫃」一說的由來，迄今仍無定論。「亮格櫃」是較傳統的說法，由於不安門子的格層採光較好，故稱「亮櫃」。此類傢具結合了上部的無門格層和下部的封閉式儲存空間。亮格後背鑲板，兩山及正面透空，多裝三面券口牙子。亮格下沿裝一道矮欄，狀若供格，尤適於陳設古玩珍瓷。另外，櫃的下部多設膛板和抽屜。 這次拍賣的一對黃花梨亮格櫃（拍品2018號），是一名香港古董商於上一世紀九十年代引入西方，當時正值中國人棄舊迎新、對現代傢具陳設趨之若鶩的年代。同一時期，美國加州前設中國古典傢具博物館亦曾於香港購入一對近似的亮格櫃（圖六），其後於1996年9月19日經紐約佳士得拍出，拍品76號。對於中國傢具已有相當認識的西方收藏家，自然樂於購藏凱特（George Kates）、安思遠（Robert H. Ellsworth）和王世襄在早期著作中收錄作品之近似例子。事隔二十多年，這對亮格櫃終於回歸亞洲。 清中期 御製紫檀雕鳳紋挑杆燈架一對（拍品2041號） 這對紫檀畫玻璃宮燈連桿座（拍品2041號）無疑是清宮珍藏的巔峰之作（圖七）。它們做工精湛，構思新穎，尤以燈架的底座為然：燈座飾一冰裂紋寶瓶，四周透雕如意站牙，諧「平安如意」，寓意吉祥（圖八）。一對燈架完好如新，原有的流蘇和內畫玻璃一應俱全，可見三百年來物主何等珍惜。 就目前的藏家而言，其祖母於上一世紀五十年代收到這對宮燈為禮物，而送禮之人亦是一名古董愛好者 — 匈牙利裔舞台和電影演員盧戈西（Bela Lugosi, 1882-1956年）。至於後者何時購入這對宮燈，則不得而知。但從宮燈的內畫玻璃看來，康熙時期西方科技的影響和融合已一覽無遺。 中法之間有許多交流協作，其中一例是設於廣州的平板及鏡子玻璃廠。1699年，朝廷從該處募集了一批能工巧匠，協助耶穌會教士在北京成立宮廷玻璃作。玻璃工藝在中國工匠手中漸臻完善，據稱其製成品猶勝西洋玻璃。康熙在位的最後一年（1721年），清廷曾向羅馬教皇、俄國沙皇和葡萄牙國王致送玻璃器禮物，而葡萄牙國王收到的禮物當中也有宮燈。 雍乾二朝，玻璃和鏡子的裝飾用途多有創新，據清宮造辦處活計檔顯示，它們既可用於桌面、書架和屏風，亦用於裝飾紫檀宮燈。 本拍品玻璃面所繪的百子圖取材自宋代起長盛不衰的「百子千孫」吉祥祝願（圖九）。「百子」一說可上溯至《詩經》，其中一詩即提到文王子孫滿堂：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 思媚周姜、京室之婦。 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周文王最傑出的兒子之一仲發繼位後滅商建周，是為周武王。 內畫玻璃是一種常見的歐洲宗教藝術裝飾手法，很可能是傳教士在傳授玻璃工藝時一併引入。清代歷朝巧匠將之發揚光大，成就最突出者莫如內畫鼻煙壺及玻璃繪畫。 明末/清初 黃花梨交杌（拍品2008號）及清初 紫檀交杌（拍品2039號） 是次拍賣的兩件交杌（拍品2008及2039號）代表了中國歷史最為悠久的坐具。與此同時，它們亦彰顯了古代西方文明的滲透力。一般認為，交杌於公元二世紀傳入中原，當時中國人仍慣於席地而坐，或以矮榻為坐具。據說，同樣熱愛收藏的漢靈帝亦汲汲於收集外來奇巧之物，「胡床」（交杌舊稱）即屬一例。 這類古老的坐具還可上溯至古老的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文化，二者均視交杌為地位象徵（圖十）。遠至北歐地區，也曾發現一張公元前1500至800年左右的古老交杌，足見此類坐具流傳之廣（圖十一）。至於它在中國的源起，則與漢代以降佛教的傳入和華北、華西蠻荒之地的遊牧民族有關。此後數百年內，胡牀在全國各地日漸普及，更成了皇親貴冑行旅必備之物，因其輕巧便攜，所以尤適用於行軍打仗的將領。旅人還可輕易將之搭在肩上，即使時至今日，男女老幼無論是在路旁閒坐，或於河邊垂釣，用的俱是這類坐具。 是次拍賣的兩張交杌，也與西安清真寺的一對珍罕黃花梨交杌不遑多讓（圖十二）。該對交杌浮雕紋飾，踏牀鑲白銅，高於尋常杌子。 結語 中國傢具史源遠流長，是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本文僅略為探討了一下跨文化的影響，但東西方之間的交流融合既深且廣，其精深微妙處仍亟待大家鉤沉拾遺。 圖例 圖一 歐洲場景中的漆屏，艾伯特‧馮‧凱勒（Albert von Keller, 1844-1920年）作於1873的油畫《蕭邦》，現為慕尼黑新繪畫陳列館（Neue Pinakothek）珍藏（典藏號8366）。 圖二 漆屏所示的郭子儀故事（拍品2037號）。 圖三 漆屏所示的博古圖（拍品2037號）。 圖四 杜邦（Maurice Dupont）所著《中國傢具》（Les meubles de la Chine, 1926）收錄的萬曆櫃，詳見圖版11號。 圖五 杜邦所著《中國傢具》（1926）收錄的萬曆櫃，詳見圖版14號。 圖六 配對黃花梨亮格櫃其中一例，前美國加州中國古典傢具博物館珍藏，圖片來源：佳士得。 圖七 北京故宮珍藏十八世紀陳枚《月曼清遊圖》冊頁十一月之中的燈座，發表於故宮博物院藏畫集冊《中國歷代繪畫》第七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0頁。 圖八 燈座細部（拍品2041號）。 圖九 宮燈內畫玻璃（拍品2041號）。 圖十 約公元前1400年凱姆赫特（Khaemhet）墓內浮雕細部顯示的交杌圖。 圖十一 可追溯至約公元前1500至800年北歐丹麥古爾德賀墓（Guldhog）出土的梣木交杌。 圖十二 西安清真寺十八世紀配對黃花梨交杌其中一例，承柯惕思先生惠允賜借圖片。
清中期 黃花梨嵌大理石案屏

