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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專文
明宣德青花纏枝花卉紋瓜棱式甘露瓶
蘇玫瑰 (獨立學者)
此例明宣德青花甘露瓶呈四棱瓜瓣式，造型雅潔，在傳世品中珍罕之至。如無意外，這款瓷瓶應脫胎於金屬器，常稱「淨瓶」或「甘露瓶」，其梵文原名「kamandalu (水瓶)」，乃盛放聖水的佛教用器，梵文又有「amrta」之說，英語文獻間或冠以「nectar」或「ambrosia」諸名，三者皆可譯為「甘露」。此器與觀音淵源尤深，其樣式與「君持 (kendi)」、「捃持迦 (kundika)」一脈相承，三者瓶頸俱飾獨樹一幟的凸棱，惟器肩出流的設計僅見於「君持」與「捃持迦」。甘露瓶與捃持迦最為接近，後者實例可參照河北定州靜志寺塔基地宮出土的定窯器 (斷代為公元977年)，圖見《地下宮殿の遺寶：中國河北省定州北宋塔基出土文物展》展品57-58及87 (東京：出光美術館，1997)。肩側附流的捃稚迦亦常稱「淨瓶」或「甘露瓶」，且與本拍品一樣，均與佛教息息相關。本瓶器口比捃稚迦微敞，頸的凸棱較低。就觀音塑像或繪畫而言，有時候甚難辦別觀音右手所持的究竟是無流的甘露瓶，還是肩側附流的捃持迦。但顯而易見的是，自唐以降，觀音的藝術形象大多是以二指夾持瓶頸的凸棱。陝西省西安市寶慶寺有一尊唐代沙巖十一頭觀音像，其手中所持的正是此類甘露瓶，該像今藏波士頓美術館，斷代約為公元703年，圖見《China -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 AD》頁301編號193 (紐約：大都會藝術物館，2004)。此外，敦煌第12窟公元910年畫作中，觀音右手所持的也是一例甘露瓶，圖見R. Whitfield與S. Farrer合著的《Caves of the Thousand Buddhas - Chinese Art from the Silk Route》頁41編號12 (倫敦：大英博物館，1990)。雷特伯格博物館藏一尊署永樂款的佳妙鎏金銅觀音坐像，其觀音右手亦持頸帶凸棱的近似瓶，圖見《On the Path to Enlightenment - The Berti Aschmann Foundation of Tibetan Art at the Museum Rietberg Zurich》頁98-9編號52 (蘇黎世：1995)。別開生面的是，這尊觀音右手施與願印，因此其手中淨瓶上下倒垂，如此一來，瓶頸的凸棱亦一目了然。
已故汪慶正教授探討一例近似的釉上礬紅彩乾隆瓶時，曾提到這款清代瓶式在中國有「藏草瓶」與「甘露瓶」之稱，詳見汪教授編撰的《中國陶瓷辭典》頁47右下方 (新加坡：三木出版社，2002)。乾隆一朝，同類器物俱是為御賜藏僧而特地燒製，《飲流齋說瓷》亦提到：「此瓶惟乾隆有之，嘉慶、道光數代因藏僧罕來，故不複製此式瓶。」汪教授指出，清代慣例是把插放藏草的甘露瓶置於佛堂之前。像本拍品這樣的明代甘露瓶，其用途可能大致雷同，而且此例很可能正是宣德年間，為應邀來朝謹見的藏僧而燒造的皇家禮物。釋迦智便是訪華高僧之一，他於公元1426年應邀，遠赴京城為宣德皇帝之父洪熙帝及祖父永樂帝主持追薦法事。1429年，他抵京後如儀完成了一應超渡儀軌，同年獲宣德帝冊封「大慈法王」。1435年，釋迦智於北京圓寂。
