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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專文
手巾掛桿與面盆架兩者構成中國古代達官貴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洗漱陳設。但在留存至今的古代黃花梨家具中，卻出乎意料地罕見。面盆架基本有兩類：一類較高，搭腦可掛手巾，另一類則較矮，僅有一面盆位。兩類均體量輕巧，常見於內室佈置之中。
大量古代畫作、木刻版畫甚至墓葬壁畫中均有描繪面盆架與手巾掛桿。在北宋元符二年（1099）修築的白沙宋墓一號墓穴中，後室墻壁上繪有閨房場景，其中便可見到面盆架。此畫中之例搭腦兩頭翹起，呈如意紋，下有掛牙，與本件拍品式樣類似。關於此種面盆架的研究，可見Sarah Handler著，《Ablutions and Washing Clean: The Chinese Washbasin and Stand》，JCCFS，1991年秋季，23-36頁，作者在其中列舉了數個類似例子。更詳盡的研究可見Sarah Handler另一著作《Austere Luminosity of Chinese Classical Furniture》，伯克利，2001年，332-44頁。
建造於元代1265年的一座墓穴中，亦有發現面盆架與手巾掛杆分離的例子，其外觀與上文提及的白沙宋墓壁畫中面盆架非常相似。見《山西省大同市元代馮道真、王青墓清理簡報》，文物，1992年，第十期。此件以及明代墓穴中所發現的陶製模型，證明數個世紀以來面盆架的形制並無甚變化。以搭腦作為手巾掛桿的高面盆架款式極有可能從明代後期才興起，譬如在1587年的潘氏墓中所發掘的例子。這一件出土的微型面盆架在架腿頂端圓雕仰俯蓮紋，搭腦兩端則飾以靈芝紋，均與本拍品十分相似。關於考古發掘中的微型面盆架，以及它們與現存黃花梨家具的關係，可見Sarah Handler著，《Ablutions and Washing Clean: The Chinese Washbasin and Stand》，JCCFS，1997年秋季，26-27頁。
倫敦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藏有一件類似的明代花梨木連掛桿高面盆架（編號FE.28-1989），掛牙雕飾花紋與本品相似，搭腦兩端則以鳳頭紋點綴（圖一）。
Gustav Ecke在其所著《Chinese Domestic Furniture》，佛蒙特及東京，1962年，143-44頁，圖版117，118及119，列舉了三例黃花梨連掛桿高面盆架。而同一書中圖版119，來自Henri Vetch夫人珍藏的一例，則與本拍品極為相近——搭腦兩端均雕有靈芝紋，足端亦以俯仰蓮紋裝飾（圖二）。本件拍品中牌子下部牙板紋飾之精美複雜程度甚為罕見。王世襄曾列舉一近似但不及繁複的例子，見其所著《明式家具研究》，第二冊，185頁，E43。
實用家具常選用一般木材，而以黃花梨製成的則是專屬顯貴的珍品，也正因如此少有存世。一件明末黃花梨高面盆架中牌為靈芝紋花板，該例著錄於伍嘉恩，《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第二冊，北京，2017年，408-411頁。
拍場之上鮮少出現連掛桿高面盆架。紐約佳士得售出一件螭龍雕刻紋飾黃花梨面盆架，於2010年9月16-17日，拍品1211號（圖三）。另一對乾隆年代紫檀面盆架於佳士得巴黎售出，2012年12月19日，拍品109號。
柯惕思:
盥洗在中國古代的重要性，從中國早期文字記錄的嚴格規定以及商朝（公元前1600-1100年）與周朝（公元前1100-256年）遺址出土的大量青銅臉盆中可見一斑。高型面盆架則對應著唐宋時期引進的高型坐具。
在出土的文物中，不乏各種款式的面盆架和掛巾架。然而，面盆架和掛巾架合而為一的架子相對少見，早期存在證據為福建宋朝（公元960-1279年）古墓出土、形似官帽椅的陶瓷模型。福建明朝（1368-1644年）古墓出土的錫合金模型則更為華麗，搭腦有如意雕飾，中牌子有鏤空雕花，足部則為具有華麗吞頭雕飾的彎腿。然而，江南地區晚明墓室出土的兩件木製模型，才是在形制上與現藏的明式硬木架子最為類似。
曾氏收藏的掛巾面盆架即是如此，既富傳統明式特色，又蘊藏大師級雕工。兩端搭腦雕刻的靈芝看似鮮嫩清新，恍若甫冒出的新靈芝。掛牙為細膩的鏤空卷草雕飾，中牌子雕有玉蘭花來象徵璧人，而外露的種莢則代表生育能力。中牌子的下方有個窄小的橫架，四周有裝飾造型的邊條，可用於承放裝有肥皂或化妝品的小瓷器。承托面盆的前腿頂端均雕有蓮花苞。
