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pg?w=1)
.jpg?w=1)
拍品專文
仿古與創新 – 清乾隆白玉蟠龍雙童耳洗
陳以昕 獨立學者
此巧奪天工的白玉蟠龍雙童耳洗，於清代玉器生產鼎盛時期製成，顯示乾隆年間玉匠工藝精湛，玉料品質卓越。洗側有童子手持火珠，逗弄伏於另一側的瑞龍。童子腳踏祥雲，神采奕奕，意態昂揚，乃仙童無疑。仙童對面較高大的童子，作書生裝扮，手持如意。工匠精雕細琢，描繪兩童追逐嬉戲，衣袍飄逸，充滿動感。器身光素，突出白玉的天然溫潤。眾多學術研究已探討清宮於1750年代征服和闐地區後，大為拓展上乘玉料的來源，並追溯這些玉石被送至北京、蘇州和揚州玉器作坊加工製作；本文則重點討論此玉洗獨特的題材，顯示此時期的玉雕既承古風，亦融入創新設計，古今交織，別具匠心。
從造型及題材分析，此器與兩組玉雕風格相近 - 第一組是圓狀容器（盃、洗、水盂、盌或香爐），具短圈足或多個小足，兩側飾雙人形耳。雙人面向對方，雙臂舉起，手扶器沿。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一例元代（1279-1368）雙童耳盃，外壁浮雕仕女奏樂圖（《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編9玉器》，北京，1986年，頁156，圖277）。北京故宮博物院和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各藏乾隆時期的雙仙女耳盂，外壁同樣雕刻人物圖 (同上，頁 108-109 及 177， 圖 306；屈志仁，《Chinese Jades from Han to Ch'ing》，紐約，1980年，頁 159，圖 131（後者原斷代為十三至十四世紀，近年改定為乾隆時期所製）。據屈志仁分析，仙女的造型與遼金時期的飛天雕像異曲同工（同上，頁 159）。
北京故宮博物院亦藏有一件紋飾簡約的雙童耳杯，外壁素身（《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編9玉器》，頁 107及174，圖301）。據載，乾隆皇帝於 1753 年曾向玉匠姚宗仁諮詢這件器物，當時姚氏於清宮造辦處負責製造及鑒別玉雕（郭福祥，《蘇州玉工在宮廷》，《紫禁城》，2016 年，第 8 期，頁 86）。姚氏言此器乃其祖父於清初所製，並告知染玉之法，即將玉器浸泡於琥珀液中，以低溫灼烤，使其呈現古玉之色澤（同上）。乾隆撰寫御詩《玉盃記》，記此染玉法，並命工刻詩於專為玉盃配製的紫檀座上（《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編9玉器》頁107及174，圖301；郭福祥，同上，頁 86-87）。此外，北京故宮博物院更藏有兩件清代雙童耳洗（《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 （下）》，香港，1995年，頁199-200，圖163-164）；其中一洗有流，兩洗之雙童皆持吉祥物件，寓意祥瑞。
除了雙童耳玉器外，雙龍耳玉器數量更多，明清期間尤為盛行（參見明代雙螭耳盃，載《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編9玉器》，頁106及172，圖298）。然而，像本玉洗上所見的瑞龍配雙童組合，屬鳳毛麟角之珍品。倫敦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藏一南宋玉盃，雙耳由瑞龍及一童子組成（劉明倩，《Chinese Jades》，倫敦，2004年，頁43，圖40）（圖一）。該瑞龍與童子身體對立，但童子面向左方，與雙人面對面的設計略異。
與本器相近的第二組玉雕，以隨性靈動的手法雕琢三童子環繞容器。童子並未規限於面向對方、手扶器沿的造型，無拘無束地玩耍，生氣勃勃，與第一組玉器截然不同。這些童子無明顯把手功能，難以握持，更具裝飾性。童子以不同姿態呈現，活潑可愛，喜氣洋洋，象徵多子多福。此組玉雕中，包括Sammy Chow藏的十七世紀白玉瓶，染仿古褐色（屈志仁，同上，頁 163，圖137）。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中，亦有兩件清代例品，源自 Avery Brundage 珍藏，一件水盂上飾三名手持吉祥物品的童子（此器曾被定為明代，參閲René-Yvon Lefebvre d'Argencé《Chinese Jades in the 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舊金山，1977年，頁 98，圖 XLII），另一件描繪三童子攀附於邊沿的容器（博物館編號 B60J248），呈倒鐘形，外壁高身，平底，與本洗器型相似。
綜觀各例，本洗造型不僅承襲前朝雙人耳器皿，亦與描繪三童嬉戲的器物風格雷同。而本洗獨特之處，在於其活現兩童子與瑞龍嬉戲的意趣，題材別具一格。此洗備受鑑賞家青睞，尤以 George Francis Warre先生為著名。他 1876 年出生於葡萄牙，繼承 A. T. Warre 上校之收藏。Warre上校熱衷中國陶瓷和玉石雕刻，在 1935 年至 1936 年於倫敦皇家學院舉辦的中國藝術國際展覽中，為重要借展人。Warre之藏品後來進入英國布里斯托市博物館和美術館、加拿大蒙特婁美術館、英國國家信託基金會（現存於 什羅普郡達德馬斯頓）以及英國布萊頓英皇閣美術館和博物館。
