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BLO PICASSO (1881-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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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羅·畢加索 (1881-1973)

側臥裸女與音樂家

細節
巴布羅·畢加索 (1881-1973)
側臥裸女與音樂家
油彩 瓷漆 畫布
50 x 61.1 cm. (19 5⁄8 x 24 1⁄8 in.)
1967年3月24日作
款識:Picasso (左下) 24.3.67. I (畫背) 24.3.67 (內框上)
來源
巴黎 Louise Leiris畫廊
巴塞爾 貝耶勒畫廊 (1968年5月購自上述畫廊)
瑞士 私人收藏 (1968年8月購自上述畫廊)
巴塞爾 貝耶勒畫廊 (1975年11月購自上述來源)
法國 私人收藏 (1985年8月購自上述畫廊)
1998年12月9日 倫敦 佳士得 編號703
私人收藏 (購自上述拍賣); 2019年5月14日 紐約 佳士得 編號389
私人收藏 (購自上述拍賣); 2021年6月8日 香港 富藝斯 編號29
現藏者購自上述拍賣
出版
1972年 《Pablo Picasso, Oeuvres de 1965 à 1967》 C. Zervos著 第25冊 巴黎 編號314 (圖版,圖號137)
展覽
1977年9月-11月「Picasso」馬德里 Juan March基金會 編號 30 (圖版); 此展覽還在以下地點展出 1977年12月-1978年1月 巴塞隆納 畢加索博物館
1981年4月-7月「Picasso: A Centennial Selection」巴塞爾 貝耶勒畫廊 編號 59 第119頁 (圖版,第92頁)
1981年11月-1982年1月「Pablo Picasso: Bilder, zeichnungen, plastiken」維也納市政廳 編號72 (圖版)

榮譽呈獻

Emmanuelle Chan
Emmanuelle Chan Co-Head, 20/21 Evening Sale

拍品專文

“藝術不應是視覺的錯視,應是心靈的錯視。”——巴布羅·畢加索

藝術不應是視覺的錯視,應是心靈的錯視。巴布羅·畢加索《側臥裸女與音樂家》創作於1967年3月24日,以戲劇化且精湛的筆法重新詮釋了巴布羅·畢加索最具代表性的主題之一——創作者與裸女的浪漫邂逅。主題致敬古典大師的同時,畢加索以鮮活筆觸與豐沛質感,為經典題材注入新生。這幅畫曾與《與貓嬉戲的側臥裸女》(1964年作,貝耶勒基金會藏)以及其他現藏於世界頂級博物館的傑作一同於1977年巴塞羅那畢加索博物館的「畢加索」特展中展出。 《側臥裸女與音樂家》體現了藝術家畢生的信念:繪畫必須富有生命力——既能借鑒過去又不為其所縛,既能傳遞愉悅又敢於直面死亡,更能將古老傳統轉化為嶄新奇觀。

整個1960年代,畢加索反覆探索畫家與模特兒之間複雜微妙的動態關係——這個主題長期為他提供了一個思考慾望、創作權力與藝術行為的場域。它呈現出西方藝術中根深蒂固的權力結構縮影:畫家居於指揮與掌控的位置,模特則成為依循畫家意志而被研究與轉化的客體。

然而在本作中,傳統畫家形象已被音樂家取代;隨著主角的轉換,這種權威結構雖未被顛覆,卻已受到挑戰。身著華麗巴洛克服飾、手持弦樂器的音樂家,正為斜倚女子演奏。裸體模特慵懶而臥,神情自若,彷彿在沉浸周遭氛圍,而非為觀者展示自我。觀者所見不再是畫室中的工作場景,而是如詩如畫的田園夢境。最終呈現的,是充滿浪漫情調、甚至略帶慵懶的親密感與感官魅力。

自張力收斂為寧靜,畫家到音樂家的轉換更將此畫置於深厚的歐洲藝術脈絡之中。它呼應了提香那充滿感官魅力的、與肉體及音樂相伴的傳統,尤其體現在《維納斯與音樂家》系列中。提香畫作中的維納斯自信地擺出姿態,對音樂家的存在漠然置之;而本畫作中的裸體女子則如飄然入夢般倚臥,靜靜品味樂師溫柔的陪伴。她身體的誇張扭轉與多視角的奇妙組合,令人聯想到讓-奧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爾《大宮女》與迭戈·委拉斯奎茲《鏡前的維納斯》的重新詮釋,但其風格卻鮮明地體現了立體主義的特徵。

在畢加索漫長的藝術生涯中,斜倚的裸女既是其藝術語言中長期的核心主題,亦是其風格變遷的風向標。從早期稜角分明的造型探索,到後期豐腴觸感的重新詮釋,女性身體為畢加索提供了變化無窮的表達語彙,藉此宣告嶄新的繪畫語言。正如《側臥裸女與音樂家》所展現的,裸女主題成為身體重塑的場域——依循慾望、記憶與繪畫創造的需求而改變外在的形貌。

畢加索對於藝術大師們的理解豐富而細膩。他對委拉斯奎茲、安格爾、倫勃朗和馬奈等人熱切崇拜,創作出的作品既有直接挪用,也有間接呼應。尤其在1954年,亨利·馬蒂斯——畢加索摯友與對手——去世之後,這種與早期大師的對話更加深入。畢加索如此直接地與這些前輩藝術家建立聯繫,並非僅僅是在引用藝術史;他是在檢視藝術史,以其晚期風格衡量歷史中的多重表現形式,並以自己的方式展現藝術的延續性。

《側臥裸女與音樂家》最引人注目的特徵之一,在於其大膽而充滿動作感的創作手法。畢加索巧妙營造出厚重顏料堆疊的區域,與刻意留白的底層形成鮮明對比。筆觸本身成為敘事載體:畫布表面並非展示的窗口,而是藝術家運筆軌跡、繪畫抉擇與創作迫切性的忠實記錄。

這種坦率的筆觸與畫作的情感基調密不可分。一方面,充滿活力的筆觸傳遞出蓬勃朝氣——對繪畫、音樂、浪漫和感官遊戲的渴望。另一方面,它又暗示著某種更深層的存在主義思考。 1960年代末,畢加索對死亡的意識異常敏銳:朋友和同儕相繼離世,他自己的青春世界也逐漸消逝在記憶深處。畢加索以更迅疾和熾烈的創作回應著這一切。畫作充滿活力的筆觸彷彿是一種反抗——堅定宣告繪畫仍是當下發生的事件,是進行時的對峙而非回顧性的總結。畢加索始終是一位顛覆者,不斷挑戰既定的品味與期待。這幅畫的力量在於矛盾的交融:寧靜與大膽、浪漫與躁動、歷史經典與當代創新。這個根植於歐洲繪畫數世紀的經典主題,經畢加索之手,化為思索創造、慾望與不朽之道的媒介。

引言:引自羅伯特·德諾斯《論畫家文集》(巴黎,1984年),轉引自《畢加索傑作:巴黎畢加索美術館收藏》(巴黎,2014年,第1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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