此件掛巾面盆架是同類古董家具中最為人所知的上乘代表作之一。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於1989年自香港古董商伍嘉恩手中購得，1996年於紐約佳士得拍出後，便一直由曾氏收藏。
大量古代畫作、木刻版畫甚至墓葬壁畫中均有描繪面盆架與手巾掛桿。在北宋元符二年（1099）修築的白沙宋墓一號墓穴中，後室墻壁上繪有閨房場景，其中便可見到面盆架。此畫中之例搭腦兩頭翹起，呈如意紋，下有掛牙，與本件拍品式樣類似。關於此種面盆架的研究，可見Sarah Handler著，《Ablutions and Washing Clean: The Chinese Washbasin and Stand》，JCCFS，1991年秋季，23-36頁，作者在其中列舉了數個類似例子。更詳盡的研究可見Sarah Handler另一著作《Austere Luminosity of Chinese Classical Furniture》，伯克利，2001年，332-44頁。
建造於元代1265年的一座墓穴中，亦有發現面盆架與手巾掛杆分離的例子，其外觀與上文提及的白沙宋墓壁畫中面盆架非常相似。見《山西省大同市元代馮道真、王青墓清理簡報》，文物，1992年，第十期。此件以及明代墓穴中所發現的陶製模型，證明數個世紀以來面盆架的形制並無甚變化。以搭腦作為手巾掛桿的高面盆架款式極有可能從明代後期才興起，譬如在1587年的潘氏墓中所發掘的例子。這一件出土的微型面盆架在架腿頂端圓雕仰俯蓮紋，搭腦兩端則飾以靈芝紋，均與本拍品十分相似。關於考古發掘中的微型面盆架，以及它們與現存黃花梨家具的關係，可見Sarah Handler著，《Ablutions and Washing Clean: The Chinese Washbasin and Stand》，JCCFS，1997年秋季，26-27頁。
倫敦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藏有一件類似的明代花梨木連掛桿高面盆架（編號FE.28-1989），掛牙雕飾花紋與本品相似，搭腦兩端則以鳳頭紋點綴（圖一）。
Gustav Ecke在其所著《Chinese Domestic Furniture》，佛蒙特及東京，1962年，143-44頁，圖版117，118及119，列舉了三例黃花梨連掛桿高面盆架。而同一書中圖版119，來自Henri Vetch夫人珍藏的一例，則與本拍品極為相近——搭腦兩端均雕有靈芝紋，足端亦以俯仰蓮紋裝飾（圖二）。本件拍品中牌子下部牙板紋飾之精美複雜程度甚為罕見。王世襄曾列舉一近似但不及繁複的例子，見其所著《明式家具研究》，第二冊，185頁，E43。
實用家具常選用一般木材，而以黃花梨製成的則是專屬顯貴的珍品，也正因如此少有存世。一件明末黃花梨高面盆架中牌為靈芝紋花板，該例著錄於伍嘉恩，《木趣居—家具中的嘉具》，第二冊，北京，2017年，408-411頁。
拍場之上鮮少出現連掛桿高面盆架。紐約佳士得售出一件螭龍雕刻紋飾黃花梨面盆架，於2010年9月16-17日，拍品1211號（圖三）。另一對乾隆年代紫檀面盆架於佳士得巴黎售出，2012年12月19日，拍品109號。
柯惕思:
盥洗在中國古代的重要性，從中國早期文字記錄的嚴格規定以及商朝（公元前1600-1100年）與周朝（公元前1100-256年）遺址出土的大量青銅臉盆中可見一斑。高型面盆架則對應著唐宋時期引進的高型坐具。
在出土的文物中，不乏各種款式的面盆架和掛巾架。然而，面盆架和掛巾架合而為一的架子相對少見，早期存在證據為福建宋朝（公元960-1279年）古墓出土、形似官帽椅的陶瓷模型。福建明朝（1368-1644年）古墓出土的錫合金模型則更為華麗，搭腦有如意雕飾，中牌子有鏤空雕花，足部則為具有華麗吞頭雕飾的彎腿。然而，江南地區晚明墓室出土的兩件木製模型，才是在形制上與現藏的明式硬木架子最為類似。
曾氏收藏的掛巾面盆架即是如此，既富傳統明式特色，又蘊藏大師級雕工。兩端搭腦雕刻的靈芝看似鮮嫩清新，恍若甫冒出的新靈芝。掛牙為細膩的鏤空卷草雕飾，中牌子雕有玉蘭花來象徵璧人，而外露的種莢則代表生育能力。中牌子的下方有個窄小的橫架，四周有裝飾造型的邊條，可用於承放裝有肥皂或化妝品的小瓷器。承托面盆的前腿頂端均雕有蓮花苞。
此件掛巾面盆架是同類古董家具中最為人所知的上乘代表作之一。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於1989年自香港古董商伍嘉恩手中購得，1996年於紐約佳士得拍出後，便一直由曾氏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