陳以昕 獨立學者
此巧奪天工的白玉蟠龍雙童耳洗，於清代玉器生產鼎盛時期製成，顯示乾隆年間玉匠工藝精湛，玉料品質卓越。洗側有童子手持火珠，逗弄伏於另一側的瑞龍。童子腳踏祥雲，神采奕奕，意態昂揚，乃仙童無疑。仙童對面較高大的童子，作書生裝扮，手持如意。工匠精雕細琢，描繪兩童追逐嬉戲，衣袍飄逸，充滿動感。器身光素，突出白玉的天然溫潤。眾多學術研究已探討清宮於1750年代征服和闐地區後，大為拓展上乘玉料的來源，並追溯這些玉石被送至北京、蘇州和揚州玉器作坊加工製作；本文則重點討論此玉洗獨特的題材，顯示此時期的玉雕既承古風，亦融入創新設計，古今交織，別具匠心。
從造型及題材分析，此器與兩組玉雕風格相近 - 第一組是圓狀容器（盃、洗、水盂、盌或香爐），具短圈足或多個小足，兩側飾雙人形耳。雙人面向對方，雙臂舉起，手扶器沿。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一例元代（1279-1368）雙童耳盃，外壁浮雕仕女奏樂圖（《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編9玉器》，北京，1986年，頁156，圖277）。北京故宮博物院和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各藏乾隆時期的雙仙女耳盂，外壁同樣雕刻人物圖 (同上，頁 108-109 及 177， 圖 306；屈志仁，《Chinese Jades from Han to Ch'ing》，紐約，1980年，頁 159，圖 131（後者原斷代為十三至十四世紀，近年改定為乾隆時期所製）。據屈志仁分析，仙女的造型與遼金時期的飛天雕像異曲同工（同上，頁 159）。
北京故宮博物院亦藏有一件紋飾簡約的雙童耳杯，外壁素身（《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編9玉器》，頁 107及174，圖301）。據載，乾隆皇帝於 1753 年曾向玉匠姚宗仁諮詢這件器物，當時姚氏於清宮造辦處負責製造及鑒別玉雕（郭福祥，《蘇州玉工在宮廷》，《紫禁城》，2016 年，第 8 期，頁 86）。姚氏言此器乃其祖父於清初所製，並告知染玉之法，即將玉器浸泡於琥珀液中，以低溫灼烤，使其呈現古玉之色澤（同上）。乾隆撰寫御詩《玉盃記》，記此染玉法，並命工刻詩於專為玉盃配製的紫檀座上（《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編9玉器》頁107及174，圖301；郭福祥，同上，頁 86-87）。此外，北京故宮博物院更藏有兩件清代雙童耳洗（《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 （下）》，香港，1995年，頁199-200，圖163-164）；其中一洗有流，兩洗之雙童皆持吉祥物件，寓意祥瑞。
除了雙童耳玉器外，雙龍耳玉器數量更多，明清期間尤為盛行（參見明代雙螭耳盃，載《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編9玉器》，頁106及172，圖298）。然而，像本玉洗上所見的瑞龍配雙童組合，屬鳳毛麟角之珍品。倫敦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藏一南宋玉盃，雙耳由瑞龍及一童子組成（劉明倩，《Chinese Jades》，倫敦，2004年，頁43，圖40）（圖一）。該瑞龍與童子身體對立，但童子面向左方，與雙人面對面的設計略異。
與本器相近的第二組玉雕，以隨性靈動的手法雕琢三童子環繞容器。童子並未規限於面向對方、手扶器沿的造型，無拘無束地玩耍，生氣勃勃，與第一組玉器截然不同。這些童子無明顯把手功能，難以握持，更具裝飾性。童子以不同姿態呈現，活潑可愛，喜氣洋洋，象徵多子多福。此組玉雕中，包括Sammy Chow藏的十七世紀白玉瓶，染仿古褐色（屈志仁，同上，頁 163，圖137）。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中，亦有兩件清代例品，源自 Avery Brundage 珍藏，一件水盂上飾三名手持吉祥物品的童子（此器曾被定為明代，參閲René-Yvon Lefebvre d'Argencé《Chinese Jades in the 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舊金山，1977年，頁 98，圖 XLII），另一件描繪三童子攀附於邊沿的容器（博物館編號 B60J248），呈倒鐘形，外壁高身，平底，與本洗器型相似。
綜觀各例，本洗造型不僅承襲前朝雙人耳器皿，亦與描繪三童嬉戲的器物風格雷同。而本洗獨特之處，在於其活現兩童子與瑞龍嬉戲的意趣，題材別具一格。此洗備受鑑賞家青睞，尤以 George Francis Warre先生為著名。他 1876 年出生於葡萄牙，繼承 A. T. Warre 上校之收藏。Warre上校熱衷中國陶瓷和玉石雕刻，在 1935 年至 1936 年於倫敦皇家學院舉辦的中國藝術國際展覽中，為重要借展人。Warre之藏品後來進入英國布里斯托市博物館和美術館、加拿大蒙特婁美術館、英國國家信託基金會（現存於 什羅普郡達德馬斯頓）以及英國布萊頓英皇閣美術館和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