傳世近似品中確有一批乾隆甘露瓶，它們或飾釉上礬紅琺瑯彩，或繪釉下青花及釉上琺瑯仿鬥彩紋飾，但燒造於十五世紀初的實例少如鳳毛麟角，飾釉下青花者更是屈指可數。但早於元代，景德鎮已有燒造頸飾凸棱的青花瓷。景德鎮落馬橋元代堆積層曾出土近似瓶的器頸，該例於1992年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展出 (編號150)，詳見展覽圖錄《景德鎮出土陶瓷》；此外，安徽青陽縣博物館亦珍藏一對帶座青花供瓶，圖見朱裕平所著《元代青花瓷》頁142編號6-19 (上海：文匯出版社，2000)。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一例頸飾凸棱的淡青釉元代瓷瓶（圖一），圖見《中國文物精華大全：陶瓷卷》頁355編號623 (臺北：1993)，內文也提到此乃藏傳佛教法器。福建省德化窯元代堆積層亦曾出土近似的白釉甘露瓶，圖見《德化瓷》頁109編號94 (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1990)。1982年，景德鎮珠山御窯遺址出土一件永樂仿龍泉青釉甘露瓶，圖見《景德鎮出土明初官窯瓷器》頁302-3編號121 (臺北：鴻禧美術館，1996)。元代甘露瓶之器足不作外撇，或許正是為了像安徽供瓶般配以座子展示，但前述出土永樂瓶與本拍品之器足均明顯外撇，使之更易安放穩妥。較諸元代近似之作，明初瓶形更修長曼妙。景德鎮古墓出土文物中，也有一例器頸殘破的民窯青花甘露瓶，斷代為宣德至正統年間，圖見《中國陶瓷全集19：景德鎮民間青花瓷器》編號12 (上海：1983)。北京故宮博物院有一例定年成化的青花甘露瓶（圖二），其形制、紋飾均與本拍品大同小異，詳見《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35：青花釉裏紅 (中卷)》編號1 (香港：2000)。
南京博物院藏一例珍罕的近似康熙青花瓶，其器頸凸棱較淺，圖見《清瓷萃珍：清代康雍乾官窯瓷器》編號17 (南京博物院及香港中文大學，1995)。乾隆年間燒造的甘露瓶似乎數量較多，傳世品中有數例飾釉上礬紅彩：一者為南京博物院藏，圖見該館出版的《中國清代官窯瓷器》頁225 (上海：2003)；其二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珍藏，圖見《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頁161編號IV-32 (臺北國立故宮，2002)；另一例甘露瓶亦屬南京博物院藏，惟其器口外撇，凸棱偏圓，繪釉下青花及仿鬥彩釉上琺瑯紋飾，圖見前述著作《清瓷萃珍》編號103。乾隆皇帝對此類甘露瓶情有獨鍾，就此可證諸郎世寧與丁觀鵬所繪《弘曆觀畫圖》（圖三），畫中案上有一件近似的紅花白地甘露瓶，其側有若干宋代、明初陶瓷及青銅器，圖見《The Qianlong Emperor - Treasures from the Forbidden City》頁109編號57 (愛丁堡：蘇格蘭國立博物館，2002)。
清宮對青花甘露瓶亦青睞有加，倫敦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藏宮廷畫作《古玩圖》便是最佳例證，畫中描繪了1729年雍正年間一批宮廷珍玩，其中便有一件青花甘露瓶的身影，此圖局部 (但不含前述畫面) 載於《盛世華章》頁254-255編號169 (倫敦：皇家藝術學院，2005)。尤須一提的是，《清宮瓷器檔》兩度提及宣德青花甘露瓶。頭一筆是乾隆三年 (1738年) 的記錄：「三十日，司庫劉山久、七品首領薩木哈、催總白世秀來說，太監高玉交宣窯甘露瓶一件。傳旨：著配一座。欽此。」第二筆載錄於乾隆三十年 (1765年)：「[八月]十三日，太監胡世傑交宣窯青花白地甘露瓶一件（隨紫檀木座）……傳旨：著交造辦處帶往京城，歸入隨手雜物件。欽此。」
