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泳

刘炜的《游泳》(Lot 47)在1994年的圣保罗双年展甫展出，即带来极大的冲击和争论，观者必须跳脱世俗的眼光，重新审视心中对「美」与「艺术品」的定义，以艺术史、心理学、历史和中国社会演进的角度面面剖析《游泳》，才能理解它在中国当代艺术中的独特地位。 世俗衡量艺术优劣的标准，往往取决于作品带有的美感是否够「美」(图1)。《游泳》肯定无法以约定俗成的唯美角度被欣赏和接受，画中的女子竟然长有如男性一般浓黑的眉毛，粗硬的发丝缠不清得像一团蜷缩而未经沉泡的发菜，扭曲的面额和体肌，还有外露的鼻孔和牙齿，画面上没有一丝优雅的痕迹。画中女主角的身躯如真人一般高，毫无避讳的女性下体刻画，赤裸裸地直送观者眼前，让人完全不敢直视、目光却又无处可躲，进而引发更为核心的议题，即「艺术」与「色情」、「高尚」与「低俗」的争论，最终我们不免扪心自问，真实到底是不是一种美？ 艺术与情色主题间的关系，亘古以来都是艺术家相当喜爱的题材，时空转换、社会变迁都赋予它不同的意义。在公元前22000年的《维伦多尔夫的维纳斯》身上，膨胀的乳房与外凸的女性下体，是史前文明崇拜大地之母与女性生殖力的象征(图2)。巴洛克时期艺术家们亦借宗教和神话题材，创作不少反映性和情欲的经典作品，以表达人类生存的真实(图3)。性在汉代的中国已通过「春宫画」的出现而独立于传统儒家礼教的禁忌，明代的唐寅描绘男欢女爱的画作更为后世传颂，而溪斋英泉等日本画家更有不少露骨春宫画作，影响深远。西方现代艺术主义时期画家库尔贝在1866年完成的代表作《世界的起源》(图4)，以写实手法大胆直接地描绘女性阴部，此作曾被批评为品味低俗，今日却是巴黎奥赛美术馆的重要收藏之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艺术品。 人类对于性的欲望与本能，佛洛伊德有很完整的理论。他将「性欲」(Libido)视为人性基本，性的本能和冲动甚至源起于婴儿期，因此前述的艺术家与刘炜，他们对性的表达无疑是回归人性。另外，佛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学说提出「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三个构成人格的互动系统：潜意识主导的本我，代表一个人内心的原始欲望，当然包括了性欲；而超我则是代表由社会引发的良心、道德、伦理等制约本我的思想；属于意识层次的自我，则存在两者之间，以平衡欲望和规范来面对世界。当超我不断扩大并过份压抑本我，人格便会出现失衡。 刘炜出身于军人家庭，严厉的家教肯定是一种对本我的约束，而一个比家庭更强大的无形压迫力，就是来自共产中国社会无处不在的巨大政治监管。中国共产主义自建国以来强调社会的集体意识，一切以革命政权为先的思想指导，对一个民族而言，就如同个体的情况一样，因为外在社会规范严重打压个人意识，出现不安和焦虑的后果。文革年代的男女关系本已非能随便宣之于口，更何妨是性，封闭的社会风气把性变成忌讳，更甚是通过中性服装打扮，令男女两性统一为「无性」的同志身份，更是对人性基本的情欲部份作出最残忍的阉割。文革的一代无法以自我意识去平衡压抑和欲望，因而承担了沉重的心理创伤。 佛洛伊德相信通过意识去重新面对创伤和欲望，才有重新平衡精神状态的可能。刘炜作为文革后成长的一代，他的态度是抽离和玩世的，因此他可以把《游泳》转化为民族的精神治疗的场所。他把对立的本我和超我的符号罗列在画布上：裸女和恣意张扬的性器，代表了人性的原始欲望（本我）。左上方一个身穿毛装，站在红花上双眼发出光束的人物，代表那个带来创伤的社会规范（超我）。由几朵红花中喷射向女性阴部的乳白色鱼卵状物体，除了性高潮和孕育生命的暗示外，更隐喻了政治对人民的雄性占有和征服。右上方的中年男子面向女性阴部伸舌的表情绝对不怀好意，既强化了权威对个体的威胁，亦同时反映了人性对偷窥的原始欲望。20世纪画家巴尔蒂斯的名作《房间》(图5)描绘一位在暗房内自慰的少女，侏儒把窗帘拉开令阳光射进室内，少女被偷窥的惊恐，交杂着性的欢愉和凌辱，在神秘和狡诈的气氛中漫延；半醒的少女，在刘炜的《游泳》中成为了反白眼的中年女人，同样对身处的环境感到苍白和无力。 刘炜直截了当的阐明现实与人性中，那令人无法正视的真相，提醒无数人格失衡的个体一个事实——性是人性的基本。《游泳》是一件超越品味高低争议的作品，它是一面为民族心理把脉的魔镜，它照出了每个人都不愿意诚实面对内心那个其实没有所谓美好或丑恶的真实，一切都只是遵从人性的基本而反映。这是一种无法被任何形式记录、又超越所有写实笔法的真实，刘炜将人类欲望归类为一种合理的善，将其与跳脱了美丑层次的艺术结合，成为一剂重设民族人格圆满的良方妙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