18TH CENTURY

細節
黃花梨木製，框與座一體連做。底座用厚木雕橫墩，橫墩各植立柱，由前後站牙抵夾。立柱間置橫棖，裝縧環板，開炮仗洞，棖下八字形壼門式牙條。屏心鑲大理石。

明文震亨著《長物志》載：「屏風之制最古，以大理石鑲下座，精細者為貴。」

此品1996年源自倫敦Nicholas Grindley。著錄於2002年香港出版S. Leece、M. Freeman合著《China Style》，58頁。
來源
Nicholas Grindley, 1996.
出版
Sharon Leece and Michael Freeman, China Style, Hong Kong, 2002, p.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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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opher E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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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e of variegated marble and other coloured stones in conjunction with huanghuali furniture was prevalent throughout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s the colour of the stone often complimented the rich colour and grain of the wood. For a discussion of marble and other stones used in Ming and early Qing furniture, see Wang Shixiang, Connoisseurship of Chinese Furnitur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vol. I, Hong Kong, 1990, pp. 153-54. Refer, also, to Curtis Evarts, 'Ornamental Stone Panels and Chinese Furniture,' 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Furniture Society, Spring 1994, pp. 4-26 for a further discussion of the subject. Also compare a similar, though less elaborately carved, green stone-inset huanghuali table screen, dated to the 17th century, sold by Christie's, New York, 22-23 March 2012, lot 1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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