蘇玫瑰 (獨立學者)
此例明宣德青花甘露瓶呈四棱瓜瓣式，造型雅潔，在傳世品中珍罕之至。如無意外，這款瓷瓶應脫胎於金屬器，常稱「淨瓶」或「甘露瓶」，其梵文原名「kamandalu (水瓶)」，乃盛放聖水的佛教用器，梵文又有「amrta」之說，英語文獻間或冠以「nectar」或「ambrosia」諸名，三者皆可譯為「甘露」。此器與觀音淵源尤深，其樣式與「君持 (kendi)」、「捃持迦 (kundika)」一脈相承，三者瓶頸俱飾獨樹一幟的凸棱，惟器肩出流的設計僅見於「君持」與「捃持迦」。甘露瓶與捃持迦最為接近，後者實例可參照河北定州靜志寺塔基地宮出土的定窯器 (斷代為公元977年)，圖見《地下宮殿の遺寶：中國河北省定州北宋塔基出土文物展》展品57-58及87 (東京：出光美術館，1997)。肩側附流的捃稚迦亦常稱「淨瓶」或「甘露瓶」，且與本拍品一樣，均與佛教息息相關。本瓶器口比捃稚迦微敞，頸的凸棱較低。就觀音塑像或繪畫而言，有時候甚難辦別觀音右手所持的究竟是無流的甘露瓶，還是肩側附流的捃持迦。但顯而易見的是，自唐以降，觀音的藝術形象大多是以二指夾持瓶頸的凸棱。陝西省西安市寶慶寺有一尊唐代沙巖十一頭觀音像，其手中所持的正是此類甘露瓶，該像今藏波士頓美術館，斷代約為公元703年，圖見《China -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 AD》頁301編號193 (紐約：大都會藝術物館，2004)。此外，敦煌第12窟公元910年畫作中，觀音右手所持的也是一例甘露瓶，圖見R. Whitfield與S. Farrer合著的《Caves of the Thousand Buddhas - Chinese Art from the Silk Route》頁41編號12 (倫敦：大英博物館，1990)。雷特伯格博物館藏一尊署永樂款的佳妙鎏金銅觀音坐像，其觀音右手亦持頸帶凸棱的近似瓶，圖見《On the Path to Enlightenment - The Berti Aschmann Foundation of Tibetan Art at the Museum Rietberg Zurich》頁98-9編號52 (蘇黎世：1995)。別開生面的是，這尊觀音右手施與願印，因此其手中淨瓶上下倒垂，如此一來，瓶頸的凸棱亦一目了然。
已故汪慶正教授探討一例近似的釉上礬紅彩乾隆瓶時，曾提到這款清代瓶式在中國有「藏草瓶」與「甘露瓶」之稱，詳見汪教授編撰的《中國陶瓷辭典》頁47右下方 (新加坡：三木出版社，2002)。乾隆一朝，同類器物俱是為御賜藏僧而特地燒製，《飲流齋說瓷》亦提到：「此瓶惟乾隆有之，嘉慶、道光數代因藏僧罕來，故不複製此式瓶。」汪教授指出，清代慣例是把插放藏草的甘露瓶置於佛堂之前。像本拍品這樣的明代甘露瓶，其用途可能大致雷同，而且此例很可能正是宣德年間，為應邀來朝謹見的藏僧而燒造的皇家禮物。釋迦智便是訪華高僧之一，他於公元1426年應邀，遠赴京城為宣德皇帝之父洪熙帝及祖父永樂帝主持追薦法事。1429年，他抵京後如儀完成了一應超渡儀軌，同年獲宣德帝冊封「大慈法王」。1435年，釋迦智於北京圓寂。
傳世近似品中確有一批乾隆甘露瓶，它們或飾釉上礬紅琺瑯彩，或繪釉下青花及釉上琺瑯仿鬥彩紋飾，但燒造於十五世紀初的實例少如鳳毛麟角，飾釉下青花者更是屈指可數。但早於元代，景德鎮已有燒造頸飾凸棱的青花瓷。景德鎮落馬橋元代堆積層曾出土近似瓶的器頸，該例於1992年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展出 (編號150)，詳見展覽圖錄《景德鎮出土陶瓷》；此外，安徽青陽縣博物館亦珍藏一對帶座青花供瓶，圖見朱裕平所著《元代青花瓷》頁142編號6-19 (上海：文匯出版社，2000)。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一例頸飾凸棱的淡青釉元代瓷瓶（圖一），圖見《中國文物精華大全：陶瓷卷》頁355編號623 (臺北：1993)，內文也提到此乃藏傳佛教法器。福建省德化窯元代堆積層亦曾出土近似的白釉甘露瓶，圖見《德化瓷》頁109編號94 (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1990)。1982年，景德鎮珠山御窯遺址出土一件永樂仿龍泉青釉甘露瓶，圖見《景德鎮出土明初官窯瓷器》頁302-3編號121 (臺北：鴻禧美術館，1996)。元代甘露瓶之器足不作外撇，或許正是為了像安徽供瓶般配以座子展示，但前述出土永樂瓶與本拍品之器足均明顯外撇，使之更易安放穩妥。較諸元代近似之作，明初瓶形更修長曼妙。景德鎮古墓出土文物中，也有一例器頸殘破的民窯青花甘露瓶，斷代為宣德至正統年間，圖見《中國陶瓷全集19：景德鎮民間青花瓷器》編號12 (上海：1983)。北京故宮博物院有一例定年成化的青花甘露瓶（圖二），其形制、紋飾均與本拍品大同小異，詳見《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35：青花釉裏紅 (中卷)》編號1 (香港：2000)。
南京博物院藏一例珍罕的近似康熙青花瓶，其器頸凸棱較淺，圖見《清瓷萃珍：清代康雍乾官窯瓷器》編號17 (南京博物院及香港中文大學，1995)。乾隆年間燒造的甘露瓶似乎數量較多，傳世品中有數例飾釉上礬紅彩：一者為南京博物院藏，圖見該館出版的《中國清代官窯瓷器》頁225 (上海：2003)；其二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珍藏，圖見《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頁161編號IV-32 (臺北國立故宮，2002)；另一例甘露瓶亦屬南京博物院藏，惟其器口外撇，凸棱偏圓，繪釉下青花及仿鬥彩釉上琺瑯紋飾，圖見前述著作《清瓷萃珍》編號103。乾隆皇帝對此類甘露瓶情有獨鍾，就此可證諸郎世寧與丁觀鵬所繪《弘曆觀畫圖》（圖三），畫中案上有一件近似的紅花白地甘露瓶，其側有若干宋代、明初陶瓷及青銅器，圖見《The Qianlong Emperor - Treasures from the Forbidden City》頁109編號57 (愛丁堡：蘇格蘭國立博物館，2002)。
清宮對青花甘露瓶亦青睞有加，倫敦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藏宮廷畫作《古玩圖》便是最佳例證，畫中描繪了1729年雍正年間一批宮廷珍玩，其中便有一件青花甘露瓶的身影，此圖局部 (但不含前述畫面) 載於《盛世華章》頁254-255編號169 (倫敦：皇家藝術學院，2005)。尤須一提的是，《清宮瓷器檔》兩度提及宣德青花甘露瓶。頭一筆是乾隆三年 (1738年) 的記錄：「三十日，司庫劉山久、七品首領薩木哈、催總白世秀來說，太監高玉交宣窯甘露瓶一件。傳旨：著配一座。欽此。」第二筆載錄於乾隆三十年 (1765年)：「[八月]十三日，太監胡世傑交宣窯青花白地甘露瓶一件（隨紫檀木座）……傳旨：著交造辦處帶往京城，歸入隨手雜物件。欽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